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为轴对于我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经历的回顾（2018）
2022-10-08 12:32阅读：
四年前，当时间巨轮滑到2018年时，我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之间的“关联”也“即将”“走到了”“尾声”——事实上，从2018年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与披露已经足以说明：对于学术的整体客观责任感与主观热爱，我肯定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回到学术殿堂中的机会，更不会愿意轻易地与任何一家学术机构结怨。但是，如果有哪一家科研机构不尊重学术、不尊重我的原则，甚至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资源和国法党纪的漏洞、无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伤害人民的利益……如果成为受害者，我也不会介意与他们进行长期斗争。
然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恰恰不只犯了上面三大问题！2018年，原本应该是清算之前内容的时候，然而，由于当时我对他们还保有一丝尊敬和怜悯，使得许多事情都被他们用“政治”方法——在威逼利诱下带过了。原本之前的帖子已经说过大量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借助回忆，我以时间顺序再次叙述一下这一系列事实吧。
第一件事…似乎还得从张慧霄说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从年初篇博客到现在进行整体回忆时才发现，不论是以时间为轴进行叙述，还是以逻辑为准绳，率先被提及的内容都与她有点关系）。时间已经来到了2018年4月，要知道，此时正常的“毕业典礼”都已经于当年的三月末结束了——这里要声明一下，由于上文提到，我本身就没有参加上一年的“论文答辩”，便根本没有参加这届的“毕业典礼”，我确实不愿意与他人真的发生什么尴尬——话说回来，这么做对其他同学似乎不太礼貌，会给大家一种我“不愿意一起毕业”的感觉（客观地讲，直至今日，依然在费尽心力维护社科院师生情谊的，如果不包括我，也就不包括别人了）；但是，如果真的前往，朱宇先生（时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非现在的董伟俊先生）给我发毕业证，我说点什么？毕业证我是接还是不接？这都是未知数。
总之，2018年4月初，我联系张慧霄，希望与她进行一份了结——出于一个老干部的责任感，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这半年原本就应该是她来找我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我来找她了结。
她原本还打算推搪，说什么“其实你我之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你们是社科院的骄傲呢”——这种措辞，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过他们伤害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起到一点作用，对我这种深受其害的人……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吧。
在见面的那天上午，我来到了见面地点——社科院旧址对面的银行。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当初我提到，由于误会
比较深，担心互相难以控制情绪，所以希望到院外交涉（事实上，早在2015年来黑社科“学习”之前，我就曾在我省某高等学府担任过警卫性质的工作，而且曾经因为知晓一些不应该被知道的内幕而被灭过口，挨过打，4年以后又遇到了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会愿意去他们的地盘说事）。
当时我赶到了社科院对面的光大银行，那里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当时没有现在的疫情，工作日银行客流量还是很大的，我仅仅是因为有他们这方面的事情，否则我也会因公司的事情而去趟银行）。最重要的是，这样人潮涌动的地方，能谈我们的那种事吗？如果有哪位读者想要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能”，那我道是想问一下，如何顾及社科院的形象？瞒各位读者，当年5月～8月，中央派了第六巡视组进驻黑龙江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顾及黑龙江省情况特殊（毕竟，黑龙江地区民风淳朴，且发展滞后，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保证事态的稳健发展），我也没有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类情况。
