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号坑的清理发掘结束
新浪博客
四号坑的清理发掘结束
后，根据坑内堆积埋藏与分布情况，项目负责人雷雨、考古发掘领队冉宏林、“坑长”陈丹阳及相关团队人员，对四号坑的形成、埋藏过程以及器物入坑的先后顺序等进行了复原与推演。根据简报内容透露，大体路径如下：
一帮三星堆人携带岂今尚不明了的作案工具，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悄悄潜入该区域，挥动手中同样尚不明了的工具，“吭哧”、“吭哧”挖了一个呈东北—西南方向的近正方形的土坑。从发掘的情形看，坑的形成顺序是，先纵向挖掘，再横向掏边，在坑底东南部保留一个呈长条状的生土包，坑壁、坑底及生土包表面粗糙，似未经过充分修整。
土坑挖好后，接着从坑口的不同方向埋入不同质地的器物，打碎的陶器被扔到坑的西北部并散落至坑底大部分位置，卷曲成团的金饰被扔至坑底偏西位置，焚烧或破损程度不一的铜器、玉器、石器纷纷入坑，散落在坑底不同的位置，而后将整根的象牙扔进坑里，覆压在其他器物之上。
灰烬堆积以炭屑为主，坑壁和坑底均未见经火烧的迹象，根据坑内外痕迹并结合埋藏学相关研究判断，焚烧行为可能在距坑不远的地方发生，灰烬堆积在坑外燃烧后携裹器（遗）物一次性倾倒入坑，而入坑的时候还有余温。埋藏于坑中器物上层的象牙，多为整根无规律地埋入，表面有明显的灼烧痕迹，被灰烬浸染呈黑褐色，此一现象应为灰烬余温与细碎余火所致。
当器物伴着灰烬全部入坑后，坑边的劳作者随着身边小头目的一声令下，操起工具以土回填。这个回填不是胡乱向坑中投土，而是有分工、有程序地进行。一部分人自坑口西南角回填，填土来自周边区域较松疏松的黄褐色细沙土；另一部分自东南口回填，土质来自挖坑时产生的较致密的灰褐色和黄褐色黏土，这一部分作为填土的主体覆盖于坑中。在两股力量与两种土质回填的过程中，局部进行了夯打。在之后漫长的埋藏过程中，疏松的灰烬堆积有明显的沉降痕迹。
总而观之，四号坑的形成过程和坑内堆积埋藏的状态，“一方面表明整个埋藏行为比较匆忙，坑体挖得相对粗糙，未经过充分修整，灰烬堆积整体由东南部向其他方向倾斜，多数遗物分布比较散乱，系从坑口倾倒或丢入；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次序，如象牙埋藏在其他质地遗物之上。包含大量竹亚科炭屑的灰烬携裹小件的金器、铜渣等遗物一同入坑，表明在K4掩埋之际附近进行过焚烧行为。部分金器、铜器、玉石器、象牙等遗物在入坑前即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焚烧痕迹，部分金器和铜器甚至被烧熔，但破损和焚烧的器类和部位又没有明显规律，表明并非有选择性地对遗物进行毁器或焚烧。K4埋藏遗物包括象牙、鱼形金饰、铜扭头跪坐人像、铜人头像、铜罍、铜有领璧、玉琮、玉有领璧等，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综合考虑以上情况，K4的性质应为基于突发性事件而形成的祭祀器物掩埋坑。”
关于四号祭祀坑的年代问题，发掘人员对此做过许多工作，根据坑内出土的制作年代早晚不一的大批陶片，考古人员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不同地点出土陶片分期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四号坑的埋藏年代应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或金沙遗址第四期6段，大致相当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第四期。为检验这个比对是否准确，或找到更加准确的科学依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四号坑灰烬堆积采集的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到6个来自竹炭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使用年轮校正曲线进行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四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95.4%的概率在距今3148—2966年范围之内，为中原的商代晚期。此一测定结果，与四号坑填土堆积及坑底埋藏遗物出土的陶器型式特征分析，得出的年代结果吻合。
一年之后，当六个坑全部发掘完毕，相互比较，四号坑出土器物比不上三、七、八号坑，属于中等，但在考古学家和发掘者眼里，那怕一块陶器、玉器、铜器残片都是宝贝，都是神圣不可损坏且要加以保护的。在出土器物中，其中陶片395片，约占四号坑出土文物总量的34%。尽管陶器已被打碎，皆为残片，但据发掘人员现场观察和初步研究，大多数都能在日后拼接而成完整器具。就三星堆遗址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看，陶器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低级用品，且易破易碎，难以长久保存，因而遍地都能挖到或捡到。但玉器、青铜器、金器等属于稀有资源，多属于统治阶层礼天敬地、通神显圣的“重器”，在一个古国的祭祀坑内出现属于正常操作。那么，四号坑埋藏了大量的陶片又是为何？是吃饱了撑的无事儿找事儿？还是另有图谋？对此，“坑长”许丹阳认为，这恰恰是四号坑与其他几个坑的不同和特别之处。日常生活之外，陶器应该也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作为祭祀用品使用。中国许多地方在人死后出殡的时候，要以摔陶罐、陶盆的方式为死者的亡灵送行，如山东诸城一带称曰“摔老盆”。四号坑的陶器碎片，其功能与玉、石、铜、金等器物相同，也属于祭祀的一种形式。而这个新发现的祭祀用品和方式，正是考古人员日后研究中需要特别警觉和注意的“礼物”。
