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大石佛创凿考释
2022-05-16 16:00阅读：
浚县大石佛创凿考释
大伾山摩崖石佛位于豫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内，“北方最大、全国最早”，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伾山又名黎山，位于浚县城东里许。因《尚书·禹贡》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的记载，素称禹贡名山。大伾山地处平原，孤峰突起。山上岩崖高耸，林青柏翠；寺庙亭台，星罗棋布。千年古刹天宁寺就座落在山东半腰。
天宁寺原名大伾山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477—500年)，坐西向东。明代改为坐北朝南，更名天宁寺。清道光年间恢复初建时坐向，故天宁寺形成东西、南北两条十字轴线的独特布局。南北一进四院，轴线建筑有地藏殿、天王殿、大雄殿；东西一进三院，轴线建筑有山门、藏经阁、大佛楼等。大伾山摩崖石佛就置身在大佛楼内。“八丈佛爷七丈楼，
佛爷坐在楼里头
”，成为一大奇观。
大石佛脚踏山脚，头齐山顶，背倚山崖，依山而凿，雄伟壮观。因目注黄河，神态严肃，人又称镇河将军。
大石佛实测高度22.29米，比洛阳龙门大石佛高5米多，是中国北方地区最高的摩崖大佛。
如此高大的石佛，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却绝少提及，关于它的开凿时间，长期以来争议较大。有十六国后赵说，有北魏说，有北齐说，还有唐代说。传统的说法源于明代张肯堂主纂的《浚县志》。《志》中载：“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鑱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据此认为大石佛开凿于后赵石勒时期。这一说法得到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重修天宁寺三殿碑》、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大伾山寺准敕不停废记》碑以及天宁寺山门前七十二磴下发掘出的北魏石兽佐证。随着大伾山景区开发力度的加大，大石佛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大石佛开凿年代问题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许多知名学者发表考证论文，一致的看法是开凿于后赵至北齐间。专家们认为，大伾山大石佛这样巨大的工程，不是三年五载可以完成的，而这个时期又值中原战乱频仍，很可能始凿于后赵，其后凿凿停停，断断续续，直到北齐基本完工。这也是该石佛形象特点复杂、开凿时间失于记载的原因。后赵也好，北齐也罢，就开凿时间而言，大伾山摩崖大佛无疑是全国最早的大石佛之一。
不仅如此，大伾山摩崖大佛虽历经兵火，久经风雨，但多数时间受大佛楼遮护，相对来说保护较好。专家认为，大伾山摩崖石佛是现今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早期大型摩崖造像。
大伾山摩崖石佛是佛教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开凿，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浚县乃至豫北地区的迅速发展。唐代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浚县有天宁寺、千佛寺、迎福寺、开元寺等较大寺院多处，大伾山景区现存的千佛寺石窟、佛龛、陇西伊公浮屠、洪经纶题记等都是唐代佛教文化鼎盛的有力写照。后周抑佛废寺，唯大伾山寺因大石佛准敕不停废，大石佛地位可见非常。宋元时期佛教又兴，仅天宁寺就有僧人数十名。明代天宁寺建藏经阁，内藏明版南藏经6053卷（1949年移交平原省，现存新乡市博物馆）。寺内设有僧会司，掌管全县寺僧，并向内黄、滑县等地寺院选派住持僧人。天宁寺实际上成为豫北佛教文化和佛事活动中心。清代、民国相延不衰，仅浚县就有寺院30多处，其中大伾山天宁寺、兴国寺，浮丘山千佛寺、钜桥迎福寺、大赉店翟村福胜寺、白寺开元寺，善堂酸枣庙等颇具规模和影响。
大伾山摩崖石佛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石雕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方最大，全国最早，保存最完好，对豫北佛教文化传播起过重大积极影响的大伾山摩崖石佛，无愧于北方第一大佛称号。
一、弥勒信仰及其形象
