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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铁岭(14)百年前的天主教堂

2019-06-18 13:39阅读:


百年前的天主教堂
据《满洲帝国天主教教务年鉴》记载, 天主教传入辽北是在十九世纪初,“1814年,由加拿大人丁振铎在昌图建堂立会。”在此之前东北就有信教者,但人数很少,所以也就没有长驻的传教士和固定的传教场所,不过是每隔几年有传教士从北京过来看看教友,那时候的东北属于北京教区下的辽东区,而随着从河北、山东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信教者有所增加。1838年,罗马教皇诏谕辽东,从北京教区分离出去,成立了新的满蒙教区,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代管,委任了后来被称作满洲天主教之父的法国人方若望司铎为教区主教。(司铎,掌管教化的人,是传教士和本地布教士的通称。)1840年底,又将教区一分为二,成立了单独的满洲教区,方司铎仍任主教。
在铁岭“天主教堂未建以前旧有西关徐姓由他地领洗距今一百余年矣其时铁岭锢守旧习闻入洋教为骇异故社会鲜与往还无知其真理者”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东北,也进入了铁岭。据民国二十年《铁岭县志》记载,天主教于“清同治初年(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始来本境西关,徐姓张姓首崇奉之,城南安心台信者尤多。”以后,铁岭城内信徒日益增多,1877年2月1日,铁岭天主教堂创立,教堂宗旨是:“宣传天主教义,引导教友诚切敬主,并驱除一切不正邪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投资,由“法人梁神甫建天主教堂于邑之龙首山西坡其地基系买赵李二姓周围院墙各四十丈并购有院东闲地三十亩。”
1898年,满洲教区分为南、北满两个教区,铁岭属南满教区,经常有一到两位法国传教士住在此地布教。天主教主持教务活动的传教士“称司铎,尊之曰神甫。土人称之曰老教,盖指其先于基督教也。”

1900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兴起,杀洋人、烧教堂、扒铁道,自发的反帝浪潮席卷全国,很快就发展到了铁岭。7月,铁岭的义和团和红灯照烧了洋人的教堂和火车站。在“奉天省被毁教堂及教民房屋草单”资料中记载:“铁岭县洋式楼房十四间,洋楼二座。华式教堂瓦房二十间,草房二十二间,钟楼一座,冰窖四间”被毁。
三个月后,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人心日见安稳,市面已渐复旧观”之时,梁亨利神父利用清廷赔款重建了铁岭天主教堂。新的法国哥特式教堂宏伟气派,长31.8米,宽15.3米,面积486.5平方米,规模为辽北各教堂之首。教堂座东朝西,青砖砌就,教堂建有钟楼,楼顶上矗立着高大的十字架,站在龙首山上俯瞰铁岭古城时,第一眼就能看到它。 寻觅铁岭(14)百年前的天主教堂
那时的天主教会除有洋式教堂一座外,还有洋房十间、瓦房三十间、平房五间及其它新旧草房四十五间,统由法国宣教师梁亨利及清国人高明达居住和管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六日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一日,教堂又和城民李永椿签订了租权协议,将李的杂地和宅地共计4000平方米永久租用下来,使整个教堂的占用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教堂院内建有司铎(神父)住宅、修女院、杂役人员住房、学校、孤儿收容所、医院、库房等建筑。
据史料记载,1910年时天主教堂有信徒196人,其中,男113人, 女83人。
教堂除了传教外,还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如:“天主教会(罗马教皇)附属学校”,经营者是意大利人,收容一些孤儿和贫家子弟进行教育和传道普及,培育学生三年后达到初等小学水平。学校分设男、女修学所,各设一名中国教师传授。1916年时,学校有学生28名(男5名,女23名),1921年时,男子部的教师叫高徒起,女子部教师叫刘玉芝。1932年,附设学校有学生72名(男32人,女40人)。
除此之外,教会还设立了“孤儿收容所”(育婴堂),专门收买那些穷苦人家养不起的四岁以下的女童,一个女孩儿他们只花小洋二元就买到手了。这些孩子由三名法国女教师和五名中国女教师负责养育,七岁以后再入天主教会附属学校学习,年满十七岁达到高等小学程度,卒业后两年内,教她们学习烹饪和裁剪等技能,“年长出嫁寓慈善之意”。
1916年时,收容所收容女童375人,1921年,120人,1932年,107人。
1924年,南满教区改称奉天教区。
1932年铁岭教会有信徒家庭65户,305人,其中,男150人,女155人。
1936年,天主教堂由法国包万才神父负责,职员有:会长马东垣、李广林(会长主要是帮助本堂神父处理一些世俗中的事务以及对教堂的日常维护,通常由教友推举,经本堂神父同意即可 ),执事高祟义,教员李振洲,“每日早六时于圣堂内祭祀天主教友祈祷至堂内事务均有担当之职员颇有秩序”。教堂有信徒约500人,每年教堂的经费800元,除了信徒的献金外,其余由奉天总堂补助。伪满洲国后期,天主教堂由法国依国藩神父负责管理。 寻觅铁岭(14)百年前的天主教堂
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样,从传入中国那一刻起就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各地的教会都是由外籍神父把持,所做的一些慈善活动最终目的也是为传教服务。日伪时期,天主教为了维护它在中国东北的传教利益,对日伪政权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教会对信徒从来不组织有关抗日的活动,在伪善的面貌下,以宗教鸦片麻醉东北民众,消磨其对侵略者、伪政权的反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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