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史》再版后记：《中国钢琴史》创作感想----柳若影
2021-03-18 15:48阅读：
《中国钢琴史》再版后记
---------《中国钢琴史》创作感想
”写作学“是个庞大的体系，有实用写作、学术写作、文学写作、网络写作等等。每个作家不都是精通写作学的理论家，他有的是他写作某个作品的个人经验，要进入理论体系需要升华和总结。这个工作谁来做呢？
王安忆说，这堂课我主要想谈处女作，作家的处女作。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我觉得在这之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可贵的，等到作家成长起来，成熟以后，他会写下许多好的作品，可是他处女作里的一些东西却是他永远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价值的。我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我觉得它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这种感性没有受到污染，有一些类似我们上堂课谈到的原始人艺术的特征，原始人世界的特征。
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完全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前人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的约束和影响，它相当自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下子面临这个世界，他的整个感官都处在张开来尽情吸收的状态。他吸收很多很多东西，而且他的吸收没有标准、榜样、借鉴，也没有经验，所以也没有约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吸收力在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所吸收的东西往往是第一性的，非常重要。这种东西也许很浅，不广阔，不完整，不深刻，可是它非常重要，在于它的独立性，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始发的经验。它是非常感性的，完全从自己所闻所见出发，没有别人的经验帮助它，好像是单枪匹马闯世界，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它也没有成见。但
它是不完全的，有许多破绽，也不能自圆其说，不是很周到，没有现成的概念和逻辑可以运用。它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逻辑，不一定一环扣一环，非常合理，而且它有种束手无措，似乎无法为它的东西命名。没有现成的名词，用现有的概念去套又套不上，所以它也就放弃了命名，给人们留下“
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印象。这种处女作的特征非常接近于原始人的特征。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要正视处女作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某一点上体现出了一种心灵世界的独立性。但是并不是说处女作是这么样的至高无上，或者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它是心灵世界的初创阶段，它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状态。
这一段话说得好。我对这段话的体悟最深。《中国钢琴史》的产生就是这样的。
《中国钢琴史》是一本史学著作，是一本有广义的文学性追求的学术著作，也可以说是文学化的学术著作，前后写了10年，有点感想。
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国人认为“文史不分家”，从叙事的层面有交融之处。但正象有的学者说的，史学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叙述“将要发生的事”。“事实”是个“硬核”。没有这“硬核”就不是历史。创作不表现在脱离事实的想象上，而是表现在对事实的叙述上。从写作的角度看是“再现'而不是”表现“。再现主义认识论源于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在关于知识的获得问题上，倾向于把认识视为客体事实的再现，在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主张两种科学陈述，一是客观的解释性陈述，二是客观的描述性陈述。实际上，两种科学陈述方法就是再现方法，即将客体的现实再现或复原出来。逻辑实证主义强调认识的客体世界独立于认识者的经验之外，具有真实性或实在性，人们只能运用排除认识主体的主观理解因素的干扰的方法，才能真正发现真实的知识或真理。科学知识或真理客观地存在于经验的世界，我们不可能直接加以理解，就像在物理学家所看到的物质运动规律面前，普通人就如同盲人一样。因此，科学知识的获得需要寻求和运用基础标准，来检验人们所发现的是否真实。
我没有走史著的常规体例，而是探讨了一种新的思路，新的写法。这个可能受《万历十五年》的影响，也是对学术著作文学性的探讨。
从总体上看，我是以概括为纲，以叙述为目，来创作这本著作的。
而概括，则以具象概括为主。
而具象概括则会形成意象，意象是形成文学色彩的根本。意象主题朦胧，意绪无穷，这是具象概括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对“言、象、意”有较深的研究。
