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我们》
2022-04-16 23:23阅读：
这个国家的指导纲领是幸福与自由不兼容。在伊甸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自由，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恢复人的幸福。（序）—－［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是的，我们应该统一浩瀚无垠的宇宙。是的，我们应该将野蛮原始的曲线，将它变成切线、渐近线，直至最终变成文明的直线。因为统一的王国的线是直线，因为最智慧的线是伟大、神圣、精确、智慧的直线。—－［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然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我的答案是：因为这是不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远意义全然在于绝对的、审美的从属地位，在于理想的不自由。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他们的生命中最崇高的时刻（神秘宗教仪式、军事游行）纵情于舞蹈是真的，那么这只说明一件事：自远古以来，不自由的本能便是人类的固有有机构成，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只不过意识到了而已。—－［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另外，在一个自由的时代，在一个猿类和兽群出没的时代，哪里会有国家逻辑呢？即使是在我们的时代，野蛮的、类猿的回声仍时常从某个多毛的号码内心深处升起，我们又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幸运的是，那些回声只在很偶然的时候出现；幸运的是，它们都是很容易修复的零部件的小故障，不会影响整个机器永恒壮观地运作。我们的护卫们敏锐的眼睛和大恩主熟练的大手来发现和换掉坏螺丝。—－［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战胜了饥饿之后（代数上是通过外在福利的总量来说明的），一统王国开始了对另一个统治者的斗争，那就是爱。最终这个基本的力量也被征服了，就是通
过组织形式迫使它服从数学秩序。约三百年前一统王国颁布了我们的历史性的《性法典》：“每一个号码对任何其他号码有要求性交换权利。” —
－［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我很有信心你们会明白，我写这些已属不易，人类史上没有哪个作者比我更艰难：有些作者写给同时代的人看；另一些作者写给后人看；但是还没有人写给先人，或者说写给与先人相似的、遥远的、蒙昧的生灵看。—－［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在手术室里工作的是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医生，他们在大恩主的亲自监督下工作。他们有一套仪器，其中最有效的是有名的气钟罩。实际上，这就像古老的学校实验：将一只小白鼠放进玻璃罩里，用一种气泵逐渐抽出里面的气体，如此等等。但是，气钟罩使用各种气体，是一个更完美的装置，而且要折磨的不再是一只无助的小白鼠了。它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要保卫一统王国的安全，换句话说，它要守卫百万人的幸福。五个世纪以前手朮室刚刚成立，有一些傻子竟然把它比作古代的审讯局，但是这种比较，就像把做气管切开朮的外科医生与拦路抢劫的强盗相比一样可笑，尽管他们都同样拿着刀，做着相同的事，都是切开一人的喉咙，然而一个是救人，另一个是犯罪。—［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你的情况很不妙！显然，你已经产生灵魂了。—［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我跟你们说，我们必须与想象切断关系。每个人都要切断想象（幻想切除术）。除了手术，除了手术没有……
—［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平面世界的每一个等式和方程式都有其相应的曲线和物体。但是对于无理根公式，我们却不知道任何对应的物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可怕的就是，这些无形的物体确实在，也必须存在。在数学上，我们看到了屏幕上它们奇怪的、带钩刺的身影——无理根公式。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看不见它们的实体存在，它们必然会有一整个巨大的世界属于它们自己——在平面之外的那儿。
—［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然而，如果这个世界是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将这些记进记事录里？为什么要记下这些可笑的梦、衣柜和没有尽头的走廊？我很难过，为纪念一统王国，我们创作的不是一首和谐的、严格的数学诗，而是一种类似奇幻的小说。啊，要是这是一本小说，而不是现在这充满了未知数X、无理根和堕落的生活，该多好！—［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会虔诚地、感恩戴德地亲吻大恩主惩罚的手。在一统王国里我们享有接受惩罚的权利，我不会放弃这一权利。我们，一统王国的号码们，不应该，也不能放弃这一权利。这个我们唯一的，因此也弥足珍贵的权利。
