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zb.trxw.gov.cn/epaper/trrb/html/2017/01/07/06/default.htm
从小说的“道具”谈起
——读乔叶中篇小说《打火机》
非飞马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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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的“道具”谈起
——读乔叶中篇小说《打火机》
非飞马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
中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一个物品在故事中出现时，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变成了磁场的一个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在阅读乔叶的中篇小说《打火机》时，我充分意识到，卡尔维诺这句话简直就是个真理。《打火机》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偷情故事，但乔叶避开了传统的套路，用别开生面的手法将一个烂俗的题材写得一波三折、新颖别致、荡气回肠。我以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就与小说所使用的“道具”打火机脱不了干系。
初看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乔叶将这部中篇取名为“打火机”，但认真思索就立即看出了端倪。咋一看，打火机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个类似于小摆设的物件，然而，只要你用心审视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打火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对助推情节发展、让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得以突破的关键点，同时也是结构整篇小说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机器上连接关键部位的螺丝钉。“打火机”作为男性生活的标志性物品，它充满着诸多象征或者暗示的意味。打火机除了可以点烟，它还可以点燃生活或者情感。在小说中，打火机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女主人公余真十六岁以前，那时她是个小太妹、坏孩子，她拥有几乎所有坏女孩具备的叛逆，抽烟喝酒旷课无所不为，兜里装着打火机也就不稀罕了。但是十六岁的那年的一天晚上，醉酒的余真回家在巷子里被人强奸了，从此改变了她的性格，她不仅收敛了疯丫头的性格和叛逆，表现得如一个乖孩子，而且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还拥有了貌似幸福的家庭和不错的工作，家庭和事业看上去都蒸蒸日上。作为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余真意外地拥有了一个到北戴河休假的机会，就是这次休假，她碰到了她们系统权力最高者——一个很坏的“厅长”，让她心中隐藏多时的“坏”再次得以展露，于是“打火机”又接连两次出现。一次是她和厅长夜间聊天调情时，她问厅长用什么牌子的打火机，一次是她和厅长欢爱后，厅长将打火机遗落在她的房间里。
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我惊异于乔叶讲故事心态的冷静和收发自如的气度。她不仅对女性心理和调情氛围有着独到的叙述表现能力，而且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叙事节奏有着超出寻常的掌控力。从女主人公余真与大她两轮的男厅长在度假中心见面的那刻起，乔叶就让故事不停地荡漾起情感的波澜。乔叶并没有像灰姑娘遇到大灰狼一样的模式来构建情节，而是立足于“坏”，两个“坏”的人相互挑逗、相互算计和相互勾引。余真表面上看起了似乎有几分稚气未泯，她翻墙进门取钥匙的细节，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略有一点点顽皮而已，但是在拥有众多“绯闻”的厅长的目光下，却不仅仅是顽皮，而是窥出了深层次的“坏”。作为结婚四次而今依然拥有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传言的厅长，他在余真面前并未隐藏他的“坏”，而是一开始就展现出他的邪恶眼光和别有用心。他制造一些与余真“偶然”的巧遇，不过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作为系统的最高领导厅长和一个猎艳高手，他恰当地使用了权力赋予他的独特魅力——他居心叵测地请余真帮忙选泳衣，不过是为了后来去海边浴场做准备；他在户外散步的时候看到余真在路边小解，而自己也利用小解来试探余真的接受能力，从而得到对余真准确的判断；他与同志们一起就餐，并不是为了“与民同乐”，而是利用大家对他的尊敬和趋炎附势带来的“气场”引诱余真饮酒。而余真饮酒以后，他在电梯里、在房间里对他进行了看上去有些“破格”的性骚扰，他甚至在房间里脱掉了余真的上衣，从而探清楚了余真的心理。通过步步为营地设计，而余真也对厅长的“坏”知根知底，她明知道他在引诱自己，明明心中有着对家庭、对丈夫的愧疚，却无法管住自己。在休假最后的一天，厅长欲擒故纵，故意冷落了余真，而余真似乎管住了自己，她不接电话，甚至对他有了几分厌恶。我们似乎看到余真就要逃离了厅长的“魔掌”，但是就在那天吃过晚饭，厅长却一直尾随着她，随她进了电梯，在要求开门进屋的瞬间提出了“强暴”这个词，激起了余真十六岁的那次经历，同时也激起了余真心理对小时候的“坏”以及强奸带来的恐惧和渴望，余真哭出了埋藏心底里多年的压抑，同时也将自己心底里的“坏”完整地释放了出来。
