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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2024-06-15 16:1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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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南渡北归》读后记
作者：岗日僧革

近些年来，只要有人和我聊起时下的各种社会问题，我都会竭力向他们推荐岳南先生的书 《南渡北归》。其实，《南渡北归》是一部写民国初到49后中国的一批学术大师纵跨70余年人生起伏、命运跌宕的传记类作品，书中用大量经过严谨考证的史料和图片，“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岳南先生历经千辛万苦，从浩若烟海的历史尘埃中层层打捞，“批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扭曲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历历旧事如在眼前，读毕不由让人扼腕浩叹：“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按说，这样一部史实类传记文学作品，跟眼下的社会并无什么关联，岳南先生并未有半点涉及对时政的议论与评判。但是，书中大量历史事件的鲜活再现，却不由得不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这样？政权鼎革几十年来，到底做了些什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那些刚刚过去的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时至今日依然要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事件讳莫如深或者百般遮掩迴护？几十年单向价值观的教育灌输，让今天的中国人基本成为生活在“现在”时间概念下的盲人，我们对自己的来处、所在、将去均无所知。极而言之，就是一个衣冠楚楚、行尸走肉的族群。
没有真实的历史认知，不会知道前行过程中的正邪，就不会主动去纠偏。一个连基本价值观都混乱的社会，又怎能去建构合理的伦理秩序？世间万象，一脉相承，因果报应。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南渡北归》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史诗级
的作品！它告诉了我们一段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而且铭记于心的真实的历史。它让我们知道，即便在民族存亡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依然有那么多不灭的星火，播撒在风雨飘摇的故国大地，为这个民族照亮荆棘遍布、坎坷不平的前行之路。但是令人玩味的是，有传言在前几年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这部作品得了零票。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南渡北归》三部曲，书影
我知道这部书，得益于2012年间大学同窗好友蔡育坤教授的鼎力推介，他嘱我一定好好读读。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逐字逐句看完这部厚厚三大本、169万余字的煌煌巨著（新版增加了更多内容，约200多万字）。捧读期间，我多次被岳南先生钩沉出的陈年旧事感动得欷歔哽咽，呛然涕下。掩卷多年至今，只要想起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依然让我心潮起伏，情难自抑。如果说，我的三观正式开始转变，真正开始思考一些跟民族、国家、社会、生存有关的问题，即是自《南渡北归》始。
近些年来，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以及微博里有很多对民国学术人物的介绍的文章，包括对江山易帜后留在大陆的学者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描绘的文字，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大多都是从《南渡北归》书中脱稿而来。由此可见，这部书里讲述的那些历史故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公众渴求了解历史真相的心理十分强烈。植根于人性深处和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正义感，始终都是构筑人类社会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
岳南先生的这部巨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一、二、三部。重点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在烽火弥漫中艰难跋涉从敌占区流亡西南，抗战胜利后回归久违故土家园，未几因为内战又起，出于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自此海峡两岸遥天相望，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所经历的命运巨变。书中还上溯1911年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校后，校方延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以及李济组建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个半”导师团队和1899年，时任光绪朝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因疟疾在中药中发现药材“龙骨”上的类似篆文刻痕，从而追本溯源找到带字甲骨确立了甲骨文研究学说，再而从殷墟发掘建立了中国考古领域的田野调查学术研究方式等历史，对近代中国的学人、学界、学术、学说进行了回顾和描摹。可谓是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再现的宏伟群雕。这部书的书名，来自1938年6月陈寅恪先生在位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分校任教时做的一首诗《南湖即景》。诗云：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要让我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这部巨著，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南渡北归》的内容实在太宏阔了，囊括的历史事件太多，且件件史实都震撼人心，刷新我们的既有认识。我想我只有撷取几叶，给尚未读过该书的朋友起个引子，希望你能有机会亲自通过这部书去了解你之前并不了解甚至是严重误解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南渡子规犹啼血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1937年的华夏，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的酷暑，似乎比任何一年都更加难耐，空气中涌动的燥热，席卷的不仅是大地，还有人心，哪怕只要一点点的星火，都将引燃整个世界，国人都在竭力避免着一些事态的发生。不幸的是，这一年的7月，这个火星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被点着了。瞬间，现代史上一场血腥的战争灾难，再次笼罩了这片近代以来愈加悲苦深重的大地。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壮举自此拉开帷幕。