相关连接——
点击：当当网自营 ——《看见三星堆》
一帮三星堆人携带岂今尚不明了的作案工具，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悄悄潜入该区域，挥动手中同样尚不明了的工具，“吭哧”、“吭哧”挖了一个呈东北—西南方向的近正方形的土坑。从发掘的情形看，坑的形成顺序是，先纵向挖掘，再横向掏边，在坑底东南部保留一个呈长条状的生土包，坑壁、坑底及生土包表面粗糙，似未经过充分修整。
土坑挖好后，接着从坑口的不同方向埋入不同质地的器物，打碎的陶器被扔到坑的西北部并散落至坑底大部分位置，卷曲成团的金饰被扔至坑底偏西位置，焚烧或破损程度不一的铜器、玉器、石器纷纷入坑，散落在坑底不同的位置，而后将整根的象牙扔进坑里，覆压在其他器物之上。
灰烬堆积以炭屑为主，坑壁和坑底均未见经火烧的迹象，根据坑内外痕迹并结合埋藏学相关研究判断，焚烧行为可能在距坑不远的地方发生，灰烬堆积在坑外燃烧后携裹器（遗）物一次性倾倒入坑，而入坑的时候还有余温。埋藏于坑中器物上层的象牙，多为整根无规律地埋入，表面有明显的灼烧痕迹，被灰烬浸染呈黑褐色，此一现象应为灰烬余温与细碎余火所致。
当器物伴着灰烬全部入坑后，坑边的劳作者随着身边小头目的一声令下，操起工具以土回填。这个回填不是胡乱向坑中投土，而是有分工、有程序地进行。一部分人自坑口西南角回填，填土来自周边区域较松疏松的黄褐色细沙土；另一部分自东南口回填，土质来自挖坑时产生的较致密的灰褐色和黄褐色黏土，这一部分作为填土的主体覆盖于坑中。在两股力量与两种土质回填的过程中，局部进行了夯打。在之后漫长的埋藏过程中，疏松的灰烬堆积有明显的沉降痕迹。
总而观之，四号坑的形成过程和坑内堆积埋藏的状态，“一方面表明整个埋藏行为比较匆忙，坑体挖得相对粗糙，未经过充分修整，灰烬堆积整体由东南部向其他方向倾斜，多数遗物分布比较散乱，系从坑口倾倒或丢入；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次序，如象牙埋藏在其他质地遗物之上。包含大量竹亚科炭屑的灰烬携裹小件的金器、铜渣等遗物一同入坑，表明在K4掩埋之际附近进行过焚烧行为。部分金器、铜器、玉石器、象牙等遗物在入坑前即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焚烧痕迹，部分金器和铜器甚至被烧熔，但破损和焚烧的器类和部位又没有明显规律，表明并非有选择性地对遗物进行毁器或焚烧。K4埋藏遗物包括象牙、鱼形金饰、铜扭头跪坐人像、铜人头像、铜罍、铜有领璧、玉琮、玉有领璧等，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综合考虑以上情况，K4的性质应为基于突发性事件而形成的祭祀器物掩埋坑。”
关于四号祭祀坑的年代问题，发掘人员对此做过许多工作，根据坑内出土的制作年代早晚不一的大批陶片，考古人员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不同地点出土陶片分期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四号坑的埋藏年代应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或金沙遗址第四期6段，大致相当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第四期。为检验这个比对是否准确，或找到更加准确的科学依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四号坑灰烬堆积采集的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得到6个来自竹炭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使用年轮校正曲线进行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四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95.4%的概率在距今3148—2966年范围之内，为中原的商代晚期。此一测定结果，与四号坑填土堆积及坑底埋藏遗物出土的陶器型式特征分析，得出的年代结果吻合。
一年之后，当六个坑全部发掘完毕，相互比较，四号坑出土器物比不上三、七、八号坑，属于中等，但在考古学家和发掘者眼里，那怕一块陶器、玉器、铜器残片都是宝贝，都是神圣不可损坏且要加以保护的。在出土器物中，其中陶片395片，约占四号坑出土文物总量的34%。尽管陶器已被打碎，皆为残片，但据发掘人员现场观察和初步研究，大多数都能在日后拼接而成完整器具。就三星堆遗址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看，陶器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低级用品，且易破易碎，难以长久保存，因而遍地都能挖到或捡到。但玉器、青铜器、金器等属于稀有资源，多属于统治阶层礼天敬地、通神显圣的“重器”，在一个古国的祭祀坑内出现属于正常操作。那么，四号坑埋藏了大量的陶片又是为何？是吃饱了撑的无事儿找事儿？还是另有图谋？对此，“坑长”许丹阳认为，这恰恰是四号坑与其他几个坑的不同和特别之处。日常生活之外，陶器应该也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作为祭祀用品使用。中国许多地方在人死后出殡的时候，要以摔陶罐、陶盆的方式为死者的亡灵送行，如山东诸城一带称曰“摔老盆”。四号坑的陶器碎片，其功能与玉、石、铜、金等器物相同，也属于祭祀的一种形式。而这个新发现的祭祀用品和方式，正是考古人员日后研究中需要特别警觉和注意的“礼物”。
相关连接——
点击：当当网自营 ——《看见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