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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2024-08-15 10:2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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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国立西南联大教师、诗人穆旦参军前在昆明留影
作者 晨曦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有学生投笔从戎，奔赴各地战场与敌人拼杀。但纵揽抗战
八年，校园内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从军热潮共有两次。一次是1942年底到1943年上半年；第二次就是日本军队打到贵州独山之后的1944年下半年。
第一次大规模学生参军的背景是：1941年底，日寇继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暂时得手后，又以精锐师团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势如破竹，缅印战场告急，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在英美两国元首的建议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2月以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以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并由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乔·史迪威任总指挥官。3月8日，日军精锐师团抢先攻陷缅甸仰光之后的第四天，即3月12日，英国政府急电蒋介石，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成立不久的10万远征军在罗卓英、杜聿明率领下，仓促开赴缅甸战场，迎击猖狂扑来之敌，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打击侵略者的序幕由此拉开。远征军以劣势装备之单兵种——陆军（机械化部队仅装备一个师），在缅甸战场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兵种展开了殊死较量。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中国远征军渡河进入缅甸境内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中日激战缅甸丛林
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第五军戴安澜师长率领的第二百师在同古（现缅甸东吁，或译东瓜）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遭遇。狭路相逢，大战随之展开，自3月18日正式交火，中日双方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死打硬拼，战事越演越烈，一时呈胶着状态，难决胜负。据时为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王楚英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第二百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200师）以集束炸弹、汽油瓶同数倍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的猛攻，歼敌近5000人。”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遇到的第一场大的战事。当时国内战局已进入中日相持阶段，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国内急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而国际上，盟军的处境亦非常艰难，同样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拖住日本，避免其抽师调兵进入其它战场，打乱战略计划。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古之战的局势意味着中国远征军将是日军强有力的克星。遗憾的是，在连续予敌以重创后， 由于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战略目标上不甚一致，统帅部对曼德勒会战估计错误，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不够统一，致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补给断绝，最终导致功败垂成。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反对，毅然命令该师放弃同古，于30日佛晓渡河撤退转移。中国远军的首次战役，就这样铩羽而归。
至4月底，中国远征军东路力战不支，被迫分两路向国内和印度境内撤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撤退军队在茫茫的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远征军所属第五军军部、第二十二师及第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共几万人，在日军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的情形下，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被迫率部翻越气环境极度恶劣的野人山。经过九死一生，残部终于撤往印度与滇西。此后，这支部队被纳入盟军国际战场。而在此之前，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印度。后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这支部队同国内新来的青年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由于战事失利，原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罗卓英、杜聿明被撤免召回国内，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将领、黄埔一期出身的郑洞国接替指挥。当时英美的先进武器和机械化设备陆续赶运至印缅战场，为适应盟军作战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征集一批会英语，懂机械化设备和先进武器的青年学生入伍，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战前训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如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著名的飞虎队等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等后方相继设立基地，亟需大批翻译人员与懂机械化设备的后勤人才，开始在西南各高校动员学生入伍。一大批学生纷纷响应，投笔从戎，来到空军基地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包括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女儿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就是这个时候离开联大投奔到昆明空军基地服务的——这是第一次高校学生从军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参军的学生在接受短期训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的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只是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全国高校中，除学生之外，还有部分青年教师自愿报名应征入伍 。在所有参军的青年教师、学生队伍中，后来被外界广为所知的典型代表人物中，就有以诗文名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青年教师穆旦。
穆旦，原名查良铮，生于天津，出身浙江宁海查氏家族。海宁查氏 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镇创业持家，渐逐发达。至明明代已创立显业，为江南显赫世家，家道中兴几百年长久不衰。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中期至清以来属著名“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皆著名文人学者，皆出于该家族。清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佳句，以示褒奖。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查良镛等均为其族人。就世俗名气的大小而言，海内外华人知道更多的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穆旦与金庸为同族的叔伯兄弟，二人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且二人后来所取的笔名也有相似的讲究。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徐与这对同族的查氏兄弟属于兼亲带故的小同乡。金庸在1975年出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金庸其说，大体不差，无论是王、蒋、徐乃至穆旦的人生，皆充满了悲剧意味。就人生的潇洒超脱而言，可能只有金大侠在乱世中左右逢缘，为海宁的“侠之大者”，无论是性格与人生际遇都没有前几位耆宿名流那样忧郁与悲凉。
1935年，穆旦自天津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读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有《流浪人》、《古墙》等问世。1937年抗战爆发后，穆旦于这年10月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未久又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横贯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读书期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以及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开始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发生了飞跃式变化，渐逐成熟。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其间他的一位族兄查良钊(1897—1982)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系浙江海宁出生，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二年肄业。1922年回国，身栖学政两界，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河南教育厅长等职。在联大任训导长期间，对著名的“一二·一”惨案及学潮的处理出力甚多。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1948年赴印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会议，后于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1954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及训导长，兼台大侨生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年。终老台湾。后人每提及查良铮，往往与长他21岁的查良钊混淆。其实在联大时查良铮仅是一位年轻的青年助教，在教授中间没有地位，至少远没有他的族兄、声名显赫的查良钊引人瞩目，如果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梅贻琦日记，查良钊的名字不断出现并有若干细节记录在案。查良铮只是以穆旦为笔名的诗歌在青年学生中闻名，在这期间他于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震动文坛，一时成为国内诗坛上耀眼的明星。20世纪80年代之后，穆旦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而金庸更被誉为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在全世界拥有亿万“金迷”，这对兄弟，文名可说皆超过了他们的任何一位兄长及祖辈。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
当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东瓜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抗击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3月30日晚，杜聿明命令新23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正面埋伏地雷，新23师采用此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十二个波次之多，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人员、装备极大消耗为代价，我军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这年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攻占了棠吉，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这年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第五军回国经过之处，都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补给困难，蚊蚁成群，蚂蝗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病，几乎丧命。堪称国民党军队精英的第5军出征时有兵力42000人，战斗死亡人数为7300人，而撤退死亡人数竟达14700人，其悲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最后，撤退的残兵败将总算逃出了死亡之谷，活着到达了印度利多。
对于这段泣血槌心的战斗经历，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穆旦很少向外人提及，他只对自己的恩师吴宓作了详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写下了“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之语。据时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回忆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后来，王佐良通过与穆旦多次接触交谈所得的资料，写出了《一个中国新诗人》的介绍、评论文章。借助此文，外界始对诗人穆旦在缅甸丛林里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王佐良在文中说：“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王佐良所说的“失踪”，即穆旦跟随的这支部队已与军部的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据杜聿明将军回忆：“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它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令人触目惊心。”据学者戈叔亚说：“这个时候有一架美军的巡逻机发现了森林里头这些绝望的中国部队，于是派了很多运输机投下大量的物资，然后还空投了几个勇敢的联络官，这些联络官就带着这些中国部队走出了野人山。”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杜聿明（左二）指挥部队进攻日军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野人山丛林，厄运由此开始。

