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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源”（佛教发源地）和“祖庭”（祖师之庭）。
据传，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霄佳节，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上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傅毅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大臣郎中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汉永平八年，蔡、秦等人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物的官署——鸿胪寺暂住。翌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理惑论》）。这就在东土大地，周、孔、老、庄之邦，洛河之滨，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此后不久，汉明帝又以摄摩腾之对，敕令兴建齐云塔。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白马寺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洛阳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洛阳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之后已经恢复。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洛阳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惨遭破坏。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洛阳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洛阳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
唐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敕修洛阳白马寺，这是洛阳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洛阳白马寺也没能逃脱。“安史之乱”以后的洛阳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洛阳白马寺再次遭受战乱的破坏。
宋代时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修洛阳白马寺。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洛阳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洛阳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洛阳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
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复被重建。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19世纪末以来，日本捐资重修白马寺钟楼并立空海雕像；泰国、印度、缅甸政府相继出资于白马寺建造佛殿，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1961年，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
1972年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骋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彻阶修路。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1987年3月，寺院的山门、大佛殿、天王殿得到维修加固。1990年，齐云塔院得到扩建。为接待广大游客和前来朝拜的海内外佛门僧众，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新建了钟鼓楼、法宝阁、藏经阁，新辟了玉佛殿、卧玉佛殿、六祖殿，泰式佛殿，修建了山门前的广场。
来到白马寺山门前。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据说，此时的建筑形式虽不是东汉创建时的“
据传，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霄佳节，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上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傅毅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大臣郎中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汉永平八年，蔡、秦等人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物的官署——鸿胪寺暂住。翌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理惑论》）。这就在东土大地，周、孔、老、庄之邦，洛河之滨，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此后不久，汉明帝又以摄摩腾之对，敕令兴建齐云塔。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白马寺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洛阳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洛阳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之后已经恢复。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洛阳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惨遭破坏。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洛阳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洛阳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
唐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敕修洛阳白马寺，这是洛阳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洛阳白马寺也没能逃脱。“安史之乱”以后的洛阳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洛阳白马寺再次遭受战乱的破坏。
宋代时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修洛阳白马寺。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洛阳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洛阳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洛阳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
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复被重建。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19世纪末以来，日本捐资重修白马寺钟楼并立空海雕像；泰国、印度、缅甸政府相继出资于白马寺建造佛殿，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1961年，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
1972年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骋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彻阶修路。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1987年3月，寺院的山门、大佛殿、天王殿得到维修加固。1990年，齐云塔院得到扩建。为接待广大游客和前来朝拜的海内外佛门僧众，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新建了钟鼓楼、法宝阁、藏经阁，新辟了玉佛殿、卧玉佛殿、六祖殿，泰式佛殿，修建了山门前的广场。
来到白马寺山门前。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据说，此时的建筑形式虽不是东汉创建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