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2021我的年度荐书之七
2022-04-10 18:36阅读：
七、《在中国大地上》；保罗·索鲁著；陈媛媛译。
去年在荐书里推荐了保罗·索鲁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文章里和大家说了，我当时买了刚刚出版的《在中国大地上》，准备看看这位“毒舌”旅行家在中国旅行的观感。虽然我也知道，考虑到索鲁的尖刻，简体版本一定会有删节。
原本准备买这本书的台版，但目前正版台版书很难买到，网上能见到的，都是影印本。与其买一本粗糙的影印本，不如买本简体版，尽管有删节，仍然是这本书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亮相，虽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一部作品。我又去网上下了一本台版的电子版，可以参照简体版一起阅读，这样就能一窥全豹，不至于有太多误解或缺憾。
我有一个从事旅游业的朋友，说外国游客经常去的不过是北京、上海、西安这些城市，连知道杭州的人也不多。除了长城、兵马俑这些已经成为中国象征的景点，张家界、桂林这些风景奇诡之地，外国人能有所耳闻，其他，即便如敦煌这类，中国人可能觉得如雷贯耳之地，在不少外国人
听上依旧很陌生。所以尽管中国如此广大，国外游客经常驻足之地却并不多，再加上有些地方还属禁区，不允许外国人踏足，外国人即便有好奇心，也不得其门而入。
索鲁却决不会像一个普通外国游客一样，他的中国之行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还包括大同、呼和浩特、兰州、长沙、哈尔滨、长春、大连、烟台、青岛、厦门。西宁、拉萨等城市，桂林、峨眉山也是他的目的地，索鲁甚至专门去了一趟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加上旅途上路过的，繁多的城市与乡村，索鲁这一趟旅程称得上是南北东西。新疆、西藏、黑龙江的郎乡等地，不仅那时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不曾去过，即便时至今日，一些见多识广的人，也大概不曾涉足。尤其是不少地方当时还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好在政府人员知道索罗是一位美国著名旅行作家，为他提供了不少特许。他甚至坐火车到了昆明的宜良，那里靠近中越边境，当时中越之间战事不断，宜良属于绝对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虽然索鲁只被允许坐火车到宜良站，然后马上就被气喘吁吁地拽上返程火车，但仍旧称得上对他格外优待了。
但索鲁从来不是一个热衷描述风景名胜的作者，他的焦点总是移向人，即便笔涉风景，也经常是与人相关的风景，或风景中的人。尤其在中国，人口如此众多，那个年代的每一列火车都拥挤不堪，从不缺乏的就是人，索鲁得以恣意地观察人，与人交谈。即使不在火车或汽车上，索鲁也总是挤入人群，在上海，他走进上海市民自发组织的英语角；在西安，他观察那些蜂拥而上的商贩们；在北京大学，他和学生们交谈对最新事件的看法（简体版删除了谈话内容），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比风景更吸引他。
这本书中记录的是1986年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七年多后。十年前刚刚结束的那场噩梦，在当时不少中国人心中残影仍重，余悸尚存，生于改革开放后，与中国经济一起成长的的80、90后恐怕很难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心态。尽管仍残存着不少十年多前浩劫时代留下的痕迹，但新生命已在劫后的土地上蓬勃成长，恣意蔓延。
索鲁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尤其是他之前曾在1980年来过一次中国，短短六年后，尽管他看到中国人还在生产很多早已被时代淘汰的东西，像蒸汽机、老式自行车等等，但中国显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正在加速成长。在索鲁走过的一路上，不断有不同的中国人，向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叙述自己的想法。他们中的不少人带着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尽管中国那时的物质生活在索鲁看来，仍旧贫乏衰败，但我们仍能从这些人的谈天中感受到对未来的憧憬。索鲁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和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不同是，他们喜欢崭新的事物。
但如果你因此希望在索鲁的叙述中听到许多惊奇的赞美，那一定要失望了。索鲁在中国南北东西乱转了一通，从不曾准备夸赞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他想尽办法走到那些外国人很少去的地方，观察那些容易被旅游者忽视的角落，不停地和各种人物聊天，不惜用故意挑衅的语调招惹对谈者。你可以认为，他是希望由此看到一个没有被装扮，粉饰的中国，了解中国人真实的想法，也可以认为，他不过是在展示自己刻薄、挑剔的眼光，为自己的偏见搜集证据。
索鲁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者，他自己也深知这点，第二次到西安的时候，他在一段议论中说：“对待游客，中国奉行的是速战速决的策略——把他们运过来，陪着转一圈，再赶紧把他们运走。至于那种流连徘徊、不但要找便宜房间，而且只愿意四处乱逛、偷窥别人窗户的人，他们是不喜欢的，他们真的一点也不想我待在那里。”不讨论他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至少他对自身行为描述得非常准确。
为了限制他在中国的游踪，铁道部特意排了一位官员一路跟随。这位铁道路官员在跟随索鲁走过大半个中国后，对火车旅行简直厌倦透顶，不知道有没有留下后遗症，如果一位铁道部官员从此对火车产生心理阴影，以后工作还是挺难开展的。
尽管各种当地官员对他做了种种限制，索鲁还是闪转腾挪，想尽办法，把自己的中国之旅四方延伸。在北京，他在美国驻中国大使夫人组织的宴会上，和董乐山一起谈论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读没有《金瓶梅》英文版，大段引用其中的性爱段落；在韶山，面对寥寥无几的游客，他追忆着毛泽东的历史；在厦门，他在街头看人打架；在烟台的船上，观察中国人吐痰；在黑龙江朗乡的原始森林中，随行的中国司机随意打死一只野鸟的行为，让索鲁大加斥责；在去西藏的路上，他遭遇车祸，却在离开拉萨时，对着群山合十祈祷，希望能再次回来。索鲁永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的个性让他笔下的旅行，和我们习见的旅行文学，以及更等而下之的旅游攻略，截然异趣。
对比繁体版，文中的删节并不算很多，但对文章的影响却不小，因为除了简单的删节，译本中还有一些部分内容严重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颠倒黑白。虽然不能排除繁体译本有些地方可能也有误译，但有些地方的不同一眼可知，绝非理解不同，而是刻意地改篡。如果只是删掉一些敏感违禁的段落，还是可以理解的，首先要符合规定，才能通过审核，才有机会让读者看到，出版者也算苦心孤诣了。但违碍之处，删掉可也，何以要整容？这些高超的再创作，我不知该归功于译者、责任编辑还是某个背后的人，我只能一声叹息。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推荐的其实并不是这本《在中国大地上》，我向各位推荐的是《骑乘铁公鸡》，如果你们有途径能看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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