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
秦绿枝
8月6日“星期天夜光杯”刊载了杨嘉佑先生写的“老上海人如何度过炎夏溽暑”一文，读了颇感兴味。杨先生跟我是同时代人，可能要比我大两岁，现在还有这样的记忆力，又感到非常欣慰。
杨先生在解放前就写文章，建国后不久就在市文管会做老上海研究工作，多年来搜集的资料一定很丰富，加上他又有亲身的实际体验，写出来的东西至少比较靠得住，不是单凭臆想加工出来的。
曾有一些朋友认为我也可以写写老上海的回忆。我也动过心，真要动笔，又觉得没有把握。因为我这人一向不肯下苦功研究什么，年轻时尤其心浮气躁，手头的文字资料几乎等于零。单凭耳闻目睹，又能知道多少。接触的范围也有限，上层的无缘得见，下层的又不敢去冒险，只有中层的略为见识过一点，也是事过境迁，有的即使还有印象，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了。
龚之方先生晚年居苏州，因走路已不方便，不能再像早几年那样隔一段时期到上海来一次，与老朋友相聚了。他跟我通过几次电话，希望我去，他有些东西要说给我听。据我所知，当年他在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新华公司、文华公司）做宣传的经历，还有办小报的经历（柯灵先生曾建议他写小报史），如果记载下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愿意帮他写，只是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跑苏州一次两次可以，多了就不行，一再耽误，终成遗憾。
今年年初，以95岁高龄去世的孙曜东先生更是一肚子的老上海，而且都是上层社会的故事。有两位年轻的同志访问过他，写了东西出了书。但老先生认为有些事只有讲给我听才有“心灵感应”，懂得其中人与人的交往是怎样的一种“微妙”的关系。比如他告诉我，最早的跳舞厅开在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上一条弄堂里，买一块钱舞票可以跟舞女跳六十跳。后来有两位相当走红的舞女就出身于此，其中一位我认识，前两年还有来往。舞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像现在有些电影电视剧写得那么神秘？玄乎？神通广大？我认识的那位红舞女只在敌伪时期让一位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在家里避过两天“风头”，如此而已。
去年岁末，我还陪王熙春大姐去看过孙老，他们是早年的老朋友，就他们在短短的交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使我了解了其中的真相。临行时我答应孙老，以后要多来几次。因为我对几位早先的名女人深感好奇，想请孙老帮我证实几个问题。不想，过不多久他就猝然而去了，令人感伤。但他头一天晚上睡下去，第二天就再也没有醒来，这样的“大去”又是相当有福气的。
秦绿枝
8月6日“星期天夜光杯”刊载了杨嘉佑先生写的“老上海人如何度过炎夏溽暑”一文，读了颇感兴味。杨先生跟我是同时代人，可能要比我大两岁，现在还有这样的记忆力，又感到非常欣慰。
杨先生在解放前就写文章，建国后不久就在市文管会做老上海研究工作，多年来搜集的资料一定很丰富，加上他又有亲身的实际体验，写出来的东西至少比较靠得住，不是单凭臆想加工出来的。
曾有一些朋友认为我也可以写写老上海的回忆。我也动过心，真要动笔，又觉得没有把握。因为我这人一向不肯下苦功研究什么，年轻时尤其心浮气躁，手头的文字资料几乎等于零。单凭耳闻目睹，又能知道多少。接触的范围也有限，上层的无缘得见，下层的又不敢去冒险，只有中层的略为见识过一点，也是事过境迁，有的即使还有印象，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了。
龚之方先生晚年居苏州，因走路已不方便，不能再像早几年那样隔一段时期到上海来一次，与老朋友相聚了。他跟我通过几次电话，希望我去，他有些东西要说给我听。据我所知，当年他在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新华公司、文华公司）做宣传的经历，还有办小报的经历（柯灵先生曾建议他写小报史），如果记载下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愿意帮他写，只是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跑苏州一次两次可以，多了就不行，一再耽误，终成遗憾。
今年年初，以95岁高龄去世的孙曜东先生更是一肚子的老上海，而且都是上层社会的故事。有两位年轻的同志访问过他，写了东西出了书。但老先生认为有些事只有讲给我听才有“心灵感应”，懂得其中人与人的交往是怎样的一种“微妙”的关系。比如他告诉我，最早的跳舞厅开在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上一条弄堂里，买一块钱舞票可以跟舞女跳六十跳。后来有两位相当走红的舞女就出身于此，其中一位我认识，前两年还有来往。舞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像现在有些电影电视剧写得那么神秘？玄乎？神通广大？我认识的那位红舞女只在敌伪时期让一位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在家里避过两天“风头”，如此而已。
去年岁末，我还陪王熙春大姐去看过孙老，他们是早年的老朋友，就他们在短短的交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使我了解了其中的真相。临行时我答应孙老，以后要多来几次。因为我对几位早先的名女人深感好奇，想请孙老帮我证实几个问题。不想，过不多久他就猝然而去了，令人感伤。但他头一天晚上睡下去，第二天就再也没有醒来，这样的“大去”又是相当有福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