有鉴于此，我跟她如实提议：由于银行人流量太大，我们之间的事情又太敏感，因此建议前往旁边的欺大林公园谈话。她的回答是，斯大林公园太冷，希望到其旁边的报业大厦去见面。应当指出，她的这个理由听上去确实冠冕堂皇，不过当时4月初的斯大林公园已经是春风和煦了。
总之，不论如何，当时我们见面了，她穿的是那件在春秋常着的淡紫色外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一年我们在车站“偶遇”那一次，她穿的也是这件）。
坐定之后，我向她出示了当年相关事实的保留证据，大家猜猜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诶，这点事儿你咋还记着呢？”首先我要问大家的是：她当年为了自己的名声，对我一名亲历者揪辫子扣帽子，这是“点儿事”吗？她当初身为党总支干部不知去团结党外朋友，还对对方恶语相伤，这难道是“点儿事”吗？她当年在知晓内幕的情况下，将所谓“笔误”的罪名牵扯到我身上，这难道是“点儿事”吗？
其次，她甚至再次将当年的事儿牵到我的身上……“当年你犯了错，我批评你有什么不吗？”“16级的那个**，我也批评过他”（这里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当时她确实是提到了一名同学的名讳，这名同学我也认识，社科院2016级专门史专业的学员，出于对对方的尊敬与保护，请允许我回避这名同志的具体身份）——其意在施展其极其擅当年极其擅长的“东拉西扯”能力。
而就在我出现一点愣神的间隙，她却顺势又说：“我去年见着你说这事儿，结果你自己都忘了”……各位，在与本回忆文同时发出的另一篇回忆文（即《2017年》）中，我已经对那件事进行阐明：当年明明是她没有按照过正确的政治规矩来找我，我则用掌握了分寸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敲打”——当时我不能说什么，否则就变成了“在下班路上堵她”。而她却借此向我身上泼脏水，说我“忘了”这件事（这与两年以后社科院*宏宇说我“变卦”的套路如出一辙）——事实是，我可能“忘了”这种事吗？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记忆可能会出现缺漏和偏差，但是当时的天气温度、时间地点、人物话语，我不可能出现整体的错误吧？
最让人生气的是接下来的一幕：她在看到我有些“哑口无言”之后（毕竟，当时她在名义上讲还是我多年的“老师”，而且前文已然交待，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她选定的报业大厦，最重要的是，与两年后*宏宇谈话时一样，当时报业大厦的警卫同志一直在远处看着我们，让我有些不自在，因此半天没有说话），竟然做出了“撇清关系”的事：首先，她恬不知耻地要求我把我手机上所记录的相关线索“删除”，依前文所述，我已经受到了她的道德绑架，我当时真的取出了手机，做出了“删信息”的动作，那个老太太还装和蔼“删了呗，我看着你删”——面对她无理取闹的要求，我还是控制住了情绪，收回了手机，向她明确地表示：“对不起，我拒绝！”“嗯，拒绝什么？”——这家伙还明知故问。
接下来，她又开始东拉西扯：“毕业典礼结束了啊，你拿着毕业证了吧？”——她问了一句废话（这是当时的感觉，不过从两年后赵玉贵院长的表现来看，这似乎又不是一件真正的“废话”），有哪位同学在当季没有得到毕业证明、根本就没有毕业，她这个党总支书记不知道吗？保持着最后一点理智，我没有当时就向她发火，甚至说了一点违心的话：“拿到了”“拿到了就行了呗”——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拿到了就行了？拿到了毕业文凭我就该喊她老师？就该一辈子尊敬她？他们保存了我的档案三年，万一里面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都应该再说？否则就是欺师灭祖？开什么玩笑！
接下来的一件事：“既然你已经拿到毕业证了，那我跟你的微信就断了吧”——她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微信拉黑了（事实上时至今日，奉年过节我给她拜年都没有办法联系）。鉴于如此，我最终忍无可忍，当场“表示”后会有期，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说实话，两年后的见面时，张慧霄表现出了些许弱势，也确实有可能是这件事给了她触动，让她知道我也是有怒气的）。
从那以后，一直到两年后*宏宇组织的见面，这期间我再也没有见过张慧霄（见到了也不知道说什么），接下来，就主要是我与马友君和俄罗斯研究所之间的事了。那年4月，在找张慧霄办事遇到些许“不快”之后，我还是决定去与马友君交涉一下论文的事——毕竟，虽然没有他们的毕业证我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终究还是要回到科学殿堂之中的，论文的事总要有一个解决吧？
