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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了的“浙大情结”
高言常
2021年夏至，得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陆昌友先生赠与《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厚厚近600页、洋洋60万言的大书，宏篇巨著也！这部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志书，记载了四十年代“浙大西迁”遵义，艰苦办学的历史，可谓“峥嵘岁月，流风遗泽”。
本世纪初叶，在遵义中心城区宛如玉带的湘江上，一座以浙大校长竺可桢名字命名的“可桢大桥”，与桥东南那尊竺可桢铜像，以及他署名的“黔省校舍记”碑文的六角碑亭相得益彰，合为一组“浙大西迁”悠久史实的人文景观系列，别具一格。
由此，一部书，一座桥，共同成为遵义人民对“浙大西迁”那段历史的最好纪念。
（一）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经过数度迁徙跋涉，最终来到黔北，在历史上留下一段“文军”西征的佳话。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间，以极佳的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亦为遵义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可桢校长百年诞辰，1987年由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发起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担纲这部书主编是我的岳父、时任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何柱承。他长期在遵义地委和行署供职，主要在宣传部门负责理论研究和党校教育工作。临近离休那两年，又到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后继续任遵义市老年协会播风文学社《播风》诗刊主编多年。
其实他和“浙大”的渊源由来已久，可回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浙江大学来到遵义、湄潭之后，成了许多年青人向往的地方。1942年岳父何柱承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作为绥阳县唯一考取的学生，他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入读时在湄潭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也就是现在的求是中学。在浙大附中读书时期，作为一个热血知识青年，他自费订阅《新华日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离黔东返，因为“四壁家徒无可取，千秋膏火断难筹。”无奈，他只得“饮恨叹黔娄”，断了“负笈下杭州”之梦。后来他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中共川东绥阳县地下支部，以教书为职业，成为地下工作者。
但是，那几年浙大附中的学校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他的晚年。诗言志，从他七十岁以后出版的诗集《播耕诗存》，可以看到这种一生不了的“浙大情结”。诗集有多篇作品与“浙大”有关，深情怀念四十年代湄潭生活和浙大的学长们。如“烽火连天沦故土，弦歌避地振黉门。安贫乐道人师德，为学兴邦桃李枕。茅屋油灯招旧梦，心随百鸟入边城。”“黉门求是入黔中”，“教鞭搦细挥心血”“破庙鞭挥迷雾散，桐油灯掌巨篇书。”这些是战乱频仍的年代，身处“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黔北穷乡僻壤，浙大艰难办学的生动写照。对竺可桢校长诸大师，他赞道：“名学府，桃李遍寰球。藕舫先师人仰止，英才辈出各千秋。求是学风遒。”“宗师效应春风远，学派蹊新奥理舒。”……既是对西征来黔的“文军”们师德的讴歌，也是对学子们为多难兴邦的祖国而发奋学习的礼赞。
改革开放以后何柱承长期担任浙江大学遵义校友会顾问，一直关心浙大的发展，热衷于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关注在遵义各地的那些浙大遗址的保留保护，他总是大声疾呼，奔走于各个部门。同时，他也在思索，用什么适当的方式，把浙大那段“西迁”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1987年，在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何柱承，提出了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的建议，并指出此书主要内容为，全面记述1940年至1946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的办学史实，以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遵义地委及行署主要领导十分重视这个建议，同意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并委任何柱承为这部志书的主编。办事情一贯雷厉风行的他，很快拿出其编辑思想、篇目结构等总体设想，以及具体工作计划安排。
1987年10月，受遵义行署委派，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何柱承和谢尊修、幸必达等三人小组专程赴杭州。抵杭之后，分别前往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杭州大学（三所大学五十年代初期均由原浙江大学分出设立），向三校领导转达了遵义地区有关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以纪念浙大西迁遵义历史的建议。三所学校领导均表示赞同，并表态将通力协助，共同办好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西迁黉门洽同修，风雨昔同舟。”三人小组先在杭州，之后又去了上海和北京，分别邀请三地浙大校友会开座谈会，商讨征集资料及约稿事宜，校友们热情支持，纷纷提出建议，表示为出好这部书尽一份力量。在上海，他们登门拜访了著名数学家、四十年代曾在湄潭浙大任教的苏步青教授。苏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诗词造诣极高的他，赋诗《寄怀遵义》，并且手书条幅赠与岳父：“八年离乱隔西湖，排闷吟哦兴未孤。别梦和烟轻易散，客怀如水淡如书。红旗地胜空愁远，白屋家贫尙觉舒。说与儿童今幸福，回头四十七年殊。”还拜访了在上海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在北京，专程拜访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王淦昌书函：“遵义地区何柱承等四同志来我寓，感到非常高兴。衷心希望该地区的教育科研事业，能在各位的奋斗努力下，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见面后书函：“浙大在遵义的几年，是成就最大的时期，今天与四位来自遵义的校友和乡亲们见面，感到特别高兴，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7年12月，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向浙大校友总会，以及全国各地校友会发出征稿启事和约稿信。浙大校友会总会名誉会长苏步青还特地亲笔写信，向海内外校友们发出倡议：“浙江大学遵义时期各位校友同志：你们好！近日欣闻遵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为纪念浙大内迁五十周年，拟编辑出版一书，暂名《浙大在遵义》。书中将反映母校在西迁遵义时，师生员工不畏艰苦，兴办教育，开展科学研究，而取得丰硕成果的情况。据悉，地方志办公室的这一计划，已获得遵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喜可贺。为此，我倡议，凡在遵义（包括湄潭、永兴）学习、生活、工作过的浙大校友，都来关心《浙大在遵义》的编辑出版工作，人人都献计献策，踊跃投稿，以充实刊物的内容。专此布达”……很快得到一大批浙大老校友们的积极响应，他们亲自动笔撰稿，回忆“西迁”年代在遵义湄潭那段历史，其中包括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程开甲、施平、施雅风、吴耕民、杨士林、杨竹亭等人。这些中国教育、科技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百忙之中挤时间写出文稿，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后才寄出，精神十分感人。
至1988年底遵义地方志编委会收到来稿近二百篇，为编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稿件经过分门别类，研究整理、审核定稿等一系列工作，将近百万字的稿件资料整理为60万字的书稿。1989年10月再赴杭州，举行《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的审稿、编辑座谈会，有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和上海的近30位浙大老校友参加。同时，将书稿寄往北京，征求校友意见，进行审核。各地校友对遵义编委会编辑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表示充分肯定和赞赏，最终成书。1989年11月，在“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校长百年诞辰”前夕，凝聚大家心血的《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正式出版。苏步青先生撰写了序，他写道：“竺可桢校长正式提出以‘求是’为校训，他说，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今天出版《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就是对竺可桢先生百岁诞辰的最好纪念。”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表示：“应该感谢遵义、湄潭、永兴等地的人民对浙江大学办学的爱护和支持。半个世纪后，这种休戚与共的情谊依然长存。”遵义地区行署专员谢培庸则代表遵义人民表达“对当年浙大师生的景仰之情”……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谓弥足珍贵也！书中均是当年参与浙大西迁师生们写的回忆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忠实地反映了艰苦岁月办学的史实。《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的出版，将老一辈浙大人的教育理念，求是精神留给了后人，这的确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二）
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时光来到2001年。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遵义市规划在湘江碧云路口兴建“碧云大桥”（原名）。此时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