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大历史：概述
2022-08-22 19:11阅读：
中国雄踞欧亚大陆东端，他东临大海，西边有高山荒漠的阻隔，在地理上相对孤立，自成一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明体系，但千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从未间断，使徒，信徒，商人各色人等前赴后继走出了一条沟通中外的道路。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历史究竟会给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身后的这幅地图，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行迹图。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其为丝绸之路，后来，丝绸之路的涵义有了很大的扩展，空间上不再局限于欧亚大陆，而是兼顾陆路与海路，内容上也不再局限于贸易，而是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这对普通人了解丝绸之路构建了门槛。而今天要讲的这本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作者把这条路的精彩历史，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惧风险。踏上这条理，做了生动而深入的阐释。
要想解读这本书，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部分：汉朝大战略，军事征服与外交手腕。
第二部分：信仰的力量，佛教东传与文化多元。
第三部分：以贸易利国，海上丝路与中外交往。
第四部分：虚幻的盛世，七下西洋与闭关锁国。
西汉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一支汉朝使团从长安启程向西北走去，带队的是一个名叫张骞的郎官，他受汉武帝之名，率领使团前往西域。古人所说的西域，范围极广，囊括了今天，我国的青海西藏中亚诸国，以及巴基斯坦、印度等。而当张骞使团动身的时候，汉朝人连这样的认知都不具备，大体上只要过了今天的甘肃，再往西一概统称为西域。这反映出，当时人对西域的认知非常有限，那是一篇陌生而神秘的地域。丝绸之路的发端，起源于16岁登基的汉武帝了。当时的武帝，年轻气盛，决意沉重打击汉朝最大的外部威胁，来自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刚开始，汉武帝对汉朝的军事能力信心不足，就想寻找盟友共同对付匈奴。他听说，甘肃有一个叫大月氏的强盛部落，因为打不过匈奴而逃亡西域，大月氏时刻想复仇，如果汉朝与他联手夹击匈奴，赢面就更大了。于是汉武帝派遣郎官张骞，出使西域联系大月氏
。这是一场颇具难度的冒险，因为匈奴在汉朝的西北边，大月氏又在匈奴西北边，去大月氏必须经过匈奴的地盘，匈奴人也不傻，自然要防止自己变成“肉夹馍”。果然，张骞走到半途就被匈奴人逮住，直到公元前129年，才找到机会溜走，此时距离张骞从长安出发，已过去整整十年。经过长途跋涉，张骞在今天阿姆河北岸，找到大月氏的新领地，那是咸海的主要源头。岸边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大月氏人在这里安居乐业，报仇的事情早已被暂时安置在一旁。张骞劝说无效，只好离开，这一次他改从南路返回，想不到，还是落入了匈奴人的手中，滞留了一年多才逃回汉朝。张骞的任务虽然失败了，但他大概自己都没想到，此去西行，影响力竟然会如此深远，被后人誉为凿空之旅。开启了中原王朝同西域之间的交往。首先，张骞摸索出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出使的路叫北道，经河西走廊穿越新疆，沿天山北路从伊犁进入巴尔喀什湖流域。另一条是返程时走的南道，同样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行进。无论走北道还是南道，都要经过河西走廊，而这个咽喉要道当时掌握在匈奴人手中，汉武帝正是从张骞口中，得知此地的重要价值，决意攻取。公元前221年，汉军大败匈奴，设河西四郡。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他们是象征着汉帝国武功军威到达河西的武威郡、断匈奴之臂，张大汉之腋的张掖郡、城下有泉，泉水若酒的酒泉郡和象征着盛大辉煌的敦煌郡，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域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河西走廊，自此纳入华夏版图。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用来管辖西域所有小国，辖区基本囊括了今新疆地区，并延伸至中亚，西域都护府的简历，标志着西汉取得了西域的控制权。
但这样的控制消耗甚巨，显然难以长久，直到东汉时期，班超转军事为外交，用有限的资源和超强的外交手腕，以极高的性价比镇守西域三十年。此外，班超等人为经营西域，细心搜集情报，汇编成册。极大地丰富了中原王朝关于西域的知识。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张骞口中的身毒，就在今天的印度位置。然而，随着东汉末年分三国，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急剧衰退。可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与印度的直接交往，就开始于这个时期。
丝绸之路对于汉朝来说，政治利益重于经济利益。因为抵御匈奴为重，靠贸易获利是附带的。所以中原的制度体系一旦崩毁，西域首当其冲就会被放弃。这时，在佛教这一强大力量的推动下，丝路再一次欣欣向荣了起来。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明显不能解释眼前遭受的苦难，于是，佛教把这一些归咎于前世因，今世果，让信徒得到了解脱和慰藉。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个问题凸显了出来，中原地区是通过西域了解佛教的，获取的知识是二手的，就都是别人解读过的，谁也不知道对是不对。于是大家就希望读到佛经的原典，读到原典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把外国的高僧请进来，比如前秦君主苻坚靠武力威胁抢来的鸠摩罗什，可惜还没到长安，苻坚就去世了。第二种办法是走出去，比如东晋的高僧法显，他的取经经历，甚至还探索出了中原前往印度的陆路和海路。据说，中国禅宗的始祖达摩就是乘船从广州登陆的。唐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多皇帝都是佛教徒，他们大规模开凿石窟，兴建寺庙，留下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样壮观宗教景观，也留下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浪漫想象。到了唐代贞观年间，玄奘法师历时19年，行程五万余里，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这时的丝绸之路，商旅涌动，僧侣不绝，丝绸之路又成为了一条信仰之路，经由今天的西藏进入印度的唐蕃也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欧洲，正在因为宗教人种的问题相互攻伐杀戮，而同一时期的大唐不分族别，不分宗教，各派人士在长安城和睦相处，展现了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庞大气象。