我自然是先摆出了一个姿态地先将论文给马友君发了过去，但注意，不是原本所说的12万字论文——一年前的那句“拉大旗做虎皮”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创恸，况且，世界史专业的教员也没几个拿得出手的，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是靠国家相关制度的漏洞，靠多年担任“导师”、给人签字盖章才养活了自己的导师资质。这样的人，这样的单位，我可能把自己十二万字的巨文无偿赠给他们吗？即使给了，除了一张“纸”给自己添加一群不着调的老师以外，我还能得到什么呢？
基于如此，我抽掉了论文中许多的经典理论和重要论据，将十二万字的巨文改写成了六万字的长文（这也已经是长文了）。在打印成稿后（打印费用可全部是由我出的），跟他联系了一次，在4月初的这一次见面讨论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假模假式地看了几眼我的文章中的几页标题后，就问了几句什么“你一直想做理论研究，你说你现在看过几本书”“对了，（指着‘战前苏联基础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相关问题）以前咱们中国的教育、孔孟之道”之类不疼不痒的话，既没有深入追索，也没有仔细询问，更谈不上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
在那次“成功”的会面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在我们之间也进行一次像我和张慧霄那样的见面晤谈了，我们是不是应当仔细明确一下彼此之间的责任与权益？鉴于此，我提出了与他在校外见面。
与我和张慧霄校外晤谈的一波三折存在异同的是，马友君那天来的非常迟——这件事在两年后*宏宇所安排的那次会面中，曾经被马友君变相说成是我在胡说，因此这里有必要仔细阐述一下：
那天我也曾经因为有事，预计可能会迟到，当时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上午10：00，我跟他提到可能会晚一点到。结果我在不断赶时间的情况下，在当日10：05时赶到见面地点，说起见面地点，那个地点说出来特别奇怪……他约我去省医院位于十字街附近的南岗分院见面，在两年后的会面中，他曾将其解释为当时他在那里看病，这个说法的事实准确性很值得商榷……话说我是10：05到达了现场，他却是几点到的？10：45——这个时间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他是开着他那辆别克车过来的（病人还能开车），见到我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向我询问相关情况，而是让我等在原地，他自己去门诊挂号处取做了一点什么……两年后他曾说过这次是由于他在省医院看病，我想是为那时做准备吧。
他“办完事”之后，让我上他的车，当时也没有多想，我就上了车。他开着他那辆老旧的别克车，似乎是以为我不认得路似的，在省医院以及包括后面的省中医院大院附近绕了一圈，最后在霁虹桥三中门前停下了。
我们这才开始交谈：他对于一直以来对于学员的态度冷漠拒不承认，甚至曲解中央八项规定来说什么“师生之间不能有太深的交往”。而且，由于我一年以前（“2017”回忆文章中曾有明确记录）曾经将我的经历与发展发向以朋友的方式向他交待，他竟然曲解其中的意思，说什么“你把你家里的事告诉我，我也不能帮你什么是不是”“你说你想搞研究，想找个科研院所留下来，不行了啊，陆昊这两年下了一个文件，不让留了（注：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是建国以来省长年轻程度都能排得上号的陆昊同志）”——他这完全就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一方面，我当初把家里的事告诉他们这些老朋友，正像在前几篇回忆录中所表现的，我那个时候家里真的即将出现一些变故，告诉他们完全是出于朋友礼貌，使他们能够有效取舍，保持在交往过程中尺度，是完全的对于朋友的义举，他却拿来歪曲、攻击；其次，我愿意与他们交朋友完全就是君子之谊，与我要留在学术殿堂完全是两回事，要做学术肯定要与学者交往（虽然他个人根本就没有学者风范），至于自己能不能留在科研院所，我确实表达过这方面的愿望，但归根结底要缘分，我从来没有强求——但他却借此大做文章，好像我要讨好他一样（他这样人有什么可讨好的）！
在一番不可理喻的交谈之后，我还是压抑了情绪，没有大发雷霆（万一把他惹急了，说我划了他的车怎么办）。悻悻地与他握了一个手才使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我甚至不敢让他送我，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公司的任何信息。
