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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笔墨之性本原忠孝”
我国书法艺术说来玄妙，从本质上讲可以称之为写意的哲学艺术。孙过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书法的写意性，即他认为书之为道，在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谱序》）。而以忠孝为本原形其哀乐的传世书作，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为后世称道。因为文稿是在极度悲愤沉痛的情绪下书写的，作者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功力的自然流露。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对《祭侄季明文稿》给予了热烈赞颂，他认为，颜氏家族躬逢离乱，以爱国之心全力抗击叛乱，在国家危亡面前表现出了坚贞不屈与高风亮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赏析《祭侄季明文手稿》，走进书家的精神世界，才能深入地把握颜真卿忧愤遥深的情怀，学书法兼学其为人。为人正而后书品始高，这或许是傅山所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含义之一。
今观李润林先生《长歌当哭》行草长卷，16.5米的尺幅展开在眼前，郁勃其间的，自有一股充盈的忠孝之气。清代书论家王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即“笔墨之性本原忠孝”（《春融堂书论》），这个命题，我们正好借此《长歌当哭》长卷作一个跨时代的解读：李润林先生的先父曾经是一位县上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他为人正派，用心育才，受人称道，而在家庭教育方面又教子有方，于是子承父爱，勤奋苦读，终当重任，这是一幅至可珍贵的人间“忠孝图”。人之至忠者，当以爱国亲民为其忠，李先生《祭父文》中介绍的其父李崇实老先生，“笃忠职守，公正义烈，气盛之年常显忠良之象”。李老先生教子育才，当以其1990年切除胆囊病榻之上，教子清廉的故事尤为感人至深。有其忠烈之父，必有其忠孝之子，父子承续的是一曲清廉为民的忠烈谱。在父亲病殁三年后，李润林先生凝刻心魂，收摄血泪，书写自作诗《长歌当哭》长卷，笔笔掩抑，点点怀思，不拘于法而寄托忠孝之情，笔情墨意之间，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行草书的笔体，寄寓着绵长的孝义，抒发着深长的怀思。在当今文化建设的新潮中，我们正是要向全社会推举这样一种全新的“忠”和全新的“孝”。人而无“忠”不能自立，人而无“孝”不可行世。笔墨之情本乎忠孝，岂可忽乎？
清代侯仁朔《侯氏书品》在评到颜真卿《争座位帖》时讲道：“观其深朴条畅，率意经行，而忠义奋发自不可掩，益知古来万事贵天生也”，李润林先生的《长歌当哭》书法长卷，也正是这样一种率意经行的忠义奋发书作。
二、“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
人们熟知书法史上的行书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三行书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文、诗、书俱佳的绝世之作。明代书论家吴宽在他的《匏翁集》中论道：“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绝对不是苛刻之论，而是深有见地的历史总结。
李润林《长歌当哭》长卷，所书文字内容，即其2009年1月14日，其父李崇实老先生安厝之前的诔吊之作。全诗采用四言句式，非常适合于作诔吊之辞。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之铭，大多为四言句式，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范式。刘勰《文心雕龙》称：“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吊者，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马作楫先生评李润林祭父诗《长歌当哭》，有文《岚水河畔美德如花》为证，文章论道：“这首诗以一个号天泣血、追思父爱的儿子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慈祥父亲充满坎坷的一生，同时也让一个忠义仁爱、厚德饱学、几十年如一日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此诗、此书艺术的密码。
马先生的评价恰如其分。李润林先生以四言诗体，精当构思，追溯先父生平，用了三百八十行的篇幅，一千五百二十五字，全诗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真诚、纯净和正气浩然的精神世界，展现了诗人爱国、爱民、亲民、廉洁的高尚情怀。
《尚书·尧典》最早提出了“诗言志”的文学创作观念。我国最先兴起的文学体裁是诗歌，中国最先产生的文学理论是诗论。我认为，书法与诗歌一样，它强调的是表达人的主观情感，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故曰：“书为心画”；对于书法风格，应该强调的是“和”，《兰亭序》以“和”为美，《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等作品无不打上“和”的烙印。即作品在情感层面，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在天人层面达到“神人以和”。书法创作是在高层次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状态下进行的“半神化”艺术活动，是人情与神情共同作用下的综合表现形式。那么何为“半神化”？即有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得以超水平发挥，书法家有时不知道自己如何完成了一幅超水平的作品，这种状态即可称之为“半神化”，这种状态的极致是神经质的创作状态，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是书者原始本能反应升华的井喷现象，是书家独自的高峰体验。《长歌当哭》书法长卷，在创作时作者本人已经是进入了一种不自觉的创作状态，书者以诗引情，情寄笔翰，他的笔墨已经完全被怀念父亲的情感与表达这种情感的欲望所导引，故作品的实际效果可以说是超乎作者最初设想的。以诗牵情，以情赋书，无庸置疑，书者完成了一次书法精神的自我超越。
三、“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
布洛克说：“艺术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的表现力量……一件作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特征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刘熙载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由此看来，书法作品是否具有震撼力，人的性情表达至为重要。现代书法在效仿古人书法的时候，其突出的要点是直取其意，也即以意为先。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实情况已经不能完全与古人相同，我们临池的时间较古人要少，我们工作的频率较古人要快，我们应对的人间万象比古人要多，这就决定我们在仿效古人之书时，要重在其“意”而勿拘其“形”。明代的书法理论家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大胆提出：“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的观点。也许李东阳早已窥测到时移世易，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书法也在变。