丝绸之路上，铺满对现代人的启示
丝绸之路的历史告诉我们，两千年前，中国就开始和亚欧大陆的其他主要文明有接触。
然而，如果说丝绸之路上也有“李约瑟之问”，那便是：为什么历史越往后，尤其明清以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非但没有加深，反而越来越无知？
在明末，西方对东方了解甚多；反之，大明却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视为诞诳之说，因为这些地理书籍采用了世界视角的坐标系，没有将中央王朝放在中心。以至于到1840年，被英国用枪炮敲开国门时，大清都不清楚英国的力量，甚至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天朝迷梦”只能被炮舰击碎。
问题的关键，可能是面对他者的心态。
汉唐和宋元，是丝绸之路相对繁荣的时期，对应的心态是：理性、包容和自信。
理性意味着，是相对纯粹的商业利益支持着丝绸之路的自发畅通；包容意味着能够吸收外来思想；而自信意味着，在接触他者时不丢失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样的心态，才能保证一个文明能在不断出现的外来冲击、日益加速的全球流通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各个文明中游刃有余，并从中不断获利。
相反，在那些丝绸之路名存实亡的时期，如明清，面对他者的心态则是：傲慢、自负和虚荣。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而面对早期全球化潮流，大明王朝与其他国家支持对外贸易与扩张的模式不同，放弃了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商税政策，恢复传统的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
大明朝沿着原来的丝路网络，四处派官员招人来朝贡。朝贡的本质，是中央王朝满足自己“天朝上国”虚荣心的炫耀。用大明官员沈秩招募东南亚国王朝贡时的话说就是：“皇帝富有四海，不指望你的钱，就指望你去磕个头！”
所以，朝贡使团入境后，皇帝不仅包衣食住行，还赏赐给他们数倍于朝贡物品价值的东西。以至于在外域国王的手里就有一门生意：拍卖去中国的朝贡名额，价高者得。
在这种心态下，中央王朝付出高额的代价，所有收获除了天朝的面子，就只剩下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奇淫巧技，而对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层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一无所知。
“人”的故事，永远是历史的焦点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的征服之路、信仰之路、贸易之路和帝国之路，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帝国将相、僧侣信徒、商人冒险家的脚下，也成为一条被无数精彩故事满满填充的传奇之路。
读郭建龙笔下的丝绸之路，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传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历史人物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汉武帝怒气冲冲地质问楼兰王为什么当墙头草，大汉匈奴两边倒，楼兰王只能回答“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小国的心酸被一语道尽；
我们看到六十多岁的法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深一脚浅一脚地独自跋涉，看到他周围一度“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便能体会信仰的力量。
在郭建龙的笔下，还有七万人远征只为一高僧的鸠摩罗什、一人救一国的唐太宗使者王玄策、历史上一直受人质疑的马可·波罗，也有在西方世界眼中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的丝绸之路上的王者跛子帖木儿，等等。郭建龙文字中流露的天然文学品质，不仅让本书有很好的的可读性，而且让我们跟着这些历史人物一起在命运之流中挣扎，与他们悲喜与共，让我们在读历史的同时，对人的命运，有了独特的理解。
司马迁言，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指的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命运；“人”指人性和智慧；“古今之变”指从更长远的时间范围看事情演变的模式；“一家之言”指的是史观、史识，四个字：独立判断。
而每一代历史作家的任务，就是带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用当代人的叙事方式，寻找属于当代人需要的历史启示。郭建龙正是这样的作者。他的著作始终是在用当代人的视角关注两个永恒的问题：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我们该如何看历史？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了写作《丝绸之路大历史》，郭建龙把两者都做到了极致。中国的边疆自不必说，从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蒙古一直到非洲都有他的足迹，他曾在阿富汗被绑架，也曾在非洲感染重度疟疾。这样的作者，让我们充满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