事实上，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我还跟他提到了我的“十二万字巨文”——我原本认为既然是要构建友情，就应当以诚相待，还是不应该有所隐瞒——那样是不是太小气了？然而他说了什么？“行了，行了啊”“你有这些你就应该写在论文里啊，干嘛不放进去呢”“你说我想要，我的工作就是指导你写论文啊”。
首先我要问清楚：我的文章有什么义务要全盘以他和他们社科院的名义发表？我欠他们什么吗？三四年以来他们甚至很少用正确的方法引导研究生学员工作（特别是俄罗斯研究所，研究生院终究有赵老坐镇），他们拿着国家的钱不干正经事，现在发现学员能力出众，想借机会摘桃子吗？
其次，他说他的工作就是“指导论文”——他指导过我的论文吗？我的缩减长文都有六万字，他能说出几百字的简述？一个连东西方文明差异都不会用来接受启发，以拓展眼界的人，他难道有本事去进行教育思想理论领域的指导吗？
无独有偶，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事，正是围绕“指导论文”一词展开的。到了2018年5月，我决定对以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就天涯社区给张慧霄和马友君分别写了公开信，发表在了咱们天涯社区上：这中间还有一点小插曲——我在发文之后，曾向马友君发微信告知，希望他早日回头（张慧霄，我想就不必了吧，她连我的微信都拉黑了，而且是用那种根本不顾及对方感受的方式）。但是马友君说了什么？他不但依旧东拉西扯，而且我建议他去看看博文时，他竟说“我没时间跟你扯别的，我的工作就是指导论文”“我也不上什么天涯论坛”。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那时正在差，等他回哈之后，不知过了多久（肯定不第一时间），让我赶到他的办公室去，虽然感受到了危险的存在，但我并不想挂免战牌（应当指出，与2016年的张慧霄相比，马友君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煦的，至少他没有像催牲口似的直接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到了他的办公室（社科院友谊路旧址一号楼的14层，当时他是俄罗斯研究所所长，门牌号是“1401”），他自然是先让我坐下，然后再次像模像样地在的论文上划了几笔。要说“划了几笔”，他这次比六月份更加“应付了事”——四月份他还象征性地提到过一点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建议”，而这一次，他所幸从我排版和错别字方面下起了功夫：
首先应当指明：我的论文上确实有一些错别字——从十二万字缩编成了六万字，可能一点毛病都没有吗？关键在于他在个时候只关注错别字，不仅如此，还在我的“注释排版”上下起了功夫：我原本用的是脚注，他却让我用“尾注”——要知道，在同一时期，由他担任副主编的期刊可都是存在错页和缺页问题的，他竟然在其它领域一无是处，而在这一领域对我指手画脚！
在一通指手画脚之后，他开始对我进行实实在在的威吓：“你指责我说你‘拉大旗做虎皮’，我什么时候说了（他甚至不愿意承认相关事实）”“我这两次论文不是也指导了吗（他依然说他指导了我的论文）”“我出去见你我已经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了！你说，我就跟上级说这个学生我带不了行不行？这什么学生啦”说着说着，他还开始手舞足蹈——手里拿着水杯，茶水竟然涧到了我的身上（马友君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但我却不能因此就向他身上随意指责，他当时确实没有“泼水”，而是涧到了我身上）。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后，他大喊了一声“梁雨珠”……梁雨珠是谁？我不太清楚，不过当时是星期五整个楼层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只有一位当时值班的办事员，而我恰恰知道，那位小师姐姓梁！——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我走到二楼至三楼之间时（这里似乎要注明：我受到了他这样的恐吓，电梯是肯定没有心情乘的，我从安全通道走了下去），他的电话却追了过来：“王瀚（他吼道），你把网上那些东西给我删喽，不是看见的，别人看见的告诉我了”
“别人”是谁？按照时间推算，十有八九会跟那个叫“梁雨珠”的人有关（目前还不能确定就是那位值班人员）。总之，在那之后，我确实把有关他的那篇公开博文咖除过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又重发了（时至今日，再受到任何威胁我都不会删除它们了）。