战端一开，生灵涂炭。而日军尤其阴险卑劣的是，他们一开始便把战争的目标，牢牢锁定在平津地区的几所著名高校上，企图首先从精神上彻底征服华夏民族。自7月末以极为猛烈的炮火首先摧毁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南开大学以后，其它如北大、燕大、清华等高校便岌岌可危，校园上空硝烟密布，灭顶之灾如悬在头。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作者 岳南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当时学界的绝对大腕，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联名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在战区沦陷的高校迁往内地办学。是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闻此讯，平津地区各高校师生立即开始仓促内迁——“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 （岳南语）。
随着战事日紧，国军节节败退，战线不断向南、向西扩展，长沙和西安也迅速笼罩在炮火之下，在此办学已无可能，华夏之大，却也摆不下一张书桌了。刚刚到达这里的一大批师生，不得不再次收拾行囊避往西南，继续分头选择尚能暂且容身之地。于是，从上海出发南迁辗转越南、广西的同济大学，和从北平南下经云南昆明、广西桂林等地又向北折返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殊途同归，最后选择了停留在四川宜宾的长江水陆码头李庄，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永、金岳霖、李济、董作宾等名震天下的学术大鳄们在此度过了六年多艰难而又相对安宁的岁月（关于这一段历史，拙文《长江东逝无语，大师魂兮归来》曾作专门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前翻一读）。而另一支以北大、清华等校师生为主的长沙临时大学的人员约一千多人，分成水路、铁路、陆路三路赶赴云南，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第三路的300多名师生，在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的带领下，以“湘黔滇旅行团”的名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湘参议黄师岳中将亲任团长带兵护送，一路步行，跨湘江、越苗岭，经湘西进贵州到云南，夜宿晓行，一路泥泞，历经68天，跋涉1600余公里，终于抵达昆明。行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专门照会沿途地方势力，告知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请各帮派大佬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沿途百姓也多有照顾。故此行虽然关山迢遥，艰难异常，但却无一人掉队、失踪。已在昆明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组织先期到达的师生在昆明圆通公园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师生整齐列队，黄师岳中将逐一点名完毕，将人员名册庄重移交给梅贻琦校长。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为辉煌、最为卓越、最为独特、最为传奇，足可彪炳千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正式建立，并选定以“刚毅艰卓”四字为校训，一群有着深厚国学功底，以及近代历史上率先留洋、从欧美国家留学归来的学术大师们，以飞蛾扑火般的精神，为民族文化续命接脉、薪火播传的史诗级壮举，在西南高原的土地上开始演绎。
想象一下，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啊！一个个丰碑般的名字，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沈从文、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朱光潜、赵九章、叶公超、吴大猷、吴有训、曾昭抡、周培源、张奚若、金岳霖、陈岱孙、费孝通、李方桂、刘文典、陶孟和、姚从吾、潘光旦、汤用彤、李济、吴宓、王力、钱穆、夏鼐、穆旦、贺麟、冯至……那些中华民族不世出的大师们，和当年就读于此、日后名闻天下的知名校友如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朱光亚、汪曾祺、殷海光、任继愈、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何泽慧、何其芳、彭佩云、宋平…..在战火纷飞岁月的天空中如群星闪耀，在一排排临时造就的简陋教室里，一间间破败不堪的农舍里，一个个防空洞里，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声里，一边是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一边是声若洪钟的讲授，千百年来人类不断创造、积累的知识和文明成果，如一股股清泉不断滋润进一个个聪沛的心灵。这些被充盈起来的灵魂，然后又带着自己的使命，去创造了更多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人类自身的进化和进步，概由此途。中华民族多次在国破人亡的危急关头，依然挺立不倒，亦概由此种精神力量为支撑。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办学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热映电影《无问西东》，便取材于此。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因昆明城内房舍紧张，在云南的蒙自还设有一个分校，主要安置文法学院等机构，陈寅恪、吴宓、钱穆、冯友兰、闻一多等大名鼎鼎的教授借居于此，旰食宵衣，朝乾夕惕，历时约半年，在这个边陲小镇授业传道，励精治学，师生间诗文唱和，相伴而行，且利用一间洋行一楼的房间，开办夜校，启发民智，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佳话。
除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前面述及的李庄同济大学之外，内迁云南澄江的有中山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的有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璧山的有唐山工学院，贵州贵阳的有湘雅医学院、遵义的有浙江大学、榕江的有广西大学，四川乐山的有武汉大学、泸州的有国立艺专、绵阳三台的有东北大学、成都华西坝的有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陕西汉中城固的有西北联大（包括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天津北洋工学院）等，总计先后有106所高校因战事内迁。
北望故国烽火连天，借厝他乡的书生们衔命传灯，弦歌不辍。这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是几千年来历经沧桑而族魂不灭的有力昭示，是即便在遭遇无数次最猛烈的戕害依然未被摧毁的顽强生命力的展现，是至今我们身边仍有很多不顾自身安危、为人间正义而奋力抗争的现代精卫鸟们不屈精神伏脉千里的基因传承。
宋人文天祥曾有诗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真是神一般的预言，千年前便为南渡的大师们精准地画了像。