大约是2007年秋，在一次柳林县文化建设座谈会上，我有幸得与李润林先生近距离相见，那时他正担任柳林县委书记。当时我还得知，李润林先生在繁忙的党务、政务工作之余，写了不少古典诗词，平时还练习书法，旁人对他这种寄雅怀于平仄、留深致于翰墨的介绍，让我感到他瘦削的脸庞有了更多的亲和力，他的这种通过个体追求成就自我的高洁志趣，是其多元性情的必然选择。过了不久，一位同学将他的诗词作品发短信给我，说是李书记征求大家意见了，我深感吃惊，直觉告诉我，对诗词都这么认真的李润林先生，对父母、对工作、对朋友、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将会是更加出类拔萃、超乎常人的。果然，在四年之后，当我看到他的《长歌当哭》长卷后，事实印证了我的猜想。吕文明先生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遇到痛苦与矛盾，如果放任自流，让它来去匆匆，那就只能把这样的痛苦停留在生理和心理的层面上。但是如果因循利导，科学生发，那这种痛苦就很容易运用到艺术表现中”。严父的病逝，触发了诗人、书家李润林先生内在的诗书禀赋，于是他把自己内心的苦痛与矛盾一寓于诗，一寓于书。此时的《长歌当哭》长卷便诗书合一，天人合一，神人以和，和而不同。其实李润林先生本无意于作书法家，但此卷看来，有“惟愈不经意者，则愈觉神妙”（侯仁朔《侯氏书品》）之感，“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苏东坡语）。这也与蒋和所讲的话有相通之处，即：“法可以人人而传，精神兴会则人之所自致，无精神者，书法虽可观，不能耐欠学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学书杂论》）。有一分修养，便有一分气质，谁可否认呢？
当然，书法学习除了天分、情感、学养外，在行草书的学习中，傅山先生《霜红龛书论》谈到，“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清代又一位书法家讲到，“字与文不同者，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尚得为文耶？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当今书坛，倡导继承，重视临帖，利在当今，功启后世。李润林先生《长歌当哭》长卷所流露出来的瑕疵，可能也正是行草书临帖需要再遵前贤之嘱的问题。文字面前，人人平等，书法面前，亦复如是。清代以降的南北书派论，无论南帖还是北碑，都强调临帖，手卷翰札，尤须寻源于二王。以二王为源，以米黄为流，方能“弘观既往之风规，导格来之器识”。另外，“顿悟”与“渐修”，人各不一，李润林先生《长歌当哭》书法长卷，雅韵清音，饱含了顿悟与渐修的许多信息，留给了我们美好的启迪。
李润林先生一哂。
2011.12.28草拟
2012.01.02修改
2012.01.04再改
田承顺（1963——）山西汾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大学本科毕业，文学学士。1984年吕梁师专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任吕梁高专学生处副处长，1996年任吕梁高专学工部部长。1999年任吕梁高专成人教育部主任。2007年5月任吕梁高专校长办公室主任至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山西书协理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法高研班在读学员，书法师从欧阳中石、齐作声、郑晓华。诗词师从李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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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侯仁朔《侯氏书品》在评到颜真卿《争座位帖》时讲道：“观其深朴条畅，率意经行，而忠义奋发自不可掩，益知古来万事贵天生也”，李润林先生的《长歌当哭》书法长卷，也正是这样一种率意经行的忠义奋发书作。
二、“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
人们熟知书法史上的行书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三行书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文、诗、书俱佳的绝世之作。明代书论家吴宽在他的《匏翁集》中论道：“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绝对不是苛刻之论，而是深有见地的历史总结。
马先生的评价恰如其分。李润林先生以四言诗体，精当构思，追溯先父生平，用了三百八十行的篇幅，一千五百二十五字，全诗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真诚、纯净和正气浩然的精神世界，展现了诗人爱国、爱民、亲民、廉洁的高尚情怀。
《尚书·尧典》最早提出了“诗言志”的文学创作观念。我国最先兴起的文学体裁是诗歌，中国最先产生的文学理论是诗论。我认为，书法与诗歌一样，它强调的是表达人的主观情感，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故曰：“书为心画”；对于书法风格，应该强调的是“和”，《兰亭序》以“和”为美，《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等作品无不打上“和”的烙印。即作品在情感层面，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在天人层面达到“神人以和”。书法创作是在高层次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状态下进行的“半神化”艺术活动，是人情与神情共同作用下的综合表现形式。那么何为“半神化”？即有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得以超水平发挥，书法家有时不知道自己如何完成了一幅超水平的作品，这种状态即可称之为“半神化”，这种状态的极致是神经质的创作状态，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是书者原始本能反应升华的井喷现象，是书家独自的高峰体验。《长歌当哭》书法长卷，在创作时作者本人已经是进入了一种不自觉的创作状态，书者以诗引情，情寄笔翰，他的笔墨已经完全被怀念父亲的情感与表达这种情感的欲望所导引，故作品的实际效果可以说是超乎作者最初设想的。以诗牵情，以情赋书，无庸置疑，书者完成了一次书法精神的自我超越。
三、“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
布洛克说：“艺术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的表现力量……一件作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特征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刘熙载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由此看来，书法作品是否具有震撼力，人的性情表达至为重要。现代书法在效仿古人书法的时候，其突出的要点是直取其意，也即以意为先。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实情况已经不能完全与古人相同，我们临池的时间较古人要少，我们工作的频率较古人要快，我们应对的人间万象比古人要多，这就决定我们在仿效古人之书时，要重在其“意”而勿拘其“形”。明代的书法理论家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大胆提出：“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的观点。也许李东阳早已窥测到时移世易，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书法也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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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8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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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4再改
田承顺（1963——）山西汾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大学本科毕业，文学学士。1984年吕梁师专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任吕梁高专学生处副处长，1996年任吕梁高专学工部部长。1999年任吕梁高专成人教育部主任。2007年5月任吕梁高专校长办公室主任至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山西书协理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法高研班在读学员，书法师从欧阳中石、齐作声、郑晓华。诗词师从李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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