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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第一唐代寺庙：佛光寺

2023-11-11 17:4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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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台山向西出台怀镇，走大约五十公里，就是来到了那座国内著名的唐代木构建筑标志性大庙——佛光寺。
访中国第一唐代寺庙：佛光寺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年）。据史料记载，魏孝文帝曾路过这里，看到一团佛光，于是下令新建寺院，名为“佛光寺”。
访中国第一唐代寺庙：佛光寺
唐朝元和、长庆年间，法兴禅师在佛光寺内兴建弥勒大阁，高达三十二米。当时僧徒众多，声名大振。；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灭佛，包括弥勒大阁，寺内建筑全部被毁，仅存一座祖师塔；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大中十一年（857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金代，佛光寺前院两侧建文殊、普贤二殿。天会十五年（1137年），建文殊殿。元代
，佛光寺补修殿顶，添配脊兽。至正十一年（1351年），文殊殿重修。明清，重建天王殿、伽兰殿、香风花雨楼、关帝殿、万善堂等。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文殊殿重新装绘过。清末，普贤殿被焚毁。民国初年，增筑窑洞和南北厢房，始成现存规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等人赴山西五台县对佛光寺进行了考察、测绘。起初，他们计划是要去敦煌，但因为时局紧张，陕甘一带若没有军事部门的许可则难以通行，他们只得更换目的地。他们此行的最重要目的，是想要寻访五台山地区的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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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是，日本学者关野贞在1929年提出中国本土不存在唐代建筑，唐代木构仅日本独有，想要研究唐构只能到日本。这深深地刺痛着中国年轻建筑史学者的心。怀着中国必有唐代木构的信念，梁思成等建筑史研究学者毅然踏上了中国古建考察之旅。
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林等人已经走访国内上百个县市的1800余座古代建筑，却始终未能发现唐代木构的踪影。梁思成于1932年写作的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文中他即有对唐代建筑的憧憬与推论。梁思成很有可能是通过法国考古学者伯希和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中61号洞窟《五台山图》，了解到唐末五代时期五台山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分布，而其中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他通过中国强大的地方志书体系了解到佛光寺的大致历史：始建于北魏，毁于会昌法难（845年），但在仅仅12年之后又得以重建。
来到了佛光寺，在梁思成看来，佛光寺唐风浓郁，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难以下定论。在佛光寺，先生们分工进行考察，梁思成拍摄，林徽因抄碑，莫宗江、纪玉堂测量绘图。大家攀上爬下，忙着对建筑进行测绘、摄影和记录。有一天，林徽因望见大殿的梁下隐约存有墨迹，但因为附着了一千多年的尘土，辨别不清，只能进村找人帮忙。古代殿宇建造年月多会用墨书写于脊檩（架在木屋架最顶上的一根横木）上。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搭好梯子，又是林徽因爬上去验视，还特地叫梁思成撕了床单，浸水擦拭尘土。擦拭时隐约显出字迹，最终识读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这一发现得以与佛光寺东大殿前经幢上的“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碑记相一致，而经幢上刻有建造时间“唐大中十一年”。这就十分精确地将建筑年代定位到了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成为当时国内已发现的木构建筑中的最古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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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所发现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题记，点明了修建佛光寺的缘起。比对《旧唐书》上的记载，在唐大中年间之前去世、王姓、官至右军中尉的人，只有一位宦官王守澄。从元和年间以来，他一直是宫廷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参与了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最终因为营私弄权而于大和九年（835年）被赐死，他很可能是佛光寺重要的“功德主”。在题记中出现的“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表明了修建寺院的经费来源。但宁公遇仅仅是一位“送供者”，也许暗示着修建佛殿的资金也许来自王守澄的遗产。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殿的南梢间保留有一尊中年妇女塑像，推测年龄为45至50岁，这是宁公遇的等身像。人们推测，王守澄被赐死时的宁公遇只有25岁上下，因此有推论宁公遇也许是王的妻子或养女。
1961年3月4日，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06月26日，包括佛光寺在内的五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来到了佛光寺，它位于豆村镇东北的佛光山中（五台山南台西麓）。地处于东、南、北三面小山环抱中，向西开敞的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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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内现有殿、堂、楼、阁等一百二十余间。其中东大殿七间，为唐代建筑；文殊殿七间，为金代建筑，其余均为明、清时期的建筑。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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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内的主要轴线为东西方向，依据地形被处理成了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较宽阔，为由天王殿进入的第一级平台，南侧有伽蓝殿，北侧有金代建筑文殊殿；第二层平台上为近代建造的建筑；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俗称东大殿），东大殿后侧紧邻山体。