北归春风唤不回

抗战结束，烽烟又起。
造化弄人。民国的大师们在极端艰难的岁月里凭着一种坚韧的信念作支撑苦捱，终于等来了正义的胜利，本以为可以就此回归书斋、潜心治学，夺回颠沛流离中失去的学术光阴。未想外辱甫弭，国共两党争端即白热化。面对外族凌辱同仇敌忾的知识界，此时却不得不痛苦地面对选边站队。纵使聪慧过人、中西贯通、无所不知的大师们，面对如此局面，大多也“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不愿看到同室操戈、山河再碎、生灵涂炭的悲剧再现，却是一致的共识。部分有识之士以九死其尤未悔的态度，斡旋于两党之间，力图避免内战。但历史岂是几个读书人凭一己之意气可以扭转改写？如何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做好自身的选择，才是读书人应有的务实之举。此后分留两岸的学者们各自的人生际遇，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南渡北归》书影
抗战结束后，胡适圆满完成了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的历史使命，荣归故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此前傅斯年代理校长期间所做工作的铺垫下，倾心打造一所新北大。当他的治校计划还未全面推开，新的抉择却急迫的摆在了他的面前。“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其拉拢、争夺行动。”（岳南语）面对昔日弟子、早已弃清华教职秘密潜入解放区、如今已是中共红人的吴晗派来的说客，胡适冷冷地回敬到：“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之后更是抛出了著名的“胡式三段论”——“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毅然拒绝了投靠中共。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南渡北归》书影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傅斯年曾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和黄炎培、章伯钧等5人一同飞赴延安，为促进两党和谈、避免内战寻求契机。在延安期间，傅氏等人得到了中共高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高岗、陈云等的亲切会见和宴请，并被安排座谈、考察、交流。作为北大曾经最出名的学生（傅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总指挥），与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傅、毛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共同的“北大岁月”，因此情结，傅得“殊遇”与毛单独在窑洞里长谈一晚纵论天下，事后毛还专门手书唐人咏史诗赠傅留念，即著名的“刘项原来不读书”条幅。当毛陪同傅等参观杨家岭中共大礼堂，看见各处向毛呈现的密密麻麻的锦旗时，傅斯年忍不住讽刺地赞到：“堂哉！皇哉！”并鄙视同去的黄炎培之流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 “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讥讽他们“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回到重庆后，他向友人公开表示对中共和苏联的反感，认为当时的延安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当他看到国统区的很多青年学生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失望而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芒刺在背，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会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短短数语，表明了他洞若观火的认知和清醒明白的态度（有关傅斯年先生和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更多的故事，可翻阅拙文《长江东逝无语，大师魂兮归来》）。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伤离别》书影
胡适和傅斯年都选择了去台湾，一个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个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两人最后都“归骨于田横之岛”，身后事均备极哀荣，“赢得身前身后名”，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赞誉。胡适那以打麻将、推牌九为一生之专长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望着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甚是感动，流着热泪对大儿子胡祖望说：“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儿上，不容易哟！”

蒋介石给胡适先生的挽联是：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给傅斯年先生的挽联是：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而令人欷歔的是，刚从美国归来，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而自愿留在大陆的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胡适为怀念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老师、哲学大师杜威而为其专取此名），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公开声明与胡适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痛批其父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身在美国的胡适深受打击，但他不认为那是儿子的真心话，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但即便胡思杜如此披肝沥胆地向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也依然没有逃脱被惩罚清算的悲剧命运。1957年9月，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批判后，年轻的思杜终于心理崩溃，在他工作的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大）马列部“畏罪上吊自杀”，年仅36岁。而至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了。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南渡北归》书影
其他如梅贻琦、董作宾、李济、姚从吾、台静农、高去寻、屈万里、毛子水等去台学人，后半生皆得以安心治学并得善终。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
我们看看那些最后选择了留在红色大陆的大师们，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生于长沙，是清末重要维新人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号称清末“四公子”、著名诗人陈三立的三子，幼承庭训，打下极为良好的国学基础，少年时即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后回国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再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梵文和巴利文。陈寅恪天资聪慧，而且勤奋好学，熟练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1926年，他结束16年的海外游学的经历，被刚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为国学导师，以37岁且无博士学历之身，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执掌这个名重天下的学术机构，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的“四大导师”之一。之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长期在西方顶级大学学习，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善于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精辟成果，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被誉为“300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胡适语），“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语），也是第一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的中国人，并被授予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其主要学术研究成果《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世所倚重。陈寅恪博学多才，擅写古体诗，尤擅用典，国学修养不够的人，很难领会其诗的意旨。他评价中国人“上诈而下愚”，可谓见识深邃，一针见血。陈寅恪先生最为著名的话语，则是他为沉湖自殁的王国维书写的光照千秋的悼念碑文中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短短十个字，道尽了学术研究的真谛，为天下有良知的学人所共范！

抗战爆发后，陈父三立先生为抗议日军侵华，义愤绝食而亡。陈寅恪带领家人颠沛流离，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蒙自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香港等处任教做研究。在成都华西坝时，曾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故居》：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1948年底，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在清华园任教的陈寅恪携家离校入城避难，并与胡适夫妇一起，于万分紧急中登上国民政府派来执行“学人抢救计划”的专机飞赴南京，然后悄然转赴上海，一个月后，陈氏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台，而是携家转赴老同事陈序经任校长的广州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任教，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由此开始了后半生惨不忍睹的悲惨命运。

对于陈氏这样在学术界声名显赫和拥有不可撼动地位的大学问家，不管哪门子政府，都不会忽视怠慢，新政权也不例外。北京城里的毛、周对陈的情况密切关注，主管文化和教育的陈伯达、郭沫若更是大费心机，非常识趣地安排陈做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亲任一所即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而此时在海峡对岸的傅斯年，依然多次致函陈寅恪希望其尽快赴台任职，并且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一职为其保留，直至其1969年去世才任命劳榦担任。而偏居岭南一隅的陈氏，不知何故始终没有对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

北京方面派出了陈氏昔日弟子、此时已经归顺中共专门研究“马列主义新史学”的汪篯专程前往广州游说。这位糊涂透顶的学生，虽然曾经跟从老师学到了一些皮毛知识，但显然没有学到老师的真传。当他不知天高地厚的对业师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说教时，陈氏勃然大怒，当场痛斥“你已不是我的学生！”将其逐出师门。并让其转告当局，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可以，但必须“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且要让毛亲授其书“以作挡箭牌”。他坚决地认为，“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氏如此傲岸的风骨，其结局如何，可想而知。而那位自以为有纵横士之才，主动请缨游说恩师的汪篯，后来在“文革”中不堪红卫兵的折磨，某夜在北大的家中喝下一瓶敌敌畏，于极端痛苦中哀嚎不已、以头撞墙、自杀身亡，年仅51岁，则又是另一段后话了。

