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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读苏札记之五(庆历诸公)

2024-12-28 15:39阅读: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
——读苏札记之五
我楚狂人
曾经有观点,认为苏轼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派,我认为这有点片面。苏轼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在登上仕途之初,其政治偶像就是庆历新政诸公。苏轼一向主张革新,但是他反对不符合实际的盲动。苏轼从来没有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只是反对扰民。苏轼尽管被新党迫害几乎至死,但是他回到政治中心还是为新法的合理部分说好话,并因此再次被赶出权力中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苏轼很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态度。
那么,形成苏轼这种政治态度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我们不妨细细分析。
一、苏轼仰慕庆历新政诸公
苏轼1058年登第,这一年庆历新政诸公已经老的老死的死。庆历新政的旗手范仲淹,已经在1052619日去世。而富弼、韩琦、欧阳修已经垂老。苏轼对这几位都非常尊敬。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苏轼一辈子尊敬。正是欧阳修引荐,苏轼成功拜见了庆历新政诸公。在欧阳修的引荐下,苏轼成功拜见了当朝宰相文彦博和富弼,还得到了枢密使韩琦的青睐。 这一系列的引荐与推崇,使得苏轼在政坛和文坛都站稳了脚跟,与时任大佬们同席而坐,谈笑风生,成为北宋文坛的佳话。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五十一岁的主考官,兴冲冲地带着一个二十一岁的得意门生,到处找老朋友显摆。而这些位高权重名动一时的老头子,捻着胡须笑眯眯看着一个毛头小伙子高谈阔论。这种经历让这个毛头小伙子苏轼终身难忘,终身引以为荣。
富弼去世后,苏轼为之撰神道碑,原文如下(有删节):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
苏轼
公讳弼,字彦国,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天圣八年,以茂材异等中第。
会郭后废,范仲淹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
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上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议者以为有宰相气。擢知谏院。
元昊寇鄜延,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战死。而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德和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德和竟坐腰斩。
改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留公,不报。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
庆历三年,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
公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世以为知人。
而庆历新政诸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都是否定态度,这一定程度决定了苏轼的政治立场。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读苏札记之五(庆历诸公)
眉山三苏词,下同。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读苏札记之五(庆历诸公)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读苏札记之五(庆历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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