弥勒佛即弥勒菩萨，意译为慈氏， 佛教八大菩萨之一，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又称未来佛。按佛教讲，弥勒菩萨现在正在兜率天内院演说佛法，那里的一天是我们地球上的400年，其一年为十二个月，一月有三十天，兜率天人的寿命是四千岁，即人间五亿七千六百万年，那时弥勒菩萨由兜率天内院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正觉。
弥勒信仰是佛教的救世主信仰。以未来佛──弥勒菩萨为信仰对象。原成立于印度，后流行于东南亚、东亚各民族。一般相信弥勒菩萨将在释尊入灭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自弥勒净土（兜率天）下生此娑婆世界，然后在龙华树下说法三会，济渡众生。弥勒下生之地，常被描述成一极为优美的理想地方。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多是平原，海水平静，土地肥沃，多有自然乐园。一年四季，风雨调顺，百花开放，万类和宜，产物丰收，果实甘美，并产天然粳米，没有糠皮，滋味香美，如果成熟，不炊可食，人食长寿，毫无疾苦。又无任何灾难，人心皆为大善------那是理想化的极乐世界，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美好的、和谐的、安定的、富有的，那时都会实现。因此，弥勒信仰含有理想国的性质。
在我国弥勒信仰的流行也很早。西秦时就已出现了绘制的弥勒像。五代、宋以前的弥勒像，主要有菩萨形和如来形两大类。菩萨形就是俗称的女像，如来形就是俗称的男像。大致从北魏开始，中国逐渐流行对弥勒下生的信仰，如来形的弥勒像大量出现，同时也开始出现穿上佛装的弥勒佛像。由于弥勒作为未来佛在信徒心目中地位非常崇高，因此还有一些弥勒的巨像产生。最大的弥勒木雕像在北京雍和宫万福阁(又称大佛楼)。佛像高十八米，埋入地下部分八米，总长二十六米，由一根完整的白檀香木雕成。最大的石雕弥勒佛像则为四川凌云大佛，此佛立于四川乐山市岷江东岸凌云山上，大佛依断崖造成，坐像世称“乐山大佛”。通高七十一米，肩宽二十八米。
由于弥勒佛必定到来的预言，在中国等地形成了一种类似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思想，不少农民起义军利用这种迷信，遂打着“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口号起事。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两个著名教派弥勒教和白莲教，而衍自波斯拜火教的摩尼教，偶尔也打着“弥勒降世”的旗号活动。
弥勒教最早于梁武帝时期创立，创始人傅大士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广弘菩萨行，门下有傅宣德等人。大业九年（613年），扶风人向海明“带兵作乱”，“自称弥勒佛出世”。所谓借弥勒下生说起事作乱，唐宋以后不绝如缕，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今河北清河）人王则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为口号起事。元代不禁宗教，故以烧香礼弥勒聚众结会的“香会”在华北活动频繁。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彭莹玉等人便以弥勒教为召集，后形成徐寿辉为首的天完势力。
而在同时期，白莲教韩山童、刘福通亦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主张推翻元朝统治。因事迹不密，韩山童败死，其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成为元末红巾军的正统势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弥勒教被禁，其余党与白莲教渐渐合流。
弥勒形象共有三个，分别代表三个时期。第一个形象出现在十六国时期，是交脚弥勒菩萨形象。菩萨形的弥勒像主要表现了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这时的弥勒像是菩萨装束，两脚交叉而坐，或是以左脚下垂，右手扶脸颊的半迦思维形；第二个形象出现在北魏时期，演变为禅定式或倚坐式佛装形象，即如来形象，与释迦佛的造像没有多大区别。该形象依据弥勒下生经，说他将由兜率天下到人世间，接替释迦牟尼佛进行教化，由菩萨变为未来佛。第三个形象五代开始出现，再演变为肥头大耳、咧嘴长笑、身荷布袋、袒胸露腹、盘腿而坐的胖和尚形象。该形象依据后梁时期一个自称弥勒化身的僧人契此的模样。最后这个形象不再具有以前形象那种庄严凝重的宗教意蕴，变得随和，贴近生活。可以由人随意调侃、揶揄。这是弥勒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浚县大石佛端身正坐，两腿自然下垂，就是如来形倚坐式弥勒佛像。
二、浚县大石佛现存状貌与时代特点
