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师实友，学界佳话：费青与潘汉典
2022-04-22 09:22阅读：
1940年秋，费青与潘汉典相识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这一年，费青因病从西南联大远道返沪，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而年轻的潘汉典以优异成绩从广州培正学校毕业，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从此，两人结为师徒，并保持了纯粹而持久的交往。
潘汉典回忆：“第一学期，费青师就带病为我们开设了哲学概论（实为法哲学）课，把我们引进了哲学与法学交融的园地，我们的法学阶梯也由此而升。其后，费青师又陆续为我们开设了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总则和民法债编分则等课程。”东吴大学法学院是近代中国一所以比较法为特色的法学院，同时是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当时，能够贯通中国法与英美法的教授并不多见，而费青通晓中外，故而备受学子青睐。潘汉典对费青钦佩之余，更切身感受了比较法的魅力。
大学期间，潘汉典勤学苦读，出类拔萃，深得师长喜欢。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1941年全国举行大学学业竞试，东吴大学法学院派出五名学生代表参加全国甲组复试，潘汉典便是五人之一。又如，费青开设的德语课，起初有十几个学生选修，到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人便是潘汉典。
不幸的是，1941年12月
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宣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家遭受战乱的同时，个人生活也遇到困境。1942年初，潘汉典的母亲在香港病逝。至此，潘汉典失去双亲（父亲潘澄修已于1931年逝世）。一时间，潘汉典因无力缴纳学费而面临失学的可能。当初，潘汉典选择东吴大学法学院，已经受了父亲生前一位朋友的资助，如今雪上加霜，更是举步维艰。
无奈之下，潘汉典向学校求助。他在申请书里写道：“事变之始，故乡即告沦陷，家园为墟，遂避难香港。不料此次战事爆发，香港攻略中，寒舍重又见毁于兵燹，先慈亦因兹受惊弃世。由是经济之来源遂完全中断，现暂寄居友家。故于学费一项，实无力缴付。特恳请全额免费，俾得继续研学，为幸为祷。”作为潘汉典的老师，同时身为学院教务长的费青知道潘汉典的处境后十分同情，并及时施以援手。这样，从大学第二年第二学期开始，潘汉典依靠学校减免学费和自己课外兼职得以继续学业。
此后，潘汉典更为珍惜学习机会。凭借努力和实力，他又取得多项成绩：1943年，以《中国古代法学思想初探》一文参加学术论文悬赏，获得上海等地大学组第一名；除学习教学计划内课程，还选修德、法、日等多门外语课程；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1944届毕业生杂志《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总编辑；将日本法学家江家义男翻译、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典》译成中文，等等。
1944年7月，潘汉典如愿以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其间，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让潘汉典终身难忘，并对费青深怀感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颠危，环境日蹙，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盛振为决定率领师生南下闽粤、间关入川，“此际同学之能裹粮景从者亦甘冒矢石，随军辗转西上”。同时，“其大部分遗留沪市之本校师生，迫于患起仓猝，交通水路之梗阻，眷属衣食之为累，不得不忍痛滞沪”。换言之，因为战事，东吴大学法学院被迫分为两支：一支迁往重庆，一支滞留上海。
当滞沪师生荒芜所依、莫知所适时，费青挺身而出，“为了使东吴弦歌不辍，让无法远去内地而留沪的师生‘师有所教，生有所学’，他不辞辛苦与张中楹、王遂微（徵）等老师一起，多方奔走策划”。刘哲民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比较法学院》中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师生有200多人，“这部分师生由于爱国热情，绝对不肯入汪伪学校执教和就读”。可想而知，如果就地解散，则教师失教、学生失学，“一旦抗战胜利，对法学教育将是很大损失”。为此，费青想方设法、四处联络，解决了学校名称、院长人选、办学经费、教学场地等多个棘手问题，“是年秋始（1942年），复改借南洋路爱国女子中学校舍开学”（潘汉典所在的1944届即从爱国女子中学毕业）。
需要说明的是，费青长期患有哮喘，病痛缠身，当时就是因时间仓促无法长途跋涉才留在上海，可为了师生脱离“存亡续绝”之境，他又不顾个人安危，费心劳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潘汉典在《一九四四级级史》中记载：“一切悉仍旧贯，费师兼摄教务长职务如前，诸师均戮力将护，苜蓿自甘，乐育懃懃。自是以还，师生感情愈为亲挚，不啻家人父子。讲坛执经问难之余，假日游园，先生弟子之雅集，吾级尤密；由是吾侪愈体师门爱护苦心，均潜然埋首以储材报国相勉；以是特邀学校嘉许，而吾级亦砥砺益力。”应该说，这部分东吴学子遭遇战乱而彷徨四顾是不幸的，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又遇到了费青一样爱生如子、临危担当的师长。