其时年逾六旬的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且身体状况很差，备课全靠助手和妻子唐筼帮助，上课基本都在家里凭记忆给围坐身前的学生口授。席卷全国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右”运动，虽未直接触及其身，但来自学界高层的各种含沙射影的指责与批判，却一直如影随形，丝毫没有放过这位已经长卧病榻，在惶恐和惊惧中度日如年的老人。

“文革”开始后，一些善于揣摩上意的史学界同仁，包括个别曾经师从于他的学生，于此时机嗅出了特殊的政治投机气味，便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直扑而来，欲把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桶。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根本无力应对这排山倒海般的批斗，主动请辞教职，不再开课，唯求孱弱之躯尚能苟且于人世。1966年7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声浪席卷神州，中山大学也不例外，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身价陡涨被加封为“牛鬼蛇神”、“残渣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生活和医疗待遇被取消，工作助手被赶走，工资被停发，个人仅有的一点存款被冻结，随时被抬出接受群众批斗。其三个女儿全部被发配到偏远的干校和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家中仅剩两个残朽身躯的老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因没有收入来源，生计陷入绝境，夫妇俩给中山大学党委写申请书，请求恩准动用自己被冻结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存款，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但是这个最低的求生要求，竟然还是没有得到批准。不仅如此，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决心已定，奄奄一息的史学大师不知自己将面临更加残酷的折磨。陈家居住的小楼很快被大字报全部覆盖，远看如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造反派们觉得如此尚不过瘾，挥舞着棍棒皮鞭，呼喊着震天响的口号，把一张张大字报从屋外糊到室内的衣柜、床头，直至直接糊到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可怜一代大师瞬间被白纸黑墨所包裹。目睹此景，唐筼以无限感伤之情发出了“人还未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造反派们还对陈家进行抄家，凡屋内可拿之物无所不拿，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烂。翻箱倒柜发现唐筼祖上遗留下的一点点纪念性首饰也一把抓走，唐筼上前制止被一顿乱拳打倒在地。在彻底荡平陈家之后，造反派欲把目不能视、口不能语、身不能动的陈寅恪抬到学校大礼堂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幸被他早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冒死阻止，愿代替老师挨斗。站在“斗鬼台”上被百般羞辱的刘节教授在回答造反派“有何感想”的问讯时，慨然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未能在批斗台上接受羞辱的陈寅恪，并未逃脱被继续折磨的厄运。造反派为了验证其有惊人记忆力的传言，多次闯进陈宅，将其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未能背出或一句出错，便拳打脚踢，棍棒加身，辱骂其徒有虚名连文盲也不如。如此尚觉不够，造反派们更把几只大号高音喇叭吊至窗前檐下，甚至直接绑在陈寅恪的床头，一声令下，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和革命群众的怒吼之声便在屋内如风雷激荡，岂一个震耳欲聋可以形容！陈氏夫妇当即天旋地转，满床乱滚，双双心脏病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我们可怜的寅恪老每当喇叭一响，便被吓得小便失禁，尿湿裤裆。别说一代学林泰斗，就连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做人尊严，也荡然无存！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老俩口被扫地出门，被赶到学校一个四面透风的平房里。悲凉无助中，夫妇俩只有相对而泣，苟延残喘。已经虚弱得连进一口流食都很困难的陈寅恪，整天价躺在病榻上，深陷的眼眶不断流出浑浊的泪水。他自知来日无多，觉得几乎已经瘫痪的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更觉悲苦凄凉。怀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陈寅恪以他旷世的才学支撑着如游丝般气息的生命，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诗句，也是送给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发妻的挽歌——《挽小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0月7日晨5时30分，油尽灯枯的一代宗师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于极度伤感中撒手人寰，追随先夫而去。

呜呼！哀哉！痛哉！悲哉！述及此，余已不能敲击键盘也！

即便在如此凶险、艰难的环境中，瞽目膑足的陈寅恪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中，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惊人的毅力，在助手的帮助下，依然写出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煌煌大著。但这些著作，并非陈氏真正的学术心愿，其平生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是其毕生的学术追求。而其晚年的遭遇，使其夙愿难酬，这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史上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

叶企孙，上海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上世代为官，其父叶景澐甲午年举人，曾担任上海敬业学堂校长、清华学堂国文教员和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叶企孙在父亲的严格督导和教育下，从3岁就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百家姓》等发蒙读物，6岁时便能熟读《论语》、《孟子》、《大学》、《诗经》等典籍，小小年纪修得一身儒雅气质。

1911年，不满13岁的少年叶企孙被父亲送到“清华学堂”中等科读书，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1918年8月，时年20岁的叶企孙从清华高等科毕业，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两年后获理学学士，之后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教授进行实验物理研究，布里奇曼教授是实验物理的鼻祖，曾经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194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23年夏，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3月回到上海后，一番深思熟虑，叶企孙决定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1924年，叶企孙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25年8月被清华大学招回母校筹建物理系。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理学院，叶企孙出任第一任院长，一直到1952年，叶企孙在清华物理系任教将近30年的时间。期间曾随校南迁西南联大，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叶企孙接替傅斯年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日常工作，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又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9年前后，叶企孙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清华大学校务工作，因此，他也是实质上的历届清华大学校长之一。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叶企孙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对中国物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国人耳熟能详的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