浚县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倚坐式的大弥勒佛像。其现存形象是：头部螺发，面方颊圆，略呈梯形。额间有“白毫相”，目平视，唇紧闭，表情庄严。两肩齐挺，脖颈较长，有三道肉纹。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举，手心向外，五指并拢，示“无畏印”。身穿五彩方格袈裟，双领直垂。坐四周方墩，足踏仰莲。五趾平齐，脚面平直，线条粗略。大石佛的外身泥皮彩绘已大部脱落，露出石刻的原貌。按其雕刻的纹路，属于直平阶梯式刀法，但在转弯处有突起的圆棱。从大石佛的整躯造型轮廓来看，头部略小，上上身细瘦，双腿粗大，整体形象呈形，似是比例失调，表现出早期造大像的不成熟性。
从大石佛自身所提供的时代特征来看，很不一致，有早期，也有晚期。形体、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等，应属北魏早期甚至更早一些的特征。特别是脚踩仰莲，在全国造大像的历史上还是独此一例。而双襟直垂服饰，则是北魏太和服饰改革以后的形象；螺发及脖上的三道肉纹，更是隋唐晚期的形象。这种混杂的自身形象特征，使人一时难以作出结论。专家学者一般认为那些晚期形象为后人改造所致。特别是元代末年，将庇护大石佛的七层高阁，投以无情烈火，大石佛的部分躯体必致烧坏而崩裂脱落。后人无法补修，才加以改造并糊以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原始形象便失真了。但是大石佛整躯轮廊是无法改变的，如形体、方墩座，故而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
元末烧大佛楼的这把火是谁放的？现在一般都说是元末红巾军放火烧了大佛楼，仔细研究，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如前所说，元末红巾军领袖自称弥勒降生，红巾军信奉的弥勒教、白莲教，他们只会烧香礼拜弥勒佛，怎么能防火烧掉大佛楼呢？其实明清县志记载是：“元末毁于兵”。那就是说毁于战争，并没有说是红巾军放的火。红巾军烧毁大佛楼是建国后一些人杜撰出来的。不幸的是这一并不可靠的说法被我们新浚县志采用了。
三、有关记载及历史考证
有关记载创凿大石佛年代问题的资料有以下几种，现加以考证：
（一）明代末年浚县知县张肯堂所纂的《浚县志》（简称《张志》）载：
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
这个记载有因有果，可惜没有引出证据。因为涉及石勒和浮图澄，不妨先了解一下这两个人。
石勒是个传奇人物，从奴隶做到了皇帝。查《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勒，羯族人，西晋时杂居汉地，石勒青年时期曾从事耕田、沤麻等农业活动，是个地道的农民。后来又在灾荒年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押解到山东出卖，变成了奴隶。这家新主人不知啥原因，竟然把石勒放了，石勒成了自由人。石勒因为善于相马，结识马牧帅汲桑。后来与汲桑一块起义。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到东晋时，竟然混成为后赵国皇帝。佛图澄，西域高僧，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初依东海王司马越发展佛教。看到石勒嗜杀成性，决定投靠石勒，用佛教教育感化他。佛图澄先投靠石勒的一个部下，后经推荐见到石勒。浮图澄以幻术骗得了石勒的信任，言无不从。勒命军中奉佛，自己也亲身拜佛。311年前，石勒是一个“游击将军”，东突西闯，人无定志。这个时期兴建佛寺的可能性不大。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从张宾计，“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继将进取幽、并，以制四方。”有了自己稳定的地盘之后，开始令佛图澄在其封地内大兴佛寺。资料显示，这年的十二月“青州临淄城有阿育王寺，其形象露盘，在深林巨树下。佛图澄知之，令人往取，入地二十余丈获之。遂大兴佛寺”。于此可知佛图澄察看时机兴建佛寺，至迟是在公元313年开始的。
至于黎阳何时入于后赵，《通鉴》记载甚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浚（晋大将）遣祈宏、段勿、勿尘击石勒于飞龙山（鹿全县南），大破之。勒退保黎阳。据此可知黎阳至迟是在公元309年已入石勒之手。但是并没有一直控制黎阳。下一段史料可以证明。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石勒南下进攻东晋寿春，东晋在寿春聚集重兵防守，石勒又改攻建业。当时大雨连下三月不止，石勒军中饥疫，死者达三分之二。军师张宾建议：
