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1596年金陵胡成龙刻本）中的荤辛图
《楞严经》云：
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
对于修习菩提道者而言，断绝五辛是其修行道路上的第一步。如果能做到“五辛荤物悉不食”，那么此人“身无有臭秽，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大般涅槃经》卷11）。
事实上，《阿含经》以及汉译四律五论中并未直接提到“五辛”或“五荤”的称谓，《阿含经》中更是连蒜、葱、韮等名称都未提及。五辛的说法多见于大乘经。四律五论中多只是涉及五辛中的某一类或几类，提得最多的是蒜。相比大乘经的天人神鬼叙事，律典则从僧团生活的现实角度，记载了不食五辛类食品的制戒过程。
在《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祇律》《十诵律》四律中，
我们可以发现佛陀禁止食蒜的两种因缘。第一种是由于蒜的异味。据化地部的《五分律》卷26记载，未禁止前，比丘生吃或熟吃蒜，“前食后食，无时不啖”，有居士入比丘房中，讥笑沙门住处臭如庖厨。于是佛陀规定，不得无缘无故吃蒜，如果必须吃蒜，则不得在诸比丘的上风行走、站立。之后，有一比丘因为小事而吃蒜，食后因佛陀先前不得行立上风的规定而不敢去听法。佛陀知道后，斥责他为贪食蒜而耽误正法的学习，就进一步规定不得以“小因缘啖蒜，犯者突吉罗”。且比丘吃蒜后，七天内不得入讲堂、食堂、浴室、聚落等地，七天之后，必须抖擞清洗卧具，打扫熏香房间，洗澡洗衣完毕，方可恢复常态。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卷31记载了一个近似的故事，并指出当比丘生病不得已或外用涂抹的情况下，允许用蒜，但不得在僧众中居住。类似的记载亦见《四分律》卷52和《十诵律》卷38。第二种因缘为以蒜为缘起，但对治的是比丘过度贪食居士之供养以至影响到僧团形象，故而禁食。《四分律》卷25记载，一位名叫偷罗难陀的比丘尼，反复到一居士的田园中接受其供养的蒜，之后发展到带领其他沙弥尼去其园中拔蒜，直至拔光了园中所有的蒜。事后园主讥讽其不知惭愧，贪得无厌。佛陀知晓后呵责了该比丘尼，并规定除药用外，不得食蒜。《十诵律》卷44有类似记载，而《摩诃僧祇律》卷38记载的版本则是商人请比丘尼入园食蒜，但比丘尼将园地践踏得一片狼藉，从而引发佛陀禁食蒜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种禁蒜因缘的记载中，食蒜本身并未为佛陀所呵责。甚至《善见律毗婆娑》卷16中明确提到：“蒜者，唯大蒜，食咽咽波夜提，余细蒜葱不犯。亦得以大蒜与食中作调和不犯。”也就是说除了大蒜，其他葱蒜类都可以吃，大蒜调和于其他食物中亦可食用。除了蒜，《摩诃僧祇律》中还提到了比丘于僧地种葱（当指洋葱）的方法，而无禁食的规定。
综上可见，五辛的禁忌主要出自大乘经，在反映早期佛教面貌的《阿含经》以及包括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在内的部派佛教四律五论中并没有五辛或五荤的提法（今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依然没有五辛禁忌）。在四律五论中唯一的禁忌是食蒜，这一禁忌是在僧团日常生活中因上述两种因缘，佛陀随犯而制，逐步形成的。戒本中食蒜均犯波夜提罪，而律中广说制戒因缘的部分，往往是更轻的突吉罗罪，结合五分律卷26的故事以及《善见律毗婆娑》卷16中的规定，可以推断，对于食蒜的严禁程度是逐步提高的。早期因具体世俗因素所制的不得食蒜的规定，在之后的大乘佛教时期逐步发展成五辛的禁忌，并用宗教的超自然因素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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