如何使难抒之情、难言之理得以表达？“由意象婉转得代抒代言”。所谓的'言不尽意，立象尽之'就是这个意思。意象可以达到许多繁琐的逻辑语言所无法达成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所讲；“我们一提到原子，只能用诗的语言来描述。”普通词语无法尽意。为什么只能用“诗的语言”？朱光潜先生说，青年期想象力较丰富，所谓“想象”是指运用具体的意象去思想，与我们一般成年人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不同。这两种思想类型的分别恰是文艺与科学的分别。“意象”与“概念”在艺术与科学表达中的作用值得深究之。
具象概括所得到的是意象，它与概念不同。意象，在文学中研究得比较多，在学术著作中研究得少。
采用意象这种写作手法，可以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使作品的主题多义和不确定，读来更回味无穷。采用这种手法有它不可取代的优势。
所以，学术文章，多用“抽象概括”；而文学作品，则多用“具象概括”。能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
一般认为，中西文章，从感觉上发现的最大差异是，西方文章，名词、概念接踵而至，虽然准确，却深奥难懂，令人头大；读中国文字，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扑面而来，异彩纷呈，美则美矣，却是玄而又玄，不明所指。
的确，汉语有很强的具象性。例如国人喜用成语，中国是一个成语的国度，而每一个成语几乎都是一个意象：褒义的如错彩镂金、小鸟依人、沉鱼落雁、高山流水、结草衔环、桃李不言、投桃报李、柳暗花明、游刃有余、满面春风、成竹在胸，贬义的如狼心狗肺、过街老鼠、草菅人命、揠苗助长、望梅止渴、指桑骂槐，中性的如瓜田李下、悬崖勒马、龙潭虎穴、如履薄冰、金蝉脱壳、暗送秋波、花枝招展，等等。
中国古籍抽象用词很少，古人谈诗论文，多是形象用语。例如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谈诗之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什么是典雅？他告诉你没有？没有，他只是描绘了一系列形象。你明白没有？说不清楚，但似乎又明白了什么。
国人善于具象概括，发明了许多具象概念，如气、阴阳、五行、和、同、一、两等重要的哲学范畴。道家的“道”似乎脱离了具象性，而其实它是由“线”演变而来。理学家的“理”，似与具象不沾边，但理学家多持理气一统观，以气为基础来构筑其理论大厦，所谓“理者气之条理”（王阳明），“理即是气之理”（刘宗周），“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黄宗羲），等等，即是如此。“理”实际上具象化了。“太极”一词，由气而来，古人还嫌其不具象化，到理学家手里竟画出了“太极图”。
中国文学理论构建起了一个由比兴、讽喻、寄托，意象、意境、境界以及滋味、风骨、气韵、神韵等形象构成的理论大厦，不懂这些形象，你只能望而却步；而读具体作品，大量的文化意象，诸如香草美人、梅莲菊竹、柳絮飘萍，南山明月，你更不能不懂。
读中国文化，你就要有这种透过具象去领悟精神的本领。
具象概括与抽象概括的区别不在于它是否经历了抽象的过程，而在于它的概括成果的心理形态是具象的感性形态还是抽象的理性形态。抽象概括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舍弃感性内容的概念形态，具象概括的成果则主要表现为保留感性内容的概括性的表象形态。一般我们认为是“意象”。而抽象概括的成果则表现为“概念”。
是不是学术著作就不能用“具象概括”呢？
不，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国的一些哲学范畴也具象化了。如，理学家多持理气一统观，以气为基础来构筑其理论大厦，所谓“理者气之条理”（王阳明），“理即是气之理”（刘宗周），“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黄宗羲），等等，即是如此。“理”实际上具象化了。
我们要明白，意象与概念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就象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一样。中医的藏象理论不同于西医解刨学上的概念。
我的《中国钢琴史》是以具象概括为主，它形成的是意象，是个意象体系。意象与意象之间，会形成一个“意境”。
意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艺术境界。美的意境就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高水平深层次的悟性。好的文学作品都会有一种意境美，即意境高超、深远，使人读后感受到它的诗味浓郁、情意盎然；使人沉浸于其中，深思回味，浮想联翩；或者受到思想启示，沉湎于哲理性的思考。诗词如果缺乏这种意境美，便会浅露无味，或者是格调低下。
意境并不玄奥神秘，它是诗人主观的意（思想感情）与客观的境（生活形象或生活环境）的统一，是形与神、内情与外景的和谐完美统一。用通俗简明的话来解释，“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境”就是作者所描绘的客观事物，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情景交融，或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寓理于境，或借境达理。在这种艺术境界中，“意”并不是直接的倾露或抽象的论述，而是在画面中自然而然地让读者感知；“境”也不是纯客观的外形摄像，而是渗透着作者的思想见解和感情色彩。把感情含蓄在形象里，即意寓于境，境中见意，才能创造出意味隽永的艺术境界。