“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选择其一，广聚粮储，则“王业可图”。石勒听从张宾之计,引师北上，图谋河北。一路上地方百姓坚壁清野，石勒军中非常饥饿，士卒相互杀食。到达东郡，听说汲郡人向冰聚集几千人坚壁于枋头。石勒要渡黄河，担心遭到向冰阻击。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舟船停泊枋堰下河渎中，应派遣轻兵抄小道偷袭，夺取其舟船，用来渡大军过河。大军渡河后，定能擒获向冰。”
秋季七月，石勒派支雄等绑扎木筏偷渡，夺取向冰船只。石勒率大军从棘津渡过黄河，攻打向冰，向冰大败。石勒长驱直入到达邺城，进而占据襄国，并以襄国为都城，这时石勒才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盘。
这说明在永嘉六年之前，石勒还是一游击将军，黎阳并不是一直在石勒控制下，开凿大石佛的条件还不成熟。
之后东攻西伐，南征北战，于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建立后赵国，即后赵王位。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势力最强，属地最广，辖有今河南、山西、陕西以及河北、山东部分地区。
石勒称赵王之后，“令法曹令史贯志造《辛刻制》五千言，施行十余年”（见《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卷十五），是时石勒的政治已有明文。石勒一方面提倡经学，一方面大兴佛教。《浚县志》载：“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携其妻诣襄国上书自陈。石勒赐其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这说明石勒的政令在黎阳的影响已经很深。
建平元年石勒改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建平四年（公元333年），石勒死于襄国。在石勒死前十来年间，后赵对外基本没有战争，与各“酋藩”相安无事，佛图澄又一向用事，在这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修佛建寺是一定的。南朝信佛成风，大兴寺院。杜牧一首诗中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时期的后赵，一点不输于南朝。据浮图澄传记载：他在后赵30年间，修建佛寺893所。黎阳是后赵的重要都邑，距都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又不远，在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开凿大石佛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张志》所记“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的。
需要说明的是，张志记载的这段话，在之前的明嘉靖浚县志中就有记载。之后的清代嘉庆县志中又保留了。嘉庆浚县志是一部全国公认的名志，删除了很多之前志书中的不实记载，而这段记载被保留了，说明这段记载是可靠的。
我们再看“以镇黄河”的来历。
佛图澄发展佛教，一方面凭借石勒的政治威力，一方面又打着“救苦救难”的招牌来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仰。312年至332年，后赵境内不断发生瘟疫、蝗虫、冰雹等自然灾害，浮图澄每当听到这些灾情之后，便祝咒、诵经，为百姓禳祸祈福。这些史实，频见于《后赵录》，无需举例。
当时黄河流经大伾山东。黄河，历史上称为害河，在豫北地区为害尤甚。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在今浚县西南约25公里），绝于西山，经大伾山东，东北去”。秦汉以来，黄河在黎阳一带屡决屡溃。长期以来，百姓苦于水患，无力抗拒。把解除水患寄托在天、神身上。佛图澄抓住了这个地方特点和群众心理，如驱除蝗灾那样，在大伾山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定取得“万众欢呼”，这也是后赵国皇帝石勒为巩固其政治统治想要的结果。浮图澄为了弘扬佛法，石勒为了巩固其统治，二人一拍即合。故《张志》所记“镵崖石为佛像”是为了“以镇黄河”就是这个来历。
《张志》所记“拓跋魏覆以重阁”。