时间来到了2018年6月份，按照当时的消息，7月初将举行再一次的“硕士论文答辩”……马友君这次把我叫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黑龙江省政府老干部活动中心（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我真的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叫我来这里，或许只是单纯地向我炫耀一下他的显赫地位（他当时是社科院重点陪养的“领导干部”，虽然是真是假我不清楚，但他确实经常被解释为去省委党校之类的地方做集训）。在这里，他又一次皱着眉头、眯着眼睛再次“看”了一遍我的论文，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对我言明“定稿了”——他在两年之后*宏宇组织的会面中，提到“老师看过你的论文两到三次”，这可能就是第三次吧。
没有其它说辞的我，又一次紧张工作了一天之后，将论文做出了一点修改。
大概过了几天，2018年7月3日，我将整理好的“六万字长文”交给了当时的俄罗斯研究所干事白小光，小光同志让我去位于群力的省公务员小区、沈丽华同志家把三篇论文的纸质版交给她（注：当时除了我以外，还有两名2016级希望提前毕业的同学的论文）。有一些内容非常奇怪：当时小白同志只给了我对方的家庭住址，并不愿意给我门牌号，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没有，闹到最后我都到了丽华同志家楼下了，却要通过白小光请她到单元门口接收。好在当时刚过立夏，风和日丽，我道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接下来的事例，与沈丽华也有密切的关系。两天后的2018年7月5日，“硕士论文答辩会”开始了。这一次，俄罗斯研究所与世界史专业相关的人士都到齐了（黄秋迪同志不在，她此时已隶属于天津师范大学；而且由于是特殊时期组织的答辩，以往经常在答辩场合出席的赵玉贵同志这次也没有出席）。
虽然对他们有所不屑，但出于礼貌，和“事情总需要解决”的大局意识，我还是早早到场，并且提前做好了比较严谨的演示文稿。
在帮忙布置会场时，初祥同志原本先到，并且开看起了我的论文。一边看还一边与正在干活的我聊天“王瀚，这些都是你的文章内容啊，那你没少写呀”——当年三月，我曾经向他交付他课程的作业——那本是一个很可以拥有深度的课程，但他的讲述确实很不够，我最后只写出了两千余字的论文给他，他还说什么“你也能太糊弄了”——今天看到我六万字的长文，不知道他能说什么呢？
言归正传，那场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正是沈丽华，在听我借演示文稿陈述过“六万字长文”后，她开始展现她的“智慧”——问了仅仅三个（按照常理说，六万字的论文怎么也需要六个问题才能问明白吧）只入毛发的问题，却说出了与一年前马友君同样的观点：我文章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与“苏联基础教育改革没关系”（这一点有她当年的笔记为证，只是由于版权问题，请原谅我不能透露过多细节）；而且从后文的内容来看，她与马友君一样，都没有看完我的整篇文章。
随后，初祥开始发表意见：“我觉得他这文章写得都有点离题千里了”他是“老辈”（为老不尊），我当然要给一个台阶下“初老，您所指的‘离题千里’是什么意思？”“苏联基础教育改革应该说学校建设呀，我看你写的都是教育家生平呀”，之后又有其他学者请他发言，他竟说我“我说的话他不爱听”——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
在答辩会间隙，马友君把我叫到了走廊无人处，假模假式地说什么“你的论文老师帮你做过工作了啊，肯定能通过”……滑稽至极，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当时的表现就可以知晓，要读懂我的论文，他们的资质水平都是有限的，就连沈丽华、钟建平等人都只知道拿我的“错别字”说事——“做工作”？他们在侮辱这个词汇，他们的做工作是不是应该从我不要去上报下手哇。
还有一个小插曲：答辩结束后，自然要合影，初祥老爷子竟然以自己不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为名，（在起初）谢绝合影，个中的潜台词，如今已难以考据。
说到“我不要去上报”，当年十月，对于张慧霄、马友君以及之后答辩之类的事向刘爽同志抱怨过——虽然事情都不小，但黑社科情况特殊，如果能够内部解决，还是应该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从中牵线一下吧。
当年的老刘，最开始确实比较抱歉地说了一句“哎哟对不起王瀚，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过两三天，他就跟我发信说“王瀚，事情我已经大致了解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师问问题在答辩时很正常”——与之前九月份马友君的回答如出一辙，而这期间他却从没有听我进行过具体叙述，毫无疑问，老刘也是存在偏听偏信行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