诗意是文学的基本概念,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它的意义可以涉及广普的称谓,即人在生活中所能体验到的一切美感形态,当然也包括人类的艺术活动,凡能引发人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均可称为诗意。
《中国钢琴史》是一本学术著作，如何有点文学味？学术著作而不干巴枯燥？具象概括是基础，形成意境是根本。我想，这就叫“创作”。
例：《中国钢琴史》的最后一章“余音绕梁”即蕴含了与钢琴有关的诸多内容，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具象概括形成的意象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学术文章的撰写中，很少有人用到“具像概括”。我们对此研究的很少。
我是愈来愈感到学术著作的撰写也是一种创作，我在尝试用“具像概括”的手法。
意象，意境，这是文学作品里的手法，可不可用到学术著作的创作上？
艺术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以相对简单的形式表达非常丰富的美学意义，为此需要对表现对象进行适当的抽取、提炼、概括，为精神寻找形式。
书，如何写，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是有区别的。学术论文与学术论著也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写作者，不仅在乎自己的学术发现，而且在乎如何通过精细的文本形式的构建来表述他的学术发现。前者是一种问题意识，而后者是一种形式关怀。此二者能被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学术写作中恐怕只是一个少数派。也就是说，持此种写作观点的人不多。我们对它的研究探讨也少。
学术著作的文学性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国内有很少的几篇论文。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
学术论文用准确的推论式语言、稳定的语法逻辑表达客观、理性的科学思想和概念，而学术作品引入了文学风格的语言表达作者主观、感性的个人体验。那么，这种主观的个人感性体验，是否是客观理性的对立物，在学术作品中对科学真理起到破坏和歪曲的负面作用呢？
答案是否定的。德国古典美学、哲学家康德在论说文学作品的想象和地位时，要诗人把一些看不见的概念翻译成可以用感官去查看的东西，诗人借助想象力，把经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通过感性显现，并使它们达到理性的高度。这段著名的论述意味着，对经验世界的感性显现，同样可以表达客观的世界，完全可以达到理性的高度。学术作品强烈的作者主观色彩，只要运用得当，是可以和科学本身的客观理性相容的，并且具有更容易被人理解和认识的功能。抽象的科学太写实了，太理性了，难以维持读者求知的兴趣；只有感性与理性结合的作品，才能调动读者，尤其是非专业读者的阅读欲望。
在作品的客观理性和主观感性的意义上，卢卡契（现代匈牙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甚至更强调后者的能动作用。他认为：“艺术的认识作用和科学不同，艺术和主观性相联系，它所提供的有关社会和人生方面的知识要比科学来得多；同时艺术有虚构性，可以揭示科学认识所不可能接触的事实；艺术可以把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外部的认识结合起来。”的确，科学概念和抽象理性，并不提供社会和人生有关的知识；而作为艺术作品的科普作品，因为加入了作者对所讲述事物的主观感性认识，结合了对人生的思考和人文的反思，其涉及面大为拓展，激发读者的情感，扩大我们的眼界，深化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学术”是内容、一般、抽象、理性，'文学'是形式、个别、形象和感性，作为两个极端，通过融合、此消彼长，在学术文学作品中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和统一。正是学术文学作品兼具学术和文学的两个属性，才使得学术文学作品既是一种不完全附属于科学的独立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独立存在。认识这一点特别重要，象“散文诗”，它是“散文”和“诗”杂交产生的一个新品种。“学术”和“文学”融合也会产生新品种。对新品种产生不同的认识也是正常的。各个学者对一个作品的不同评价也是正常的。作家与学者的出发点不同，学术作品遵循的是“概念逻辑”，文学作品遵循的是“诗意逻辑”，深刻了解学术文学作品的这两种属性，才能更好地有助于我们对二者的理解，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学术作品。
这里，“意象连贯”与“意义连贯”值得探究。
“意象连贯”与“意义连贯”有何不同？
中国当代作家木心先生说，在写的时候，不要老老实实去找意义连贯，而是意象上的连贯。古典写法，一定要在意象上协调。意义、意象的连贯，我是交合起来写的。这个经验很独特。
能够把二者交合起来写的作家为数不多。多数人并没有“意义连贯”和“意象连贯”的概念。
“意义连贯”要讲“普通逻辑”；“意象连贯”呢？是不是象有的学者提出的“诗意逻辑”？