……
有些思想是黏土质的，有些思想是用金子或者我们的玻璃凿出来的。要确定制造各种思想的材质，只需要在上面滴一滴强酸。有一种强酸古人们是清楚的：脱氧剂。我记得他们是这样叫这种强酸的。可是他们害怕这种毒药，他们宁愿看见黏土质的天堂，甚至是玩具天堂，也不愿意相信天只是一片虚无的蓝。而我们是成年人，这要感谢大恩主，我们不再需要玩具。
那么，假想一下，一滴强酸滴在“权利”的思想上，甚至古人中最成熟的人都明白，权利的来源是力量，权利是力量的一个功能。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科学天平称盘：一个上面放的是一克，另一个上面放的是一吨；一个上面放的是我，另一个是我们——一统王国，那么显而易见，假设我对一统王国有一些权利，与假设一克等于一吨全然是一回事。因此，有了这样的划分：给一吨以权利，给一克以义务。从渺小到伟大的必由之路，就是你忘记你是一克，而觉得你是百万分之一吨。—［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为什么我们离悬崖的黑暗的另一端仅有匕首的宽度？匕首是人类最强大、最不朽和智慧的创造。匕首被用上断头台，匕首是解决一切解不开的绳结的有效工具。悖论之路，是值得一颗无畏的心沿着匕首的边缘走下去的唯一之路。—［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当然，这很清楚：要确定一个函数的真值需要考虑函数的极限。自然，昨天可笑的所谓‘融化在宇宙中’最终意味着死亡。因为，死亡就是自我在宇宙中的完全融化。所以，如果我们把爱写成‘L’，死亡为‘D’，那么L=F(D)。换言之，爱和死亡……—［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说来可笑，他们选举的结果竟然是未知的。
毋庸置疑，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方面就像其他方面一样是不允许有偶然性存在的，任何意外情况都是不允许发生的。选举本身主要是象征性的，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单一的、强有力的、拥有着百万颗细胞的有机体，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是神圣一体、不可分割的。因为，一统王国的历史绝不允许在这壮丽的合奏中出现任何异样的音符。—［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一统报的头版刊登着金光闪闪的公告：
……
一统王国的新发现：幻想的中心位于大脑的瓦洛里桥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神经节。X射线对这个神经节的三次灼烧，可以帮助你们根除幻想—永不复发！
就此，你们便会完美无缺了。你们就变得如机器一般。通向百分之百幸福的大道已经畅通无阻。那么请你们全体，无论年老与年少，速来接受这项伟大的手手朮。请速来大礼堂接受手术。伟大的手术万岁！一统王国万岁！大恩主万岁！
—［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当没有我，只剩下我们的时候，人会怎样……—［苏联］尤金·扎米亚金：《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读后］
【一】
看了两本带有简单欣赏性和消遣性的著作后，忍不住还是要回来整理自己的读书笔记。对于要不要就这本《我们》写读书笔记，我还是犹豫了好一阵，因为就在前些日子，为了避免“风沙”或为了“大局”，我在读书笔记里写了一大堆的错别字，看着那些错别字，真想把自己整个人都退回到1971到1975在人民公社上小学、初中的时代，真能像童话一样通过时隧道穿越到那个时代的话，错别字写了也就不会有心理障碍了，因为据说在那里，有一个叫张铁生的人可以为写错别字背书的。但是，正如毛主席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写错别字的效果也并不理想，比如把“依酒拔肆”赋给了那个叫George·Orwell的人写的著作，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躲过“风沙”。
穷尽所有的智慧也解决不了比读书理解所需要的智慧更高的智慧，但是没有办法，美国20世纪初著名作家亨德里克·房龙在《人类的故事》里讲过一个大学诞生的故事，对于那些因为自己的真理探索而有所心得，并搬来肥皂箱站上去得意地向世界呼喊着说：“我发现了……”的智者，我是向往得不行的，我当然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只是在看到智慧也有卑微不堪的命运的时候，内心会泛起种种凄凉。卑微就卑微吧，毛主席还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所以，决定还是继续整理自己的读书笔记。
不过，我想了一下，我得尽量按照“大恩主”的要求，把自己的这点读书后的体会写成可以被“老大哥”所接受的东西。
【二】
