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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苏州的奇重税收10明末经济困局

2024-05-16 07:38阅读:
明朝对苏州的奇重税收10
——苏州人心目中的朱明王朝之七

我楚狂人
三、明代财政崩溃与江南的关系2

1.明末财政危机与天灾人祸2
国家救灾需要财政支持,但是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招抚。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现有可靠史料也证明,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但是,形成形成鲜明度比的是,李自成攻占洛阳,张献忠攻占武昌,分别在福王府和楚王府获取了大量财物,这就是国家财政被寄生的贵族群体蛀空的明证。
天灾必然引发人祸,农民起义,加上北方饥饿的游牧民族南下掠夺资源,造成了明王朝被迫两线作战。
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崇祯帝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王朝被迫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三饷”无疑大大加重
了底层民众的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所以,财政崩溃的明王朝在两线作战之际,已经陷入无解之局。
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上文说说的天灾基本上都说了北方,特别是陕西。当时江南尽管也受到小冰河时期的严重影响,但是似乎基本民生尚能保障。那么,作为全国主要财税地的江南为什么不能援救国家的危机呢?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即农本立国。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所以江南新经济与明王朝最后是两败俱伤。
明朝对苏州的奇重税收10明末经济困局
苏州西山包山寺,明末苏州文人经常雅集于此。王家伦诗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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