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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来许丹阳、冉宏林等撰写的四号坑发掘简报载：出土的3件扭头跪坐人，大小、造型基本一致。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头发残断，双手呈“对掌”状态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如“标本4yw:244，保存状况较好。人像上身坚挺，略呈倒三角形，胸部轮廓明显，下身宽厚有力。国字脸，脸部较宽，颧骨突出。剑眉，眉头紧蹙。杏仁眼，眼窝内凹，眼脸清晰可见，眼珠微凸。鼻梁高挺，鼻翼突出。双唇微抿，嘴较宽，嘴角微向下撇。下巴方正。双耳耳轮、耳廓、耳屏清晰可见，耳廓紧贴颞部，圆形耳垂，耳垂外侧有表示耳洞的圆形小凹窝，未穿。脖子较短，下颌贴近抬起的右上臂。额头系带，右至后脑削平处，左至左耳后，未至削平处。头顶的头发中分，盘发从头左后侧逆时针绕头一周然后从左前侧束发向上，后脑发线呈弧形。人像所穿衣物以浮雕形式展现，共有3件，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残高29.9厘米，重3700克。”
只见仰躺者头戴烟窗状战斗帽，虽被对手击倒在地，但仍像出狱后不服输的拳王泰森PK霍尔菲利德一样倒地后瞬间跃起，而在跃起的一瞬间，两腿呈八字步分开蹲立地上，身体未稳，却已是双手掼拳，呼呼生风，泰山压顶般劈向对方，旁边的残渣碎石如同被双掌掀起的飓风刮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宇宙循环场与量子纠缠窝在坑中加速度旋转，看得人头晕目弦，目瞪口呆。另一位拳击手似被对方KO在地，且对方趁势以蜀山落地之势，无死角、全覆盖，金灿荣清场式碾压过来。倒地的拳手两脚蹲地，呈鹞子翻身状，回首仰视对方的同时，复以不信邪、不信鬼、命运由我不由天的大无畏精神，起而反击，欲制对方于死地。
但是，发掘者与围观者在坑内外观察一阵子之后，忽又发现不太对劲儿，这小厮与拳击、散打、自由搏击手的穿戴、套路、动作对不上号。于是有人改而认为是古代的杂技或说唱青铜俑，头上的烟窗帽儿更是这类戏子演出、说唱时不可或缺的装饰云云。无论是啥，先清理再说。于是考古发掘人员小心地把三个青铜武士或说唱状的青铜俑客气地请出坑外，送于实验室与文物修复室拼对衔接。过了好一段时间，考古发掘人员才确认此俑既不是拳击、散打、自由搏击手，也不是杂技、说唱的戏子俑，到底是什么用途？如何称呼？没有人说得出。面对前来访问的记者，“坑长”许丹阳只好表示“暂名扭头跪坐人像，至于最后的命名，尚需仔细研究才能确定”
尽管考古发掘人员一时不能确定三件器物原有名称和用途，但早已在坑外蹲守许久，且对这个暂时命名为“扭头跪坐人像”感到好奇与兴奋的“川观新闻·四川在线”记者，首先给予报道：四号坑出土的跪坐人像“双手合十，头向右转，脸部特征和大多数青铜人头像的纵目风格不相同。”又说：“它们的造型是前所未见，丰富了古蜀国祭祀场景。”在采访中，四号坑“坑长”许丹阳表示，新发现的3件跪坐人像，确实丰富了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仅从这些造像的手部姿势来说，就有双手上举的小型顶尊跪坐人像，双手合握于身前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双手环握于身前呈环抱状的大立人像、双手呈合十状的扭头跪坐人像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反映了古蜀国的祭祀场景。”云云。
又说：令许丹阳注意并惊奇的是，三件青铜跪坐人像的造型、大小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头顶同一部位均连接有残断的凹槽状铜条。这意味着三件铜像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大型组合铜器的三个构件。在青铜人的周围还发现了一些散布的条状铜器，应该也是他的组成部分。3个人像可能只是这件组合铜器的支脚，它们头上通过连接的铜条共同顶着什么器物。如果后期能够复原，相当令人期待云。
2021年5月31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如下消息：
5月30日，广汉三星堆遗址又新发现了包括“青铜鼓”“青铜人头像”“扭头跪坐人像”“带领玉璧”等一批重要文物。记者看到，“扭头跪坐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合十，头扭向右侧，头上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
“4号坑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条状青铜器，最长的接近40厘米。这件人像头顶上的长条形铜器，或许曾连接着什么。”4号坑发掘负责人许丹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诸如此类新器型的出现，将丰富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体系的认识，通过对出土器物造型的分析，人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祭祀场景。