远征军中的铁血诗人穆旦
为远征军牺牲的戴安澜将军发行的纪念邮票
据统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为6.1万人，其中约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首次与敌在同古交火的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柳树人和凌则民等在撤退途中牺牲。在与日军正式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未损失一名团长以上军官，而在撤退中竟连损四员。无数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倒在了茫茫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10万军魂”的传说，成了中国抗日军人在正面战场上演出的一幕最惨烈的悲剧……。
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青年穆旦，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自己的灵魂。在痛苦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和诗人的深层思考：

人说——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

森林回应——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说——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
　　 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在诗的最后一段“祭歌”中，诗人穆旦饱醮一腔热血与激情，吟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篇引起国内广泛传诵和强烈震撼的光辉诗篇，被誉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伟大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此作收入穆旦1945年在昆明文聚社出版的诗集《探险队》中。稍后，诗人又创作了纪念远征军苦难历程与不屈精神的《阻滞的路》、《活下去》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永恒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1948年，穆旦在FAO（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同年8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195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由美国诗人休·克里克莫尔主编的纽约版《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选入了他的两首作品，入选的中国诗人仅穆旦与何其芳二人。这年，穆旦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但他谢绝了对方的盛情，执意回归山河已经改色的中国大陆。1953年初，穆旦与妻子、芝加哥大学植物学博士周与良一起由美国回到天津，自5月起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妻周与良同时被聘为该校生物系副教授。
作为诗人、学者的穆旦四十年代从缅甸热带雨林“野人山”逃了出来，想不到却逃不过五十年代红色中国政治风暴的“洗礼”。1954年因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而被列为“审查对象”，归为需要“专政”的异类。随着“审查”不断深入，诗人穆旦陷入了再也逃脱不掉的由政治壁垒构成的深山大泽，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降职降薪，逐出课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从此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又因“中国远征军”问题，正式由南开人民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罪犯”。家室被抄，本人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妻子儿女扫地出门，并不断随其陪绑、陪斗。自此，作为诗人的穆旦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于夜深人静时，戴着沉重的“钢盔”伏于斗室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十几年的默默劳作，他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在乱世风云中再次得到了喷射，他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其中《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这个诗剧是他在生命的晚期对人生命运的回顾和总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惜这最后的辉煌太过于短暂，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一颗星亮在天边”（诗评家谢冕语）的诗人、诗歌翻译家穆旦，于1977年2月26日含冤去世，时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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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文革”告一段落，穆旦夫妇合影于天津，
纪念熬过了重 重磨难，终于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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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58年出版的穆旦（查良铮）译文书影
死前，穆旦在一篇叫做《尽头》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其实，即是“普通生活”也未能过得安宁和顺畅。按穆旦生前好友、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史家来新夏的说法，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6]来氏所言与穆旦的同族兄弟金庸总结的海宁人物天然的悲剧性格可谓不谋而合。天欤？命欤？仰或际遇之不幸欤？
最后补充的是，因为当年“远征军问题”而遭到同样悲剧者并非穆旦一人。随着国共交替，江山易主，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无论是职业军人，还是由学校征召入伍的青年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几乎全部受到了各级机关的审查，许多人因此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同诗人穆旦一样在凄苦的生活境遇中或忧郁而终，或被折磨而死，酿成了令人扼腕的民族悲剧。
人说——
离开了文明，便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注：参考来源：《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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