当留沪师生的教学走上正轨后，费青接受了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之邀，再度入川。临行前，他在潘汉典的一个扇面上赠诗一首：“作客思归经数年，不辞道远穷廻川，移山须学愚公志，避世何能阮籍眠。对泣怀伤虚岁月，枕戈情重渺云天，深知力薄成空抱，权遣烦心丝万年。”个中苦楚，一览无余。1943年9月，费青只身离开上海，历经辛苦，近两个月后，抵达重庆。
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潘汉典进了上海中南银行，工作和生活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经过四年专业训练，此时的潘汉典已对法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他读书治学的活动从未中断，而且法理学一直是关注的重点。1946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研究所复办。潘汉典与大学同学程筱鹤、俞伟奕等人考入法学研究所，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其间，费青与潘汉典虽天各一方，但保持着书信往来。信中，费青时常勉励潘汉典坚持学术研究。费青随西南联大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筹备《新建设》时，还曾邀请潘汉典前来做编辑，但潘汉典因更钟情于学术研究而婉拒。
1950年11月，因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缺额，费青为潘汉典“推毂”，“虽谋此辞职者多，非必成功。青总当尽为设法。”当时，潘汉典主要还是在银行任职，工作之余则阅读、治学，以及补习俄语。1951年9月，费青致信潘汉典：“以你的政治背景清白，本质纯良，勤奋好学，在此后社会中是大有前途的。但这个前途却更系于你能努力向进步方面接近，摆脱旧的一套。你尚未结婚，没有家累，正来得及善用这点自由，来改变环境，努力自我改造。”信中，费青指出了留在上海的“弊”：“上海环境对你是不利的，因为是个落后的环境。银行里做事，虽然暂时给你生活上的安定，但这个环境可以潜移默化你的意识状态，使你更远离进步的实际。这后果可能会严重得非你现在所能想象到的。”显然，费青的担心和远见不无道理。同时，费青指出了前来北京的“利”：“北大有种种缺点，但在全国旧大学中，它还是进步的中心。它和中央政府靠的近，可以得风气之先，同时它更具有旧的学术上的资本。对于旧社会里出来的青年，真是一所最好的冶炉。”至于能否成事，费青又从北大和潘汉典两方面做了分析：在北大方面，法律系需要教员，这是一个有利的基本条件。只是，北大的“选择极严”“审查极严”，还需要“经常参加实践和学习”，而不似旧有的所谓“教书”。潘汉典方面，则主要是他个人的意愿，“必须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机会，甚至是一个值得以某些物质上和地位上的牺牲而争取的机会。”
接到费青的信后，潘汉典有所顾虑。费青也了解“一个人要换一个生活中心或地点的种种困难”，原本也想多给潘汉典一点考虑时间。可不久之后，教育部门一纸令下，费青担心形势改变、难度增加，也就“赶紧做最后努力”。这段时间，费青一边非正式地与有关方面进行接洽，一边盼着潘汉典考虑周详作出明确答复。用心如此，可谓良苦。经过一番周折，北大聘任委员会终于完成关于潘汉典调入北大的最后手续。
1951年11月11日，费青写信告诉潘汉典这一消息，并对他再次动员：“在一个人的人生重大转角上，总是有冒险，甚至吃亏，顾虑当然需要考虑，但也不要太细，主要是：大处着眼，远瞩高瞻。我总认为北京比了上海，对你来讲是较为有益，在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时，初起总不免有许多不便和失望，你有勇敢，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是人生重要关头，在你尤为重要。”字里行间，情深义重。之后，费青又替潘汉典代填相关表格，写信嘱咐他“取得离职证件”，“多带衣服被褥”，“愈早赶来愈好”等。对此，潘汉典回忆：“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费青师曾连续六次给我写信，力邀我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是费青师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促使我下决心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
1951年12月，潘汉典收到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签发的聘书后北上。1952年5月，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潘汉典随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1953年4月，潘汉典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任研究员。1953年9月，潘汉典与王朝仪结为伉俪，费青与夫人叶筠一起参加了他们的结婚典礼。潘汉典后来感慨：“几乎可以说，我自己人生的重大活动都与费青师密切相关。”此后，精通英、法、德、意、日、俄等多种语言的潘汉典，致力于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特别是勤于比较法研究与探索，在法律法学翻译、比较法教学和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新中国杰出的比较法学家和外国法律法学翻译界第一人”。2012年12月6日，潘汉典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同在北京的师徒两人切磋学问，促膝谈心，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那时，潘汉典经常到费青家做客。费家的重要活动，大多有潘汉典的见证和记录。潘汉典为费青拍摄的许多照片，后来成为编辑《费青文集》的重要素材。195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