叶企孙是一名无党派人士，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名单之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但他回绝了去台湾的安排，选择留在大陆，他相信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需要科学技术来推动国家进步，造福于一国人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他将为这个认识和选择，付出惨痛的人生代价。

1932年，一个叫熊大缜的上海青年成为了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英俊、聪明、上进，学业甚好，既是上海同乡且善解人意，在叶生病期间熊对老师殷勤照料，深得叶企孙喜爱，毕业后得叶企孙推荐留校任教成为叶的助手。193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熊大缜突然告诉老师自己要到冀中去，帮助八路军武装抗日。虽然不赞同学生此举，但事关抗日民族大义，叶企孙也只好同意。熊到根据地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组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的研制工作，并制作、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障八路军的军事通讯。看到这，大家应该知道了，当时根据地的小规模抗日活动中，不是靠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和民兵们土法炮制了地雷、手榴弹，军事情报也不是靠放羊的海娃拿着贴了三根鸡毛的信件在传递，而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在主持着这些事情。为了得到急需的材料和相关技术，熊大缜还化装打扮偷偷潜入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在听了熊对根据地的情况介绍后，叶企孙以一个科学家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对熊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担心，他认为熊单纯、热情，身边又没有可靠、相熟、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一语成谶，此后发生的事情被他不幸言中！1939年9月，熊大缜与180余名来自清华和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和汉奸，被秘密逮捕，全部脚镣手铐押往边区政府或延安，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有人“两手四肢全断”。一次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将熊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一块石头从背后猛击熊的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人，49后成为某省的主要领导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可想而知后来知道了实情的叶企孙的心情。他一直为爱徒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为其寻找平反昭雪的机会。可怎么也没想到，沉雪未昭，他自己却反遭祸端。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11月，叶企孙因熊大缜案牵连，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成为人民公敌。在一连串的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以及无休止的交代“历史问题”的凌辱折磨下，叶企孙一度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些因他而被调查的前同事、学生，有的坚持正义，为他仗义执言，还其历史清白，有的为求自保，落井下石，栽赃陷害。1968年4月，对叶企孙的审查升级，他被作为C.C.特务逮捕关押，在狱中受尽折磨，多次戴着脚镣手铐，衣衫褴褛，头发蓬乱地接受提审。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检讨、交代、坦白，在极度的恐慌与没完没了、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精神分裂症加剧。专案组掘地三尺最后也没有找到叶的“反革命”证据，最后只好将他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其实行“隔离审查”。在疯狂的红卫兵小将手中，叶企孙的遭遇更加悲惨，可谓“刚出监狱便入地狱”，在家常便饭般的棍棒拳脚伺候下，叶企孙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小便失禁，两腿肿胀，腰弯成九十度，成天趿拉着两头开洞的破棉鞋，在中关村一带大街上踯躅蹒跚，嘴里嘟囔着无人能听懂的胡言乱语的疯子，间或伸手向行人乞讨，“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此景延宕至1977年1月13日，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一生未娶、独自一人怀揣着无处申述的巨大冤屈的一代杰出大师叶企孙，终于在昏迷中撒手人寰，走完了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呜呼！此情不敢再追忆，回首已是40年！

曾昭燏（燏音玉），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很陌生的名字，但在中国的考古学界，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如日中天、无人不晓的名字。曾昭燏1909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乡，是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母亲是前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亲姑妈。曾昭燏兄妹7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长。如长兄曾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二兄曾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49后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三弟曾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著名书法家，二妹曾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林巧稚学生，三妹曾昭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四妹曾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兄妹中排行第三的曾昭燏，自幼在家受其母严格督导，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学，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学习，师从著名教授胡小石（近年来热演话剧《蒋公的面子》里面的三个原型教授之一），学业优异。1936年，在两个兄长的资助下，曾昭燏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并到德国国家博物馆开展考古实习，成为中国首位赴海外学习考古学的女性。1938年，取得硕士学位的曾昭燏本已被伦敦大学留校任教，但想到万里以外战火纷飞的故国，作为晚清名臣、中国人中人格道德集大成者的曾国藩的后代，流淌在血液里的家族基因驱使她毅然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辞行，决定回到兵荒马乱的中国，于国难当头之际选择了与灾难深重的家国托体同阿，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海龟”之一。

归国后的曾昭燏加入了从南京内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挥自己的学识，参加了云南大理、洱海境内的考古发掘，以及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和四川彭山江口一带崖墓的发掘工作，撰写出极高质量的考古报告与论文。1941年初，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从此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国家的博物馆与考古事业，为此，她终身未嫁。在此期间，她与考古学家李济合著完成了《博物馆》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博物馆基础理论的经典专著。曾昭燏不仅对考古、文物收藏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着相当的素养和水平。她填得一手好词，词意深邃，词藻美丽，写的散文也充满生活气息。她的书法风格浑朴、秀整，于雄浑中透出娟秀之气，有着强烈的金石之韵。

1948年底，国民政府将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装运去台湾，曾昭燏明确反对，和一些文化名人联名上书：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在他们的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终于又全部运回了大陆——我忽然想到，如果她能预知20年后事，想必绝不会如此坚持了吧？1949年，政权易手，中央博物院改称南京博物院，选择留在大陆的曾昭燏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据说，胡适抵台后曾问曾昭燏来了没有，听说她留在了大陆，颇感遗憾，叹到：“好可惜，好可惜，那是个人才啊！”

