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已下御笔“朕既举（一作‘群’）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气识（一作‘宇’）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疾，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则惟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暗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 按此行原本在“庆元二年戒饬场屋”标题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误。
今易置于此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原注：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为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遗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谨氏苦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
科举为党议发策 按此行原本在“庆元二年戒饬场屋”标题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误。
今易置于此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原注：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为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遗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谨氏苦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