《中国钢琴史》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答曰：学术文学作品。从写作学的角度看，学者研究“概念”？作家研究“意象”？本书是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学术、普通逻辑的目的是表意；文学、诗意逻辑的目的则首先是为了构型，即创造艺术形象。学术观点被艺术形象包裹起来，这，就是学术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钢琴史》为学术文学作品的写作开了一个头。
“意义连贯”要讲“普通逻辑”；“意象连贯”呢？是不是象有的学者提出的“诗意逻辑”？诗意逻辑为意大利学者维柯几百年前所首创以来，经过世界多国学者的研究，逐渐认识了它的特征，它与普通逻辑运行的规律不一样，这是值得探索的。这是我们理解学术著作文学化的一个关键。诗意逻辑的运行，首先不是为了意义的呈现，而是为了建构一个艺术形象构成的审美世界。
朱光潜先生认为，青年时期想象力较丰富，所谓“想象”是指运用具体的意象去思想，与我们一般成年人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不同。
近年，在文学写作上出现了一些探索，可不可以看作文学写作的学术化？
学者於可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转向”以来，一些作家开始反省这种疏离母体的创造倾向，从西向而望到收回目光，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和独特价值，有了新的体认和发现。一些作家，如韩少功主张小说创作回到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的整体状态，张承志主张小说文体向原始的“书”的形式“回归”。另一些作家则尝试把历史、哲学的著述方式和著述体例，移用于小说，如方方、迟子建、张炜、柯云路用编年体、纪传体、纲鉴体的史书体例创作的《乌泥湖年谱》《伪满洲国》《外省书》《黑山堡纲鉴》等，孙惠芬用接近历史的方志体创作的《上塘书》，郭文斌用类似于《荆楚岁时记》的风格创作的《农历》，李锐融合了农书和风物志创作的《太平风物》，以及贾平凹将《山海经》的文本嵌入小说《老生》，莫言把地方戏的曲调和结构引入《檀香刑》等等，都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这些创作成果也表明，这期间的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与日俱增，中国文化丰富的蕴涵将成为当今中国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资源。
这也算一种探索。 有些学者把它叫“跨文体写作”。可以研究。学术著作的写作呢？如何把你的学术发现放在优美的文本当中呢？正如烹饪师，如何调制出色香味具佳的大餐。
如何做到学者与作家的统一？一本书，能被反复阅读，若不是出于某种实用因素，必然是出于文本自身的魅力。这种情况通常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较常见。比如《红楼梦》被反复阅读，并不在于它的实用，而在于文本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通过叙述过程来实现的，而非某个具体的、实际的观点。但我们较少反复阅读一部学术作品，原因就在于多数学术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它的学术观点。一旦学术观点被提取出来，文本本身就不再有价值了。如何使学术著作具有双重价值？这是值得追求与探讨的。
学者曾念长认为，学术写作，重在内容，而非形式。就此而言，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起点。学术写作，从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开始，直至学问清明，才有可能转向文本形式的自觉探索。年轻学者，重在对问题的发现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然后逐步进入学术轨道。至于论文写作的形式探索，基本上无须劳神费力，只要服从一整套规范就可以了。这一整套规范，就狭义而言，也是一种特定的文本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是死的，而且它的意义不在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抵达学术表达的有效性。其一是确保材料和观点的真实，因此有了注释的规范；其二是确保语义的统一和逻辑的自洽，因而有了行文结构和语言风格的规范。
与学术写作不同，文学写作从培养写作者的形式感觉开始，直至这种感觉神乎其技，才有可能转向对重大精神问题的探索。一个年轻的文学写作者，无论它是写诗，还是写小说，甚至是写“形散神不散”的散文，他首先要面临的，是形式的无限可能性问题。这个形式，有两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言形式；第二个层次是行文结构。这两个层次是相互参透的，优秀的文学写作者自然能够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初学写作者必须在形式的无限可能性的尝试与探索中磨砺自己的感觉，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古典的诗词写作尚有一套规范可遵循，现代文学写作则无明确的形式规范。当然，只是外部规范被取消了，内在规范却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正是现代文学写作的难度。譬如一个小说写作者，只有经历长期的形式摸索，才会明白一个短篇要在什么时候结束才是最佳的。这个明白，没有什么写作指南可参照，完全是靠写作者对文本形式的领悟。当然，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领悟不了，所以也不可能写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出来。
