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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2018-01-25 10:10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421302787

在一个人们崇尚“记忆”的时代，如果没有几件“往事”和“乡愁”供大家回味，都不好意思在街面上混。因此，我也搜肠刮肚地挤出了一段故事——

那是在1978年的秋天，我刚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不久……在某个百无聊赖的午后，一位同学拿着一个油印本放在我床上。拿起一看，封面上印着《档案通讯》四个字:于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开启了……然后，我就像一只青蛙游弋在逐渐升温的水中……
时间再上推20年，也就是1959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印了内部刊物《档案学研究》，“是纯学术性的”，“一年大体出版四期”。 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就像所有的好事永远是多磨的一样，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了，历史档案系解散，这个刊物自然就不存在了。
梦总有醒来的
时刻，包括噩梦：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百废待兴。1978年５月，为学习各地档案部门的新经验、交流新情况并出版全国性的档案学研究刊物创造条件，参与筹备恢复历史档案系的教职员编印了《档案通讯》（不定期油印刊物）分发各地档案部门。7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同时恢复，并改名为档案系。8月，档案系打报告给学校：为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及恢复与加强同全国各地档案业务部门已经中断12年之久的业务联系，广泛搜集资料，及时了解全国各部门档案工作的实际，要求恢复《档案学研究》（油印刊物）和正式出版《档案通讯》（杂志）。
1979年7月，《档案通讯》（总第8期）改名《档案学通讯》（将《档案学研究》与《档案通讯》两刊名合并），正式出版（内部发行），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题写刊名。并组成编辑委员会，由吴宝康任总编辑、陈兆祦任副总编辑，编辑委员有丁永奎、王传宇、刘绍华、李鸿健、张我德、和宝荣。11月，《档案学通讯》改为由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合办的学术刊物。 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1981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档案学通讯》成为中国档案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联合主办的学术刊物，并改为国内公开发行。同时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档案系的丁永奎、王传宇、刘绍华、李鸿健、吴宝康、陈兆祦、邹家炜、张我德、和宝荣任委员，吴宝康任总编辑，陈兆祦任副总编辑。 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1983年1月，《档案学参考》出版第1期，这是由《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辑的反映档案学研究情况的内部刊物，不定期出版。2月，经文化部批准，《档案学通讯》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1984年12月4—8日，中国档案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吴宝康当选为副理事长，陈兆祦任《档案学通讯》总编辑。
1987年7月1日，《档案学通讯》改为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重新组成29人（后扩大为32人）的编委会，由吴宝康任主任，陈兆祦、张仲仁、李鸿健、曹喜琛、盛彦任副主任。陈兆祦任总编辑，沈永年、陆保根、韩宝华任副总编辑，李凤英任编辑部主任。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丁永奎、万仁元、王传宇、王景高、王德俊、刘文源、刘国能、冯明、冯乐耘、包金春、朱金甫、任存志、任遵圣、沈永年、陈兆祦、吴宝康、张仲仁、李凤英、李鸿健、陆保根、杨友秀、和宝荣、姚锋、倪玉麟、赵越、曹喜琛、黄武、盛彦、韩玉梅、韩宝华、赖世鹤、潘合定。经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批准，9月1日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作了重新登记。
1987年10月15日，由中国档案学会主办的《档案学研究》（季刊）创刊号出版。【此刊名恢复沿用了1959年6月编印的内部刊物《档案学研究》】 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1997年6月，国家教委技术装备司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国家教委主管的《档案学通讯》系中央级期刊。” 风雨四十载，轻舟万重山——《档案学通讯》杂志简史
《档案学通讯》历任总编合影
前排左起：陈兆祦（第二任总编）、吴宝康（第一任总编）、周雪恒（第四任总编）
后排左起：胡鸿杰（现任总编）、韩宝华（第三任总编）、冯惠玲（第五任总编，现任社长）
2000年1月，《档案学通讯》在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事业单位法人），总编辑胡鸿杰为法定代表人。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杨继波曾经戏言，从此《档案学通讯》杂志“进入了流氓办刊的时代”。
在2009年，也就是我进入这个杂志社1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转眼我进入《档案学通讯》已经十个年头了。本想到“退役”的时候再说上几句，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无奈囚刑有期、编辑无日，又逢《档案学通讯》三十周岁，作为其法人代表（即“将要被法律制裁的人”的代表），也只好献声几句了。
在我回到人大的第二年，时任院、刊负责人的我的同学和老师让我去杂志“帮忙”。说白了就是利用我的办刊经验，帮助人家出出主意，充其量再跑跑腿——因为我那时已经实在不想再做编辑了，不然的话，我离开出版社那个更专业的编辑部门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吗?不过还好，人家说清楚了是帮忙。我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咱就像邓小平形容自己的长征——跟着走，如果用专业的田径术语讲就是“跟随跑”。更何况盛情之下，自己也不能太不识抬举。
但人算不如果天算，我去了没多久，我的老师退休了，再加上编辑部的编辑本来就都是退休老师——人家巴不得迅速撤离阵地。转眼之间我就成了“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只能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了。好在是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档案学通讯》毕竟是老刊物了，再加上学校的背景，在水中扑腾几年的实力还是有的。