国内有关《我们》作者的资料介绍很少。当初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对于作者有一种茫然，这种茫然会让我想起上大学本科听《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老师一提到“凯恩斯革命”，内心会有一种茫然，会情不自禁地嘀咕：要是能知道一点这个
“闹革命”的人就好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知道哪里能有资料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经济学“革命者”。
没有作者的专门传记，所以，只能从零星、不正规的资料来源中查到一点。其实，只要证明得了他究竟是一贯制思想沿袭者，还是像极少数思考者那样有勇气“变节而行”就可以了。写那么一本书，在理由上比阿道司·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更直观、简单，因表面上没有大的社会现实变革精神背景，而只讲了具体个人面临的问题，当然，即使是这样也应该还是有着相当的危险性的。阿道司·赫胥黎毕竟讲的是还没有全面到来的未来，而扎米来金讲的是现在，很实感、很真实，但也很容易引起反感和争议，尤其是那些整天嚷嚷着要在“大恩主”感召下追求遥远幸福目标的人们。
作者的全名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金，一八八四年二月生于俄罗斯坦波夫省列别姜市，一九三七年三月死于巴黎（这可不是个好的死法）。作者出生的这个“列别姜”市，位于莫斯科南边离莫斯科并不算太远约300公里的地方，是一个不太大的城市，但是，俄罗斯那条著名河流顿河从这个市的中心穿过。提到顿河，很多人都会想起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看这本著作的时候自己还年轻，理想主义文学偏好和跟着别人对那个老大哥国家的向往和崇敬，让自己读到那些对顿河两岸美丽的描述时，有着无尽的遐思和构想。今天看来，那种向往感的背后不是愚蠢就是幼稚。
作者的出生家庭应该是算比较有文化的，父亲是东正教牧师和学校校长，母亲则是音乐家。一九零二年也就是在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彼得堡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学。据说，就在大学时期，作者参加了革命，而且还两次被反动的尼古拉二世流放，当然，也同样被反动的尼古拉二世特赦而没有死在“反动”之下。这里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反动的尼古拉二世所倡导的“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怎么也不应该让一个反对他的青年学生顺利从彼得堡工学院毕业。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工程师。一九一六年，被派往英国的新堡，监督在那里正建造破冰船的工程。“新堡”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英伦岛东海岸中部的纽卡尔斯，因为资料说新堡位于泰恩河畔，而英国泰恩河就是在纽卡尔斯汇入北海的，而且历史上纽卡尔斯泰恩河河口曾经有一个叫“新堡码头”的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
一九一七年秋，作者回国，开始追随高尔基投入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化建设工作。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革命后的革命刊物应该就是他的革命文化工作内容。不过没有多久，他可能看到或体会到了某种虚妄性及其现实矛盾和后果，思想开始出现转变，因为从二十年代后，那个虚妄价值体现下的审查制度成为了一道著名的political风景线，并且还成为这个社会性运动体系里的常规。当然我们是知道的，在后来的近百年时间中，这个“常规”不论传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放之四海的标准社会程序。以后的事，我就不细说了，细说即使是史实，他也不符合“大恩主”的要求了，不过，作者的整个思考蜕变过程和那个写《马骞曲》的热·鲁尔差不了多少，或者说与英国的那个著名的Orwell非常接近，他们付出自我审视的勇气，承担了所逆向反思的心灵苦痛，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都曾经是“运动”的受益者呢。
有的介绍资料把作者归属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但我看了一下有关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的内涵解释，我觉得还是比较牵强的。因为所谓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是比较一八九零年前，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文学“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被赋名为“黄金时代”，是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承载了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诗人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巨匠，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后，这批诗人老的老、死的死，俄罗斯文学出现明显势微。不过呢，在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二零年年间，俄罗斯却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繁荣时期。或许就因为扎米亚金的作品集中发表在这一时期，于是就有人在写文学评论时，将他划入俄国文学“白银时期”，这个原因没有内涵，只依据时间，肯定是比较牵强的。