如果作者既是个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就会将研究和写作当作两个不同阶段、两种不同性质的作业来完成。当他在完成研究任务时，他必须专注于解决“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而当他在完成写作任务时，他必须专注于“如何来表述一个结论”。他可以开门见山抛出结论，而后逐步阐述；也可以层层设下伏笔，最后万流归一。此中不同，因人因文而异。不管如何，要把研究和写作区分开来，就要求一个学者先有相对清晰的结论及其推演过程，包括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妥当处置，然后再下笔成文。这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达到的层次。
有的人认为是学术著作的非学术化撰写，有人认为是学术著作的文学化，这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了。既有问题意识又有形式关怀的学术专著固然是学术写作的最高追求，但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学术论文的生产应该被排除在学术写作之外。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一般的学术写作，包括在文本形式上并不成熟的学术论著，都可看作是“学术草稿”。它们不是最终的、理想的学术作品，却是通往最高层次的学术写作的必经过程。对于每个学术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公平的。但最终结果如何，却又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学术论著就按学术论著的规矩写就行了，又何必搞什么文学性呢？
曾念长在《问题意识与形式关怀------兼论学术写作的文学性》一文中写到，为此，我又重读了《万历十五年》这部作品。算起来，这是第三遍。读完后，我突然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明白过来这个作品在形式上是有整体性的，而且在内部构造上有着精密的设计，只是以前没读懂罢了。我意识到，之前断定《万历十五年》由若干精致短篇论文机械集合而成，其实是个不小的判断失误。黄仁宇在书中写到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事例极少，他为何将书名定为《万历十五年》？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而是将答案隐藏在他的文本构造之中。我们如果不能破解这个文本结构，就无法真正理解'万历十五年'的真意。想到这一点，我就明白了，黄仁宇对学术写作的探索，比我原先知道的要走得更远一些。他不仅有问题意识，而且有形式关怀，甚至让形式关怀引领了问题意识。这也是多数学者不能轻易做到的。想到我之前的判断失误，我决定修改此文，恰在此时，我接到了《粤海风》编辑部的电话，被告知文章已发表了。意外来得太突然，而我的领悟却来得太慢。
学术著作如何有点文学性？应该不应该有点文学性？值得学人探讨。我们不妨读读孔飞力的《叫魂》和林耀华的《金翼》，也许从中能得到不少启发。
《金翼》是一本以小说体写的人类学著作。1944年美国版的副标题是“一部家族编年史”，1947年在英国出版的修订版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为副题。林先生认为“人文学科书籍的传世价值总在于它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它所携带的永久的美感”。
而《万历十五年》，作者在全文中，以深厚的史学素养和远见卓识，用大胆、平实的笔触评说明史，进而评述中国的历史。他在这本史著中赋予了历史真实鲜活的面容，不仅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体验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遐想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细心的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品味个人的人生酸楚，而且还会发现隐藏于表面背后的历史积淀。用这种方式撰写历史，不仅能唤起人们对往昔客观历史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深厚的历史迷雾中走出，进而思索。因此，读过此书的人都说：“读《万历十五年》给人现实意义上的启迪远在其史料价值之上。
这，就是学术著作的文学性。
北大学者陈平原认为，一般说，“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向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是“召唤结构”，我希望我的著作能得到读者的填补、否定乃至创造，使干瘪的理论身躯穿上一件靓妆。
概念、意象是人类思维的形式，类比，是全人类共同具备的“思维本能”，它在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写作中同等重要。
学者王珏研究发现：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尤其是理论物理），是离不开隐喻和类比的。