作为曾氏后人，曾昭燏生活十分节俭，她会将用过的旧信封反过来折好再次使用，平时粗茶淡饭，甚至掉在地上的饭菜，都会捡起来洗干净吃掉，穿衣、出行皆不讲究。可是对待工作和员工她却非常慷慨，把自己的稿费和存款，都用在了公务招待和接济困难职工上。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她带头捐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她从不占公家便宜，担任院长后，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本院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以身作则，不仅不玩古董，还把自己以前使用的清代茶具捐给了国家。
虽然身为院长，她却亲历亲为做好很普通的业务工作，南京博物院如今还存有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的藏品目录。

作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的职业女性，曾昭燏一生对政治都了无兴趣。但她不关心政治，却不意味着政治不会不关心她。新政权建立以后如疾风骤雨般的各种政治运动，一次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娇小柔弱的知识女性。业务精专而思想单纯的曾昭燏，对待每一次运动都是认真的，她努力地向运动的发起者反思、剖白、检讨，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坦诚，取得信任，获得通过，从而能安心地投身于自己的专业之中。

历史的吊诡在于，毛泽东曾经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而建国后，在他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国藩却成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他的思想是仅次于孔孟之道的大毒草，是地主阶层利益的最大代表，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个结论在我们今天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在当年却是大家不假思索的共识。了解上世纪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氛围的人都知道，家族里如有这样的先人，那后人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那是让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了，那绝不是“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就能轻松过关的了，即便脱几层皮，你也不一定就能自保侥幸过关。

因此，作为学术界重要人物的曾昭燏，她那曾经引以为豪的先人的名字，此时却如一朵巨大的乌云，随时笼罩在头，拂之不去，躲之不掉，让不谙世事又胆小怕事的她从此堕入如惊弓之鸟一般的生活中。无论她怎么交代、澄清，出身于“反革命历史家庭”的罪名却是怎么也清洗不掉的。看到学术界一些知名人物如翦伯赞、罗尔纲等人先后被斗倒、批臭，而“历史问题”远比他们大得多的她，更加惶惶不可终日。想到自己多年来还多次帮助过家族里生活困难的族人，等于实际上没有跟“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那些出于人之善良本能所做的事情，最后都将成为她没有政治立场的铁证而被痛加挞伐，让她更加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迷惘与恐惧之中。1964年，以“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为主题的“四清”运动开始，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频于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开始接受治疗。

当年底，已住院多日的曾昭燏申请回家休息。12月22日，她对送走医生后返回的司机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到了灵谷寺，她送给司机一包苹果，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完走向灵谷塔，在塔下茶室逗留沉思，写了一张字条，装入大衣口袋。在外面等了一会的司机也许有一种预感，走进茶室，发现曾面无表情，只是把大衣脱下，交与司机请其稍候，自己到塔上散心。未久，有游客忽见一个轻盈的身影从灵谷塔的第七层凌空飘下，倏忽间“轰”的一声跌落在枯草丛生的塔前石阶上，大地为之一颤。坠地处的塔面上，恰好镌刻的是蒋介石手书精忠报国的“忠”字。

呜呼！一代杰出才女曾昭燏，以决绝的一跃，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一个饱学的身躯，就此香消玉殒。
　　
有关部门事后从曾昭燏交给司机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那张字条：“我的死，与司机无关。”对曾的丧事，当局做出了从俭、从速的特别安排，未发讣告，也没有开追悼会，遗体被匆匆葬于南京牛首山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

让我们顺便看看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的遭遇。

曾昭抡1915年考入清华学堂，只用了5年就念完了8年的课程，1920年考取庚款留学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归国，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后因新任校长朱家骅一次无意中不礼貌的问询，曾昭抡辞去中央大学教职，于1931年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是开课最多的教授之一，不仅给学生讲授专业知识，对军事学和国际形势也颇有研究，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他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1945年，国民政府决定开始中国的“曼哈顿计划”也就是原子弹研发工程时，曾昭抡成为第一个被选中的科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就加入了民盟，多次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一党专制和政治腐败。在中共的统战下，1949年，他毅然选择留在大陆，新政权建立后任高教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