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划分相对于扎米亚金来说比较牵强，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所谓“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其实主要指俄罗斯文学诗歌领域的两个不同繁荣期，无论是“白银时代”还是“黄金时代”，代表人物都是诗人，代表性文学形式是诗歌。“黄金时代”的诗歌代表人物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而“白银时代”呢，代表性人物也主要是诗人，比如其中最为国内熟知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典型的诗人。扎米亚金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一个作家后，著名作品有：《外省小城》、《老远的鬼地方》、《岛民》、《我们》、《洞窟》，这些都是小说，在文学形式上与所谓两个时代的比较几乎没有相容性。
其次，两个时代比较的标准主要还是在纯文学成就上，其核心的观点是一八九零年期前近大半个世纪的所谓“黄金时代”，诗歌形式的文学成就高于“白银时代”。而且“白银时代”的文学流派也主要是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其中以象征主义影响最为重大。但是，扎米亚金的著作在于其现实主义的思想性上，即著作核心思想与时代畸形同步，根本不在纯粹文学成就上。
【三】
上述资料诠释虽然全都是在说作家生活和作品产生的年代，其实对于我自己准确理解这本著作的价值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里还是有一个读者自身的价值建树与所读著作价值追求之间是否吻合的问题。自从有虚妄价值体系一说以来，判断事物的标准二元化甚至多元化成为无法回避的一种现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现实，才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即使是空洞的讨论，价值标准趋同的重要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问题的可讨论性都必须奠基于价值标准趋同或趋近的这一思想或思考现实。今天的合理性与真理性与今天的人直接关联，而遥远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如果与今天的人的感受关联起来，那么，就很难讲清楚其中究竟是不是具有真理本质。因为像凯恩斯名言：“长远，我们都会死去”
一样，有人不愿以今天的生活损失作为代价去追寻与自己一生无关的长远，但是，有的人愿意，这两者是无法通过争论来确定谁者为真的，所以，当处于对立或不相近的价值标准之下时，最好的办法不是彼此争论或互为导师，而是立即缄默，各自按照完全属于自己的伦理价值判断去思辨。
我觉得，总体说三大古典哲学体系（形而上学、宗教哲学、political哲学）一一都在十八、十九世纪被三个伟人（维特根斯坦、康德等、黑格尔等）所终结的说法，或多或少是有点夸张的，不过呢，我唯独相对认同的是与《我们》所涉及的哲学领域，其被终结应该不仅仅是有理论体系基础，而且也有现实历史基础。从苏格拉底创立道德哲学，到建构论理性主义为重要内涵的political哲学开始左右历史和人类进程，再到黑格尔及其信徒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终结，自梭伦、伯里克利以来的political哲学史就在这个时代似乎就被终结了，世界开始由建构论非理性主义来把脉，political哲学被转换成为一整套美好到所有人都仅仅用直线审美就可以完美一生的体系。这个体系激发起了人类少有的激情并征服了人们达一个世纪，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甚至延续到现在。在这种征服下，人们看到那个美好但很遥远时间之外的灯塔，为了达到那里，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为“工具”和“过程”。最早看到这一点的伟大思想家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主义不仅涵盖了科学发达形成的一切，也包括由现代知识所武装起来的人们。当然，与此同时，工具理性主义在伦理学领域究竟反映一种什么样的需要，也被一些没有系统哲学研究成就、但是对社会具有深刻洞悉能力的其他学者所发现。而这本书的作者扎米亚金，就是那些在文学与哲学中间地带朝廷跨界思考的思想者中成就突出的三个人之一。