——而艺术（如文学作品），则尤其擅长于精妙的隐喻和类比。
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联姻，将有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当科学发展遭遇瓶颈时，艺术所带来的“灵感”（其本质就是隐喻和类比），可能会使科学产生新的突破！
实际上是讲科学与艺术的共通之处：隐喻与类比！——本质上，就是在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找到微妙联接。
而这思维方式，无论是科研领域、还是教学领域，中国基本没有这种传统。这可能也是中国的老师学生、以及教育的产物——全体中国人，创造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隐喻和类比，是如何将科学与艺术联接？我认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研究中；另一是在表达中。在表达中，要深入研究学术著作的文学性问题。
毕加索通过时代思潮运用的几何学远非欧几里德式的，他永远理解不了那些方程式，却坚决用画作来表现这种思考空间的新方式。一个世纪之后，物理学家仍将他作品中那些破碎的静物作为科学的有力符号。抽象艺术使我们理解了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哪怕只有一点点。
是时候让科学和艺术这两种文化的交流成为科学方法的一个标准了。大学校园可开设“物理学家的诗歌”这门课程作为开端。追寻科学真相的过程既漫长又艰苦，而且永无止境。我们是谁，一切事物是什么，这是人类最深沉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知道答案，就需要同时借助科学和艺术，这样一来两者才能互为补充。
王珏研究发现，人类在面对未知世界时，
——无论是在科学家面对人类未知的世界，还是学生面对尚未理解的知识
有且只有一种武器：
原有经验！
类比（为了简便起见，我把隐喻和类比均称为“类比”），
就是能够借助人类思维的“唯一武器”，
来理解外部世界、理解新知识的手法！
通过本文，我们能体会到：
原来，类比不光是针对教学的，
对于科学家、科学发明创造来说，也同样重要！
——类比，是全人类共同具备的“思维本能”！我认为，在学术研究和表达层面同样重要，可惜我们研究的太少！
朱光潜先生说，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还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或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如果不讲究这两层，社会必趋于腐朽。
历史应该怎么写？经典模式有的是。有人主张'述而不作',有人主张“有述有作”。'学术”与“文学”怎么结合？
《苦难辉煌》有点争议:有人认为是学术；有人认为是文学。一般认为它是“纪实文学”。我认为，它是“学术著作”的”文学化”。
我认为，学术著作可以有点'文学性',这个问题国内有学者正在探讨。
作为一部讲述近代中国史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苦难辉煌》自其问世之后便迅速成为一本“叫好又叫座”的书籍，不仅被中组部、中宣部推荐，还斩获了2011年的“中国出版政府奖”。
不过，对于这本书也一样有“反对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便就其历史真实性、写法提出了质疑。
杨奎松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从金书中部分章节便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书中不乏不可理解的错抄、误读，甚至还有不可容忍的剽窃。那么《苦难辉煌》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作品呢？
是一部讲述近代中国史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不是按历史学术著作撰写的。在文学创作中，纪实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是兼具了史学著作中的“真人真事”要求，同时为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又有着必要的渲染成分，一如《大秦帝国》、《走向共和》这些作品都是纪实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如果说史学著作（学术性）要求的是严谨性、真实性，那么纪实文学则在兼顾真实的基础上，强调的更多的是宣传性、大众性。学术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这是个新品种。而杨奎松教授对于《苦难辉煌》之中引用的史料有“错讹”，无标准等说法则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作品归类上的看法，他仅仅注意到“学术性”，没注意到“文学性”。一切分歧源于对作品的归类上。我在网上搜索'学术文学作品'或“文学学术作品”，尚无这个概念，更谈不上研究了。
我认为，可以从学术著作的文学性方面去研讨。国内研究的学者不多，研究文章极少。
在历史著作的写法上，有广阔的探讨余地。学术著作的文学性无疑是更高的追求，《中国钢琴史》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创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