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武汉的外地人往往受不了：武汉人嗓门大，爱吵架，于是纷纷摇头。
其实，武汉三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文化还是很有差异的，三家本来就不在一个行政区内，虽然三镇融合已久，但仍然难说铁板一块儿，比如在20年前，一个家住循礼门的汉口人到了武昌广埠屯，就会惊讶地发现口音明显的不同。当然80年代以后城市发展迅速，这种情况好多了。
三镇融合的结果，就是文化的一致性，作为省城的武昌，好像也变得大嗓门了。
如果翻地方志什么的，发现以前大家皱眉头的，都是汉口。这种的描述也出现政府的文件里。
1735年，湖北巡抚何应棻在给雍正皇帝的报告中说，他来湖北以前，就听说“楚俗甚恶，其民甚难制”，但到了以后感觉还好，但是，“惟汉镇乃唯利是图者、欺行霸市者、狡猾牙人与贪婪之外来投机者汇聚之区”。后来，1877年，汉口道台何维键在给美国领事的信中也说：“汉口人最喜争吵”。看来，当时的外国人也很熟悉这种民风。
汉口是个移民城市，地方志动不动就说汉口“五方杂处”，我感觉这本不是个好词，但现在研究者都当褒义了。除经商、做工的人们，还有大量的流民涌入。明清以后，长江流域灾害频发，一遇大灾百姓即来汉口谋生。所以，汉口不是仅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也是一个乱搭乱盖的贫民窟，有空地即被搭建，以致商人要求政府为自己店铺清理出道路来，但官方一走，道路又被挤占。近代以前，汉口最大的威胁除了水就是火，就与这种拥挤的环境有关，一家失火，基本全汉口遭殃。
所以，不必羡慕当时的汉口，比起汉阳城尤其是武昌城，那里的生活环境差远了。据外国人描述，汉口每四年就有一次大水患，老百姓全生活在水里，有时在水里呆半年，有的人干脆全家被水冲走了。而武昌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据外国人报道，汉口人的生活竟然很平静，也很乐观，乐于接受，令外国人大为不解。其实中国人什么苦没吃过，活着呗。
所以我个人感觉，把武汉人的不好性格归结于环境、气候不太恰当，至少不是主因。
是什么原因让武汉人产生“抖狠”的个性，我感觉最主要原因来自社会。
一批外地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熟人社会”消失，如何生存下去？又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秩序荡然无存。中国人本来内心就缺乏宗教精神，缺乏“敬畏心”，只对伦理半信半疑。在“熟人社会”
其实，武汉三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文化还是很有差异的，三家本来就不在一个行政区内，虽然三镇融合已久，但仍然难说铁板一块儿，比如在20年前，一个家住循礼门的汉口人到了武昌广埠屯，就会惊讶地发现口音明显的不同。当然80年代以后城市发展迅速，这种情况好多了。
三镇融合的结果，就是文化的一致性，作为省城的武昌，好像也变得大嗓门了。
如果翻地方志什么的，发现以前大家皱眉头的，都是汉口。这种的描述也出现政府的文件里。
1735年，湖北巡抚何应棻在给雍正皇帝的报告中说，他来湖北以前，就听说“楚俗甚恶，其民甚难制”，但到了以后感觉还好，但是，“惟汉镇乃唯利是图者、欺行霸市者、狡猾牙人与贪婪之外来投机者汇聚之区”。后来，1877年，汉口道台何维键在给美国领事的信中也说：“汉口人最喜争吵”。看来，当时的外国人也很熟悉这种民风。
汉口是个移民城市，地方志动不动就说汉口“五方杂处”，我感觉这本不是个好词，但现在研究者都当褒义了。除经商、做工的人们，还有大量的流民涌入。明清以后，长江流域灾害频发，一遇大灾百姓即来汉口谋生。所以，汉口不是仅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也是一个乱搭乱盖的贫民窟，有空地即被搭建，以致商人要求政府为自己店铺清理出道路来，但官方一走，道路又被挤占。近代以前，汉口最大的威胁除了水就是火，就与这种拥挤的环境有关，一家失火，基本全汉口遭殃。
所以，不必羡慕当时的汉口，比起汉阳城尤其是武昌城，那里的生活环境差远了。据外国人描述，汉口每四年就有一次大水患，老百姓全生活在水里，有时在水里呆半年，有的人干脆全家被水冲走了。而武昌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据外国人报道，汉口人的生活竟然很平静，也很乐观，乐于接受，令外国人大为不解。其实中国人什么苦没吃过，活着呗。
所以我个人感觉，把武汉人的不好性格归结于环境、气候不太恰当，至少不是主因。
是什么原因让武汉人产生“抖狠”的个性，我感觉最主要原因来自社会。
一批外地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熟人社会”消失，如何生存下去？又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秩序荡然无存。中国人本来内心就缺乏宗教精神，缺乏“敬畏心”，只对伦理半信半疑。在“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