【四】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也是一种隐喻吗？最早看到扎米亚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在读《圣经》时的相关内容与扎米亚金的表述是否契合：
“……在伊甸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freedom，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freedom来恢复人的幸福。”（序）（第2页）
这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扎米亚金把人类的始祖追求的理论目标终极化了，因为在我看到的《圣经》中，其直接表述是：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的妻子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而亚当又经不住妻子夏娃的诱惑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有了智慧，有了能辩善恶的能力，因此上帝才把他们逐出伊甸园的。
“你的情况很不妙！显然，你已经产生灵魂了”。（第84页）
按照上面扎米亚金的话，幸福与freedom之间是没有兼容性的。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推理的，分开而论，如果以身体为基础，或许二者之间是有这种不兼容性，但是如果以意志为前提，就需要把智慧与freedom之间作一个推理连接，否则无法直接从扎米亚金的话中推导出逻辑关系，我们只能证明智慧是freedom的前置条件，如果被证明，扎米亚金上面的说法就是可推理的。这里具体的证明需要由每一个人来做，无法找到“公因子”，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智慧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获取方式的问题，智慧本身如果不是自主学习与思考而产生，而是从某种外在框架或体系机械地依靠外在力量强制性下载至个体思维体系内，那么，这样的智慧，显然不应该是上帝驱逐人类始祖的真实原因。
三大古典哲学体系终结者之一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最终滑向建构论非理性主义应该是political
哲学的必然结果。建构论非理性主义虽然在人类现实命运基础上的程序和逻辑上存在缺陷和不可推理，但其未来遥远预设的理论完美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和逻辑证明很容易被理论规划的科学性和美妙性所淹没。
从目前我们读到的类似著作看，人类要实现这种理论预设的完美性，便必然涉及到对人的审美群体化改造问题，可是，人之所以能在动物界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二元结构”，如果要深入追溯这种“二元结构”的进步性，应该就是个体生命的自发动机能够摆脱产生于生存单一欲望的需要，而这个单一欲望需要恰好又是人与动物共同的，所以，人与动物之间的非同一性应该是他的另一“元”，但是人的另一“元”有一个相对苛刻的前置，那就是它需要依据于人的智慧能力而形成。如果差异一旦被某种外在力量所抹掉，那么“二元”的意义就会丧失，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实践属性就归在了同一轨道上。
对于具有虚妄或价值遥远特性的人类目标预设来说，无论它是否具有实现性,但从方法论来分析,为了效率本身就需要具有完全统一的人格存在，而在一个体系之内容易被透视和解释的，当然就是整齐划一的存在,每一个单一意志和行为都是可以数学等式求解的。所以，阿道司·赫胥黎在他的著作里设计了一种最直观的整齐，那就是从生命的繁衍机制上完成这种整齐性，于是才有了人类的性生活脱离种族与种群内涵的生命“脱媒”设计。而在扎米亚金这里，最完美的设计，就是把一切人类审美都改变成为直线式的，因为所有线性视野中，最容易被认知和观察的就是“直线”。
“……是的，我们应该将野蛮原始的曲线，将它变成切线、渐近线，直至最终变成文明的直线。因为统一的王国的线是直线，因为最智慧的线是伟大、神圣、精确、智慧的直线”。（第2页）
这里的“原始野蛮”与Orwell著作中的那个“野蛮人约翰”的伦理预设是同样的：当一切都以直线为标准后，任何曲线都是不美的、野蛮的。
形式上讲，阿道司·赫胥黎所警示的未来其实是科学严谨的，而且在理论上它还是进步的，因为，如果建构论理性主义是political哲学的终结的话，那它所追求的人类效率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要从方法论上完全证明这种效率，他的基础是包含人在内的一切因素都需要具有绝对的整齐性和统一性。这就是扎米亚金告诉我们的“大恩主”在为人类未来“幸福”打算时所专门设计的，于是，为了实现这个幸福“打算”而开展的所有工作和采取的所有工作方式，就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一统王国的新发现：幻想的中心位于大脑的瓦洛里桥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神经节。X射线对这个神经节的三次灼烧，可以帮助你们根除幻想—永不复发！ 就此，你们便会完美无缺了。你们就变得如机器一般。通向百分之百幸福的大道已经畅通无阻。那么请你们全体，无论年老与年少，速来接受这项伟大的手手术。请速来大礼堂接受手术。”（第171页）