1957年，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后来，这个“意见”不仅没有被接纳，反而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自此，灾难便降临到这个一流化学家的家庭和身上，曾昭抡与费孝通、黄药眠、钱伟长等一起被划为“大右派”，免去一切职务，接受批斗。1958年，工作无着的曾昭抡被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顶着巨大压力聘请到武大化学系执教，其时，他已身患癌症。在武大的曾昭抡，抱着病躯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在非常简陋的环境里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同时至少每月一次向组织上进行彻底自我剖析的思想汇报。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是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小一岁的胞妹（因此曾昭抡和傅斯年用四川话讲还是“老挑”关系，真乃“一门多杰”），1931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4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抗战爆发后回国任教于重庆大学。1946年赴哈佛大学进修，1948年回国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任教。1950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8月，“文革”开始后，北大的红卫兵闯入曾昭抡、俞大絪家里，强行抄家，独自在家的俞大絪被要求下跪并剥除上衣，接受红卫兵轮番皮带抽打，对其百般侮辱。俞大絪悲愤难抑，服药自尽，时年61岁。远在武汉的曾昭抡闻听爱妻死讯，悲痛欲绝，请假回北京料理后事，竟然未被准许。已在癌症晚期的老人只好踉跄着找了一个无人之地，孑孓一人面北而泣，遥寄对爱妻的哀思。这对从民国起便声名遐迩、收获社会无数赞誉和尊敬的学术夫妻，就此生离死别、阴阳两隔。一年后，在又一次残酷的批斗会上，曾昭抡在造反派棍打锤击和恶毒的咒骂声中，全身颤抖，大小便失禁，从台上滚下昏死过去，从此彻底不起，于1967年12月悄然死去，终年68岁。更悲惨的是，曾昭抡死后无人收尸，革命组织任其暴尸于床慢慢变质腐臭。多亏其一侄子从外地前来探望伯父，看到了这一幕人间惨剧，含泪找来一辆平板车将其拖走火化，将骨灰撒入长江随水飘走。呜呼！一代大家最后家破人亡，竟然死无葬身之地，让后人奠无所凭！

再看一下曾昭燏最爱的的二妹曾昭懿的遭遇。这位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林巧稚的高足，曾任北京第三医院的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后因身体不好，也和姐姐一样未婚，而且兄妹几人中和曾昭燏关系最好，便调往南京鼓楼医院工作，和姐姐吃住在一块儿。姐妹俩刚在一起相依为命不过两年，随着曾昭燏家被抄，曾昭懿被迫扫地出门，先是流浪街头，后被安置在医院一间破旧的职工宿舍里居住。到了1969年，因为同样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年轻时曾在重庆中央医院工作的经历，被红卫兵拖出来逼迫交代和认罪，折腾几个星期后，被关回宿舍反思。造反派从外面把房门锁死后又忙于去批斗其他牛鬼蛇神，将其遗忘，可怜的曾昭懿于这年7月被活活饿死在狭小简陋的宿舍里。湖南湘乡名门望族曾家的这些曾经星光四射的后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纷纷像中了魔咒似的枝残叶落，消散殆尽，让后来者闻之不觉如梦一场！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远征军时期的穆旦
穆旦，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大多对这个名字不陌生。穆旦原名查良铮，浙江海宁人，1918出生于天津，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与武侠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笔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惊闻金庸先生不幸辞世，享年94岁。在此谨向一代大家致以深切的哀悼！）。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长沙，后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号召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跟随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亲历滇缅大撤退和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瘴气弥漫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1945年，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阻滞的路》、《活下去》等作品。1948年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1949年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力排身边朋友的劝阻，于1953年初自美国回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穆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九叶诗派”诗人，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在英、俄文学的翻译介绍上也是硕果累累，国人耳熟能详的《普希金抒情诗集》、《欧根·奥涅金》、《唐璜》、《雪莱诗选》、《拜伦诗选》、《济慈诗选》、《罗宾汉传奇》等，都是出自他手。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穆旦此前发表在《诗刊》和《人民日报》的《葬歌》、《九十九家争鸣记》两首诗作，被作为“大毒草”批判，1958年，穆旦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收审并开除公职，处以3年劳改徒刑，刑满释放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继续接受监督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与清洗澡堂。1966年“文革”开始，此前一直居住在南开大学东村七十号的穆家被抄，凝聚着穆旦多年来心血的手稿或被抄走或被焚烧，全家六口人被赶到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暂且栖身，日常用品大多被抢去，家贫如洗。穆旦被押往校内集中关押“反革命”的“牛棚”接受劳动改造，而他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同在南开大学生物系任教的妻子周与良，则被定为“海外嫌疑特务”，被从家中抓走关押于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逼迫写“交代材料”。四个孩子（最大14岁，最小的7岁）除了相依为命，每天还要给母亲做饭、送饭，而孩子们送饭时不能与母亲相见，由“工宣队”人员检查饭菜，确认没有夹带“情报”后才能转给隔离在屋内的周与良。有一天，大儿子给妈妈送了一盒稀饭，饭下有一块豆腐，“工宣队”看守查出后立即扣留，并在生物系师生大会上宣布，这块豆腐就是周与良与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务之间惯用的暗号，是穆旦授意周与良“一犟（酱）到底，抗拒不要交代”的明证。因为这块豆腐，夫妻俩在各自的隔离地又惨遭更加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连续几个昼夜不停歇的审问，直到被整得倒地不起、口不能言才罢休。这一幕幕给几个孩子稚嫩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真让人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相互依偎着熬过了那个悲惨的岁月！今人可能觉得这样的事情过于荒诞，但从上世纪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定会不觉意外。

半年以后周与良解除隔离审查，夫妻俩被遣送到河北省保定地区继续劳动改造，俩人相距几十里，彼此不同消息。1969年春节前夕，穆旦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除了不知道周与良的情况，还有留在天津的四个孩子也不知死活。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不顾一切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风雪向周与良所在的村庄跑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和着雪水一起顺着额头往下流，头顶上还升腾着白色的雾气，话未开口，眼泪唰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也好久没有得到孩子们的音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但他很快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很好。”又继续宽慰她：“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记孩子。”继之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次哽咽，心里极度难受，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趋平静，想到四处都有人监视，不敢久留，便准备告辞。他刚一转身，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放在手心。周与良的热泪再次夺眶而出，想到丈夫日渐羸弱的身体，她坚决不肯接受。穆旦把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不可，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把糖果给妻子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体”，转身走进了茫茫风雪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心如刀割，丈夫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呜呼！每当想起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里的这段描述，我都心痛不已，禁不住热泪长淌！我们看见，即便在极端扭曲、恶行肆虐的世道下，也总有那么些高尚的灵魂，用他们与生俱来且不为浊世所秽污的懿德，在世间散发着人性的芬芳，让我们冰凉的身心感受到些许的温馨。这，或许就是我们生有可恋的原因所在吧……

