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缘起

2021-09-02 16:57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311967407

我的写作缘起 ----《南渡北归》正体字版序

王汎森、吕芳上、李亦园、南方朔、陈永发、黄克武、杨照、温洽溢
联袂推荐

文／岳南

经过几个月的纠结，《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简体本，终于赶在今年五一节前的4月26日出版。这一天，清华百年校庆宏大光亮的序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所有关注《离别》命运的人得到书已出笼的消息，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南渡北归》三部曲已经出齐并上市销售，而海峡对岸的时报出版公司也将推出正体字版《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离别》，并邀我写一篇小文谈谈创作心路，让台湾读者对写作背景有一大体了解，我想这或许是有必要的。
记得二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与杨仕女士合作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正在出版社发排。正如台湾读者后来看到正体字版所了解的那样，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写的是位于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之一——定陵地下宫殿深埋四百年后重新面世的故事。无论是历史上的大明王朝、万历皇帝，还是现代考古人员的发掘经历，其中的曲折动人与悲伤哀戚，让读者好生一番感慨。自这部书问世始，我在后来的十几年间又陆续撰写了一批大陆地区考古发现和发掘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部分已在台湾出版，读者或许见到并给予了热情的批评。

1956年，考古队员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区，打开明代定陵地下玄宫金刚墙

埋葬明代万历皇帝、皇后的十三陵区定陵地下玄宫打开后情形

我想说的是，在撰写这批以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为主、历史背景为副的纪实著作的时候，从考古人员言谈话语和查阅的文献中，渐渐知道了一些光辉的名字，这便是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劳干等等考古历史界前辈和大师，而这些恰恰是被当局蓄意遮蔽掩盖，几近消失的伟大学人的名字。因了这些名字闪耀的光亮，我窥探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兴起转合，对他们当年建立的功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一窥其秘的欲望。在搜集有关材料和阅读中，我惊诧于这一批天才人物所建立的不朽之盛业，亦对他们个人的经历以及思想波澜，甚至爱恨情仇大感兴趣。于是便有了写一部二十世纪学术大师情感命运之书的构想。经过八年的采访与写作，当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叙永，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流亡，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四川宜宾李庄古镇近影

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日愈艰难，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个高度和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抗战开始后，有党国大员提出南迁的大学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但胡适等人竭力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必须按部就班地把大学教育办下去，且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来实施。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日寇的轰炸之下，南渡学人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以延续文化的薪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正是这种紧毅刚卓的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
遥想1938年6月，国民政府战事不利，日本大军沿扬子江一线由东向西节节推进，时流亡到云南蒙自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伤感地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想不到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之由来。

在昆明上课的国立西南联大师生

抗战期间流亡西南之地的部分知识分子精英

然而，民族的抗战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巨子不得不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无奈地作出人生决择，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汪[钱+竹]、俞大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并不是我的发明和哗众取宠，实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回顾历史，瞻念未来，除了掬一捧怀想的热泪于逝者灵前，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