佛光寺的山门建于清代，是整个建筑群中极为年轻的一座。而进入山门之后，位于庭院中央的是一座建于乾符四年（877年）的唐代经幢，上面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唐代最流行的经幢内容。唐乾符经幢通高约五米。幢座为八角束腰须弥座，束腰八面各雕刻伎乐一龛。束腰上下为仰覆莲瓣，双层圆形仰莲承托着八角形幢身。幢身刻陀罗尼经，其上有宝盖刻流苏，八角出狮头，宝盖之上立八角短柱，短柱上线刻佛像。其上则是八角攒尖形屋盖。屋盖之上有八瓣山花蕉叶，其上是覆钵，出仰莲、宝珠作顶。这座经幢保存完整，为晚唐经幢的代表实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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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北侧的文殊殿为一座规模庞大、悬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于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即南宋绍兴七年建成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配殿。此殿用人字梁柁架，建筑结构的独特，是中国古代木建筑中仅有的形式，具有辽、金时代的建筑特征。所谓“人字梁柁架”是指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两架之间用斜木相撑，，从而增加了跨度，减少了立柱，加大了殿内空间。因此文殊殿也体现了当时最为流行的减柱法：在这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庞大建筑内，仅仅只使用了四根立柱（而后面近似规模的东大殿，则有立柱12根）。减柱法使得内额难以负荷梁栿的重载，需要在内额下增加一道大由额，由额和内额之间用仰覆合与乳袱尾相交。即使采用了这样的复合木构架，受力荷载还是不够，由额会出现下弯变形的情况，所以后代修缮时增加了辅助的支柱。文殊殿可谓是我国古建筑中减柱法的登峰造极之作，提供了更为宽敞、完整的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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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殿内的佛坛上，中为骑青狮的文殊，两旁为胁侍菩萨，具有金代塑像的风格，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文殊七尊像。这些塑像装饰富丽，面目接近真人，具有金代塑像的风格，为国内现存最早的文殊七尊像。东西墙和北墙上，原有五百罗汉的彩绘，现仅存245尊。这些塑像和壁画，都在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被重新装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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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前走，第二级平台北侧为建造较晚的香风花雨楼；第二和第三平台之间由陡耸的台阶向上连接。著名的东大殿则立于第三层平台上，东大殿北侧为万善堂，南侧为关帝殿，东南角是祖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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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坐东朝西踞于高台上，外观简朴大方，门、窗、墙壁、斗拱、柱、额等全用朱色涂刷。大殿最东高地高出前部地面约十二三米。大殿面阔为七间，长约为34米，进深为四间，为单檐庑殿顶。殿内设有一圈内柱，后部设有“扇面墙”。由内外两圈柱子形成“回”字形的柱网平面，称为“金厢斗底槽”。一圈内柱切割出了中央的佛坛区域。整个构架由回字形的柱网、斗拱层和梁架三部分组成，这种水平结构层组合、叠加的做法是唐代殿堂建筑的典型结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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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斗拱规模极为宏大，承托起了深达4米的出檐。粗壮的柱身、宏大的斗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都给人以雄健有力的感觉。1980年代，人们又在东大殿的大门上发现了唐代的游人题记——连木门都是唐代的原装，开合一千余年服务至今，东大殿作为唐代建筑，其原真程度之高可谓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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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内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释迦牟尼佛端坐于佛坛正中，阿弥陀佛居右，弥勒佛居左。左梢间塑骑象普贤菩萨，右梢间塑骑狮文殊菩萨。这和一般寺院不同，一般寺院都是文殊在左，普贤在右，因为中国古代的座位次排列以左为上。而在佛光寺和五台山所有的寺院中，都是将文殊塑在佛祖的右边，普贤塑在佛祖的左边，右智左理。释迦牟尼前站阿难、迦叶，三佛前各塑4位胁侍菩萨、两位供养菩萨，佛坛前塑两尊护法金刚。35尊佛像主次有序，尊卑有别，各具神态，各尽其职。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都是女儿身，弯弯的娥眉中间还有一点朱点，颇具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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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的佛像雕塑反映了独特的唐代风格。殿内群像体态丰满，脸呈方圆形，腮部鼓起，脖颈短壮，胸部肌肉隆起，线条平缓。五官独特，眉毛弯弓形，细而长，嘴形端正。主佛和菩萨前额都点一红痣，是唐代装饰的一个重要标志。佛像服饰简洁、利落、干练，衣褶线条流畅，是唐代盛行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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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佛坛的殿内墙壁前，排列着296尊罗汉，为明代塑造。这些罗汉像原为五百尊，1954年因雨水冲蚀，被倒塌的后墙压坏了一部分。佛座背面的一幅唐代壁画。画长80厘米，高30厘米，上画天王降伏妖魔鬼怪的故事，中间站着一个头戴花冠、神情恐慌的女子。这幅画虽历千余年，但仍色泽犹新。另有一幅绘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的壁画，也颇具特色。画上有七个圆光，每个圆光中有10尊佛像，圆光下的方框内还写着各尊佛的名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东大殿的唐代壁画，是国内现存面积最大的唐代壁画遗存，展现出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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