在诸侯经济当道、“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今天，一帮书生经数战而不死，也算是出版史上的奇迹了。如果非让我讲有什么办刊经验的话，那就像一首老歌中唱到的“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犁，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种田不是为自己，一心为的是社会主义。哎嗨哟哟，哎嗨哟哟，一心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在其后的日子里，杂志社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在两个方面：
其一，完善和提高期刊质量。包括了调整期刊栏目，细化编辑、审稿程序，首创“办刊人语”（言论），改变楷本、增加页码；以及建立通联队伍，举办通联工作会议（已经召开了九届）。
其二，繁荣学术活动，扩大期刊的影响力。主要包括编辑出版《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1~6卷），与有关方面联合举办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第二、三届是以杂志社为主的），举办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已经主办了七届）和兰台风韵大奖赛（即论坛的职业技能展示部分，已经举办了四届），以及“档案学教学教法研讨会”（已经主办了三届）……
而2017年的“集体记忆”有这样的表述——
当大家打开本期杂志的时候会猛然发现，2017年的“余量”不多了。也许你会感叹时光的飞逝，也许你会惋惜设想的落空。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用（史称最燃讲演中杨幼萍老师）的“人生很贵，请别浪费”去衡量，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浪费”了吗？
倒转红轮，就可以唤醒记忆——
作为一本年届不惑的杂志，与往年相比，过去的一年有许多事情需要缅怀和铭记。2017年是《档案学通讯》杂志的创始人吴宝康先生的百年诞辰，在先生的家乡浙江南浔举办了《他是一座山》专题片首发和《吴宝康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在这种“记忆”的建构氛围中，我们办刊人不仅感受到了历史的辉煌，更体验出责任的艰巨：先生未未竟的事业，总要有人出面担当；先生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予我们不断进取的力量。其实，这种精神和担当是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一个群体。也是在这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先后告别了沈永年先生和黄坤坊先生。两位先生都是《档案学通讯》杂志的资深编审，他们同样以90岁的高龄为我们杂志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精彩的一段年轮，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执着同样是我们后来人不断进取的力量。
可以告慰先生们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没有仅仅沉湎于往事，而是继续前行。在做好日常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与中国档案学会联合举办了“第六届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以“档案（馆）文化建设”为主题，为探讨中国的档案职业问题、深化业界和学界的互动搭建交流平台，展示了当代档案工作者的风采。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辑的《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5卷（学史部分）、第6卷（欧美部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使这部丛书收录的范围从1890年代延至2010年代，为后世回顾档案学的学术成就，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提供了启迪和示范。同期，由《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人员主持和参与的《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17ATQ011），为正本清源、恢复“经典著作”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纠正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偏差奠定了基础。
此外，《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如期召开第九届通联工作会议暨《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五卷首发式，并与各兄弟院校的代表一起共同谋划杂志的发展前景。《档案学通讯》杂志社还与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联合举行“第二届全国高校档案专业教材教法研讨会”，在分享教学成果、交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致高校档案学专业教师的《倡议书》，为档案学和档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增砖添瓦。
2017年对于我们办刊人来说是忙碌的一年，而忙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呢？正像网友@菜包陈所说的那样：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有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坎坷是一种经历，让我们真切地理解人生。岁月不经意地更替世事沉浮万千，一世的荣华如尘烟，用微笑去面对现实，用心去感悟人生的精彩。其实幸福是一种心态！
2018年将是《档案学通讯》杂志创刊40周年，相信会有很多的事情等待着我们，相信那将是更加忙碌的一年，是匆匆又一年。
……
现如今，我记不清当年是哪个小子把杂志放我床上的，导致了这场“勇敢者的游戏”，但我仍然要感谢他对档案事业的杰出贡献！
2018年，《档案学通讯》杂志已经40岁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已经远非当年的光景。正可谓：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副编审张全海编审对本文亦有重大贡献）

【其他有关文字参见附件】


【附件】
1． 相关《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的“凭证”文件
2． 冯惠玲.一起成长[J].档案学通讯，2003(1):卷首.
3． 崔海莉.一个人和他的期刊[J].档案管理， 2010(6):7-10
4． 胡鸿杰.十年一梦[J].档案学通讯，2009（6）：卷首

5． 胡鸿杰.做好自己[J].档案学通讯，2015（6）：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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