建构论理性主义让人类对建构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而建构论非理性主义的理想式的合理性后果让整个世界进入到狂热，两者都具必然性。对于类似的理论合理性预设的另一种后果，只有像冯·哈耶克这样的伟大思想者才可以有智力和知识去系统地认知和解构。在他的伟大著作《致命的自负》里，他系统地告诉人们，当18到19世纪理性主义淹没了传统神学对人类的解释的同时，还部分渗入到了political哲学领域，于是一种隐形或潜在流行的“拜理性万能教”开始为人类设计未来。在这个设计中，最基本逻辑就是：为了实现未来崇高理想，必须设计一切过程和一切因素，当然，这中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结论是：人的整齐是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最重要前提。当然，对这样的一种未来前景，比冯·哈耶克理更早认识到的应该是大哲学家尼采，他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就感受到了人自身，正在通过种种美好预设侵蚀自身的原始本性。只可惜伟大的哲学家以他狂人一般的哲学个性表达这些深遂思想的时候，过度看重方法论的整个哲学领域对之产生了某种排斥。
切除存放幻想的地方即“瓦洛里桥区”只是向人类进步迈进的第一步。查了一下，医学上人的大脑分为八个功能区，即大脑皮质，左半脑，右半脑，丘脑，脊髓，枕叶，额叶以及顶叶，但没有扎米亚金所说的这个区域，我估计是扎米亚金自己构想出来的。第二步当然是按照“整齐性”或“统一性”把实现目标的每个部件都标准化，满足一种向“进步”推进过程的需要：
“……幸运的是，它们都是很容易修复的零部件的小故障，不会影响整个机器永恒壮观地运作。我们的护卫们敏锐的眼睛和大恩主熟练的大手来发现和换掉坏螺丝。”（第13页）。
就这样的问题虽然他很鼓舞人心，它中以引起现实的人类对未来的向往，但是，我还是不应该写下去了，我这种想法本身就符合有关整齐化的要求。
“有些思想是黏土质的，有些思想是用金子或者我们的玻璃凿出来的。要确定制造各种思想的材质，只需要在上面滴一滴强酸。有一种强酸，古人们是清楚的：脱氧剂。我记得他们是这样叫这种强酸的。可是他们害怕这种毒药，他们宁愿看见黏土质的天堂，甚至是玩具天堂，也不愿意相信天只是一片虚无的蓝。而我们是成年人，这要感谢大恩主，我们不再需要玩具。”
（第109页）
我大脑里盛的内容肯定不是金子或玻璃凿出来的，但如果属于黏土质的，我就不应该在这里讲自己那点可怜的感受和体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没有关系，按照扎米亚金上面的这段话，有了“脱氧剂”，我的大脑里盛装下的内容都可以和他们一起成为永远保鲜而可用的物体，要么可食用，要么可被标准化安装到整个机器里去。这些都没有关系，他是未来遥远超神世界里的标准化需要，这就是大恩主为人类谋福利的一个重要步骤和要求。
一个学理工科的作者，他怎么就能够用数学的方法解释那么多东西？比如，他说下面这段话，作为社会学科类学者，除我不能理解外，其他人呢？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愚昧？
“当然，这很清楚：要确定一个函数的真值需要考虑函数的极限。自然，昨天可笑的所谓‘融化在宇宙中’最终意味着死亡。因为，死亡就是自我在宇宙中的完全融化。所以，如果我们把爱写成‘L’，死亡为‘D’，那么L=F(D)。换言之，爱和死亡……”（第127页）
死亡是爱的函数吗？不知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无论这个函数关系在一个二维空间坐标体系内的一阶导数是负还是正，或者一段是正，一段是负，这种函数关系在社会学范围内都是那样难以定义。如果是一种纯粹的期望，我当然希望一阶导数为正，但是，就整体生命意义上的人类来说，这个函数能够定义吗？扎米亚金之所以这样写，那是在他的小说讲述的世界里，非常肯定的情况是：那个未来遥远时空里的理论预设是绝对幸福和完美的，所以，这个函数不仅存在，而且完全可定义。
虽然不好理解，但是，或许他的思想表达正好契合了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工具理性主义占了上峰后的现实世界。他合理吗？不需要问，只需要得到一种肯定：效率。
其实就今日我个人和同辈有良知的学习者反复遭遇智慧与现实悖论的人们来说，真正让我动容的是下面这段话：
“为什么我们离悬崖的黑暗的另一端仅有匕首的宽度？匕首是人类最强大、最不朽和智慧的创造。匕首被用上断头台，匕首是解决一切解不开的绳结的有效工具。悖论之路，是值得一颗无畏的心沿着匕首的边缘走下去的唯一之路。”（第111页）
哲人史证明，这条只有匕首大小宽度的悖论之路并不好走。
苏格拉底走了这条路，可是在雅典人民投票决定他必须服毒身亡的时候，这个曾经当过重装步兵的哲学家，用自己的智慧或对真理的追求，证明了自己的哲学家价值远远低于作为一名出色重装步兵的价值。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国别史中，身处具体国度的具体人，只要思考问题，都会遇到智慧悖论，比如那个以为自己主动将头颅伸进鬼头刀下就可以唤醒世界的谭复生。这种证明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想想，最适合结束这种无聊和无奈体会的，应该是作家以下一段具有非常适合一个集体主义至上时代的话语：
“当没有我，只剩下我们的时候，人会怎样……”（第171页）
2022年4月17日周日于深圳越海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