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是露天凿成，当时并未建有寺院。现今的天宁寺——始称大伾山寺，为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6—480年）所建，当时建寺的坐向显然是服从于大石佛的坐向的。因为佛寺的坐向都是坐北向南，而大伾山寺独是坐西向东。现存的山门遗址、“七十二蹬”便是有力证据。拓跋魏所建的重阁，必定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一座佛殿。60年代在“七十二蹬”下面一对石兽，专家考证是北魏石狮。实际上这对儿石兽的发现，就肯定了大伾山寺的断代；肯定了大伾山寺，也就无由否定拓跋魏所建的重阁了；2001年维修大佛楼时，在地下挖出两个大柱础，专家鉴定一个是北魏的，一个是唐代的，这也可以证明大佛楼始建拓跋魏，唐代曾经重修。肯定了拓跋魏建“重阁”，也就说明了大石佛在建阁以前就存在的事实。而拓跋魏建国距后赵国灭亡仅有三十多年，距石勒称帝也只有56年。因此说后赵石勒修建大石佛不是太离谱的。
至于建阁时的社会背景，无需详查。北魏的统治者大都信佛，兴佛建寺成风。孝明帝时胡太后在伊阙建石窟寺历时二十四年。正光以后，建的佛寺达3万余所。当时的黎阳亦必望风趋附。按照现存的大伾山寺遗址的布局来看，寺院规模并不宏大，或者不为朝廷举办而地方“投资”，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原因。
（二）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重修天宁寺三殿碑》载：该碑撰者为邑乡进士孟思，既是本县人，又是进士，对于大石佛的历史渊源就可能知道的比较详确：
……盖有天地，即有此山。至夏，大禹名，《书》曰：导河‘至于大伾’。周之末，以子贡名，（山）东南麓，赐冢在焉。光武（帝），筑青坛（于）其巅，汉以青坛名。唐以大佛名，时，或凿弥勒之像……。畿南千里而遥，山唯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余年，其兴废几几。
前一段，从其连用的几个“名”字来看，是在于说明大伾山的名称更替和含义。“唐以大佛名”，即唐时大伾山又名“大佛山”。惟“时，或凿弥勒之像”一句，令人疑为大石佛为唐代人所凿。但第二段明白指出：“山有佛，千二百余年”。按这个记数上推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上推一千二百五十年（设为1559－1250=309）正是后赵石勒时期，而不是唐时，这就说明了“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意为：唐时或者有人“改凿”了大石佛，或者说有人曾作雕凿加工。因为在同一块碑上，撰者绝不会前后自相矛盾。再说大伾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大弥勒佛像，肯定指的不是第二个大佛像。
孟思写碑必然有他的史料根据。张肯堂晚孟思71年。孟思只记下一个数字。而张肯堂记的有因有果。可见《张志》不是依据孟思的数据而以讹传讹，他必是另有依据。
“千二百余年”这个记载，与《张志》相合，这说明明代人对创凿大石佛的年代问题都很清楚，认识也是一致的。而今证据失查，我们就不应否定前人的依据而否定大石佛为十六国产物，我们只有查阅历史背景来据理推断了。
（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天宁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记载：
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即指今天宁寺）有缺落碑铭，载相续年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偎合璧。
上述的大意是：高与山齐的大石佛，据寺内的缺落碑铭记载。它的三十二妙相的“相续”年月也有四、五百年了。它的发型是连珠式，服饰是肩偎合璧。只可惜“四、五百年”这个数据很不具体。习惯上认为“四、五百年”应当是接近五百年，如按四百八十年推，（959－480＝479）正当时北魏太和年间，这也正与建大伾山寺的时间相接近，与《张志》的拓跋魏覆以重阁相符。
再者，后周碑所记大石佛的服饰，是“肩偎合璧”，发型是“连珠发”，而今大石佛的服饰是双领直垂，发型是螺旋发式，这正说明大石佛的形象已非昔貌，定是有人改造过了。而嘉靖碑所说的“唐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无疑是唐人曾修过大石佛的，所以，大石佛现存的自身形象混杂，就是这个原因。而后周碑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碑文又记：
神功捧护、巨灵措手以难开；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
这段话的大意是：幸蒙神的护佑，“巨灵”为了拯救人们的灾难，措手开凿大佛。因为佛的威力光明宏大，虽遭“秦后”的“著鞭”而仍是安在无恙。傍临着大河，为超脱当时人民的灾难显示了威灵。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巨灵”、“秦后”、“著鞭”等词的含义。