未久，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闻风而动，乘机由北京来到广汉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工地实际参观考察后，认为许丹阳对坑中青铜跪坐人像的判断非常正确，只是他没有提到这可能是一座屏风，而且是蜀王的屏风，略显遗憾。王仁湘说：“底座的铜人像作扭头状，扭头应是一左一右，呈对称姿势，双手合力夹扶着屏风，头顶的柱状物有凹槽，凹槽直抵胸下，也都是为了固定屏风。”
王氏在详细观察了青铜人的造型后指出：“这作为底座的铜人，似乎不是跪姿，而是蹲姿，膝盖没有落地，或没完全落地，半蹲半跪，与顶尊铜人有点区别，是不是会更加稳定一些呢？”又说：“屏风主体当为木料绣织绣品，腐朽后就剩下外围的青铜框架了。现在已经取出的一件为右扭头，应当还有一件是左扭头，我们等待新消息的到来。”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王仁湘解释说：“可以一比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铜底座构件，神兽的前面也有明确的凹槽。”
王仁湘提到的南越王墓发掘于1983年，这个岭南地区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除发现汉代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眛的金缕玉衣等大批珍贵文物外，还发现了一座朽掉的折叠双面彩绘屏风。这件屏风采用了涂屏错跗的装饰，底托蟠龙口含蟾蜍，转角部位还有人蛇和盘蛇等青铜支座5件。这5件文物全部都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可见其绝非“等闲之物”。五件底座分别是朱雀，双面兽，人操蛇，蛇纹，蟠龙。其中以蟠龙底座最为精美，它是将龙、蛇和蛙三者设计在一起，形成了蛇卷青蛙，龙踏两蛇的姿态。若是将这五件底座依次按顺序排列好，会给人一种“虽不见屏风，但屏风自在心中”的感觉。
其实，古墓中出土屏风和底座并不鲜见，在南越王墓发掘的前六年，即1977年夏秋，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时期一位叫“错”的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三件铜质错金银动物屏风底座，分别叫做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错金银犀牛屏风座和错金银铜牛屏风座。其中以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最让人拍案叫绝。它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公斤，若把南越王墓出土屏风底座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可同义而喻。仅一个屏风底座，即看出中山国当时家底之厚实，特别是在青铜资源的获取以及青铜器具的制造技术上，其优越富庶和工匠技术之高，不是一个偏居岭南一隅的南越国可比拟的。
当然，这个底座更为珍贵的是，虎腹下铸有竖读铭文：“十四祀，牀麀，啬夫徐戠，制省器”12字
就当今的中国大陆解放区考古界言之，王仁湘属于老一辈考古学家，自是见多识广，博学多能，在业内享有声誉，无论是广州的南越王墓，还是平山县中山国王墓的屏风底座连同复原的屏风，想来王氏是见过且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而当他看到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座人，以及头顶的柱状物和凹槽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了屏风底座，至少有屏风底座的想法涌入脑海，在仔细端详与研究比对后，最后确定这就是一件屏风的底座。而许丹阳尽管才华横溢，是北大文博学院的“学霸”级人物，然毕竟初出茅庐，见识、眼光、境界都需要拓宽和加强，且很可能在此之前，许丹阳没有亲眼见过南越王墓、平山县中山国王墓、长沙马王堆，甚至更近时间发掘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底座，或者见过而没有把丰富的联想落到眼前坑中跪坐青铜人身上，致使迟迟没有或不敢做出结论。作为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对他亲手发掘出土的文物，失去了在第一时间辩识、命名并一锤定音的机会，这对许丹阳的考古生涯来说，不是一句“处于慎重考虑”就能了却心中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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