当然，从某个角度看，乔叶这部小说似乎缺少了点理性的批判和道德的拷问。然而，作家不是道德家，小说不是社论，我以为，正因为乔叶没有带着狭隘的世俗眼光和刻意的道德偏见来写小说，才使得小说的格局更加开阔、内涵更加丰富，才使得这篇小说没有陷入俗套，才使得这是一篇真正写人的小说——它真正写出了人的丰富性和人的独特性。仅凭这些，乔叶和她的小说就值得让我们肃然起敬！
初看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乔叶将这部中篇取名为“打火机”，但认真思索就立即看出了端倪。咋一看，打火机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个类似于小摆设的物件，然而，只要你用心审视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打火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对助推情节发展、让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得以突破的关键点，同时也是结构整篇小说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机器上连接关键部位的螺丝钉。“打火机”作为男性生活的标志性物品，它充满着诸多象征或者暗示的意味。打火机除了可以点烟，它还可以点燃生活或者情感。在小说中，打火机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女主人公余真十六岁以前，那时她是个小太妹、坏孩子，她拥有几乎所有坏女孩具备的叛逆，抽烟喝酒旷课无所不为，兜里装着打火机也就不稀罕了。但是十六岁的那年的一天晚上，醉酒的余真回家在巷子里被人强奸了，从此改变了她的性格，她不仅收敛了疯丫头的性格和叛逆，表现得如一个乖孩子，而且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还拥有了貌似幸福的家庭和不错的工作，家庭和事业看上去都蒸蒸日上。作为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余真意外地拥有了一个到北戴河休假的机会，就是这次休假，她碰到了她们系统权力最高者——一个很坏的“厅长”，让她心中隐藏多时的“坏”再次得以展露，于是“打火机”又接连两次出现。一次是她和厅长夜间聊天调情时，她问厅长用什么牌子的打火机，一次是她和厅长欢爱后，厅长将打火机遗落在她的房间里。
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我惊异于乔叶讲故事心态的冷静和收发自如的气度。她不仅对女性心理和调情氛围有着独到的叙述表现能力，而且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叙事节奏有着超出寻常的掌控力。从女主人公余真与大她两轮的男厅长在度假中心见面的那刻起，乔叶就让故事不停地荡漾起情感的波澜。乔叶并没有像灰姑娘遇到大灰狼一样的模式来构建情节，而是立足于“坏”，两个“坏”的人相互挑逗、相互算计和相互勾引。余真表面上看起了似乎有几分稚气未泯，她翻墙进门取钥匙的细节，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略有一点点顽皮而已，但是在拥有众多“绯闻”的厅长的目光下，却不仅仅是顽皮，而是窥出了深层次的“坏”。作为结婚四次而今依然拥有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传言的厅长，他在余真面前并未隐藏他的“坏”，而是一开始就展现出他的邪恶眼光和别有用心。他制造一些与余真“偶然”的巧遇，不过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作为系统的最高领导厅长和一个猎艳高手，他恰当地使用了权力赋予他的独特魅力——他居心叵测地请余真帮忙选泳衣，不过是为了后来去海边浴场做准备；他在户外散步的时候看到余真在路边小解，而自己也利用小解来试探余真的接受能力，从而得到对余真准确的判断；他与同志们一起就餐，并不是为了“与民同乐”，而是利用大家对他的尊敬和趋炎附势带来的“气场”引诱余真饮酒。而余真饮酒以后，他在电梯里、在房间里对他进行了看上去有些“破格”的性骚扰，他甚至在房间里脱掉了余真的上衣，从而探清楚了余真的心理。通过步步为营地设计，而余真也对厅长的“坏”知根知底，她明知道他在引诱自己，明明心中有着对家庭、对丈夫的愧疚，却无法管住自己。在休假最后的一天，厅长欲擒故纵，故意冷落了余真，而余真似乎管住了自己，她不接电话，甚至对他有了几分厌恶。我们似乎看到余真就要逃离了厅长的“魔掌”，但是就在那天吃过晚饭，厅长却一直尾随着她，随她进了电梯，在要求开门进屋的瞬间提出了“强暴”这个词，激起了余真十六岁的那次经历，同时也激起了余真心理对小时候的“坏”以及强奸带来的恐惧和渴望，余真哭出了埋藏心底里多年的压抑，同时也将自己心底里的“坏”完整地释放了出来。
当然，从某个角度看，乔叶这部小说似乎缺少了点理性的批判和道德的拷问。然而，作家不是道德家，小说不是社论，我以为，正因为乔叶没有带着狭隘的世俗眼光和刻意的道德偏见来写小说，才使得小说的格局更加开阔、内涵更加丰富，才使得这篇小说没有陷入俗套，才使得这是一篇真正写人的小说——它真正写出了人的丰富性和人的独特性。仅凭这些，乔叶和她的小说就值得让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