直到1977年春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穆旦在59年的人生中，有20多年没有创作自由，其作品、翻译、研究论文等均被禁止公开发表，直到1979年为其平反。但死者长已矣，对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天才诗人来说，他原本是可以给人间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的，这迟来的“平反”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一句不痛不痒的“那是时代的悲剧”，就可以让我们饶恕那些曾经的罪恶么？

穆旦在生前最后阶段创作的诗作《冥想》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独白：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好了。我本来还打算写写陈梦家、吴晗、吴宓等人的，那也是一些让人有锥心之痛的旧事，但那样这篇文章就实在太长太长了。而且，写作过程中长时间沉浸其中，于我也倍感痛苦。相信能够读到这里的朋友，已经对《南渡北归》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诸君就自己到书中去找寻那些尘封的往事吧。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从49年建政到“文革”结束，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丧生的著名学者，大概有105位。这些世间凤毛麟角的人中龙凤，他们没有倒在民国时期腥风血雨的内忧外患中，却成为和平时期身边同胞、亲人或笑里藏刀、或凶神恶煞、或大义灭亲的人间不伦恶行下的冤魂。纵使能化云为雨、颐养万物的浩然春风，却也回天无力，唤不回他们那兰摧玉折的年华。如果这世上真有死不瞑目，我想真就应该非他们莫属了。

近年来，我看了很多人对上世纪50-70年代的回忆录，无论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杨继绳的《墓碑》、王学泰的《监狱琐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韦君宜的《思痛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方方的《软埋》、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是一些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无一不是指向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人性灭绝的岁月里带给人们难以言绘的痛楚和无尽的灾难。阅读过程中，既有荒谬绝伦的感慨，也有撕心裂肺的难受，还有不忍卒读的痛苦。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对那段岁月有过评价：“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实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劣的劣根性得到张扬。”余对资先生的评价深以为然！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流亡岁月
回到本文的开头，如此我们便容易理解当今社会道德水准整体下滑的原因了。一个从根子上铲断了文化传承，彻底打烂了价值体系，让人性之恶泛滥、蔓延几十年，又没有进行彻底反思、否定的社会，我们能指望那是一个好的社会吗？好比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一直野蛮生长的孩子，长大后不管他怎样伪装，我们能相信他是一个良善之人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据说现在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居然把早已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定性的“十年浩劫”修改为“艰辛探索”。如果那些洞穿人性底线的暴行、恶行可以算作“探索”而不被后人清算、声讨并深刻反思的话，不知那些先行的殉道者们是否可以含笑九泉？他们的在天之灵是否会对这块印刻着他们斑斑血泪的土地更加绝望？
南渡子规犹啼血，北归春风唤不回
海南出版社编辑虹姐（杨力虹）与军艺武警班同学 （左起：何三坡，岳南、虹姐、高伟宁、戴宏将军）一起回忆历史苍桑
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或不满，近年来民间兴起了一股“民国热”，很多人把时下的社会与民国时期比较，认为那时远远好过现在。但是看过高华先生的《革命时代》一书后，我们再冷静思考，其实，民国时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辛亥革命终结千年帝制，军阀混战你争我夺，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国民党政府一党独裁，日本军国主义从虎视眈眈到悍然入侵，即便最后中国人民以积贫积弱之身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依然坚持实行训政统治，闭塞言路，打压民主，铲除异己，有识之士们对国家融入战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格局的期盼依然遥遥无期。但即便如此，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触手，尚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还有适度的言论自由和宽松。而且那时国家虽乱，但文化没有断，从千年道统中传承了真正儒家精神的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起着担当整个民族魂魄和努力维护社会运行的主要作用。因此，我们看民国，总能看到那些让我们惊喜而又心向往之的风范。我们谓之民国的清流们，犹如从烂泥塘里拔节而出的芙蕖，遗世独立，超然流韵，优雅而芬芳，成为世人的精神坐标。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两大最主要的人格特征来看，民国的大师们，已经毫无疑问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迷人的人格魅力和卓尔不凡的治学态度。也正是知道了他们曾经的存在，才让迷梦中的我们蓦然惊醒，迷而知返。他们犹如从云层的缝隙中喷薄而出的一束束耀眼的光芒，为我们指引着通向彼岸的道路，更鞭策着后来的我们，位卑亦不敢偷生，乱世也不能苟且，时时须正心端意，荆棘路上不畏前行。倘若还有余情，不妨勉力去做一个暗夜传灯的使者，让那不灭的火种抵手相递，照亮我们的世界，温暖凉薄的人生！
吁！大师之后虽无大师，大师精神万祀永光！
谨以此文向岳南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峥嵘的岁月奉上虔诚的敬畏！

时在戊戌年深秋，2018年11月，于成都好学堂

（本文中多处人物和历史介绍，均引自《南渡北归》书中原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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