“巨灵”，当是指的佛图澄。据《后赵录·佛图澄》记，“澄善诵佛咒，役使鬼神。涂麻脂、杂油于手中，千里外事物彻见于掌”。人们认为佛图澄神通广大，将其比作“巨灵”，当是这个原因。明代卢象升题大石佛诗：“应是‘巨灵’曾劈处，芙蓉觌面切云看”（现题于大伾山崖），这里明言大石佛为巨灵所凿。“巨灵”，一般指的是开山裂石的天神。卢象升以人们的传统信仰，把“巨灵”比作开凿大石佛的人，这是有道理的。“秦后”，就是“秦君”。蔡邕《独断》：“后，君也”。秦君，当是指的前秦的君王苻坚。因为后赵之后的秦国，只有前秦、后秦和西秦。“后秦”和“西秦”的势力从未达到过浚县。因此只能是指“前秦”。
“著鞭”，打击的意思。“秦后著鞭”当是指的前秦苻坚“搜寺检僧”之举。查《前秦录》：“僧郎（高僧名）于前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隐于金舆谷之昆仑山中……坚（苻坚）饮其德素……遂以师礼事之。坚后沙汰众僧，乃下召曰：“郎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据此可知大石佛在前秦时是受过打击的。所以“秦后著鞭而不动”，有力地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的某一历史时期就存在的。这里与《张志》相互参证，完全一致，这就足可证明大石佛是后赵的产物了。
苻坚建都长安，他的势力是否及于黎阳呢？
查《晋书·苻坚传》：太和五年（370年），“秦王坚入邺，执慕容韦……自邺如枋头（今浚县西南西枋城村），燕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
《通鉴》载：“晋孝武太元九年（384年），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今滑县），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黄河北，即黎阳地）。伾（苻坚之子）遣将军桑据屯黎阳以拒之。刘袭夜袭，桑据走之。遂克黎阳”。自此黎阳入于东晋。按此，苻坚辖黎阳当有13年之久。大石佛在苻秦的统治区内，必遭“著鞭”，这也就是大石佛颓废时期的。
三、结论
归纳上述文献记载：后周碑“秦后著鞭而不动”。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就已存在。与《张志》的“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相一致，又与嘉靖三十八年碑的“千二百年余”时间相同；后周碑记的“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也就是《张志》所记的“以镇黄河”，嘉靖碑所记的“其兴废几几”，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年月相互印证。查阅史册，其历史背景与后世的文献所记并无相违之处，这就足可以肯定大石佛确为后赵时所凿了。至于大石佛的自身形象混杂问题，后周碑已明言，大石佛本是“首簇连珠，肩偎合璧”，已有力地说明大石佛已非昔貌。
为什么大石佛的时代特征是“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石佛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先凿了一个轮廊，自上而下雕凿，经历了几个朝代才竣工的。步连升教授说：“开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完成的。”此言有理。设大佛为后赵所凿，在后赵期间，不可能全部完工，因为后赵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在石勒死去之前的十年左右。石勒死，子弘继位。不到一年，石虎杀弘自立。石虎性情残暴，穷兵赎武，在位十三年，发动大小战争数百次（参阅《后赵录》），弄得国内几无可征之兵。当时黎阳是后赵的军事重地，兵马频至，战争不休，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凿大石佛呢！公元350年冉闵屠石氏，建立冉魏，一切反石氏所为，亦必不兴佛事。353年，慕容氏灭冉魏，建立前燕。370年，苻秦灭前燕。不久，黎阳又归东晋所有。短短18年中，黎阳的归属辗转五次，谁还有暇去顾及大佛的事。所以，大石佛即便是后赵所凿，亦必是有始无终。同时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重要原因。至北魏，佛事大兴，早已停废的大佛像，才又得到雕凿完工。大石佛下部可能是这时续雕完成的，所以大石佛坐姿不是十六国后赵时期的两脚交叉而坐，而是北魏流行的上身端坐，两腿自然下垂的善跏趺倚坐式。
综上所述，大石佛是凿于后赵，拓跋魏覆以重阁时或可能续雕完工，唐时又进行细部加工雕凿，元末毁于兵燹，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命运应是如此，其自身形象之所以混杂，就是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