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羊图》是赝品，仲信不是顾信
2020-10-18 21:22阅读：
《二羊图》是赝品，仲信不是顾信
美国弗瑞尔美术馆收藏了一件赵孟頫款《二羊图》（图1），一直被视为真迹。其绘画主题先后有多种解读，尚存争议。
画面主体三分，一羊昂首居中，一羊俯首居侧，有赵孟頫款“自跋”居左：“
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子昂”，画跋呼应，形成典型的黄金分割比例，一气呵成。
图1 赵孟頫款 二羊图 弗瑞尔美术馆藏
吴斌根据康熙《钱塘县志》中元朝县丞有名顾仲信者，将跋中“仲信”释为顾信，并补齐顾信自撰的圹志：“
幼读儒书，长学吏事，历钱塘县丞，任杭州金玉局使，任满升杭州军器同提举，考满未代。”并根据顾信建淮云院等礼佛行为，认为《二羊图》是一件佛教意味的绘画
[1]。
关于宋元人命名命字习惯，单名单字之前往往额外加上“伯仲叔季”排行，例如牟应龙，赵孟頫称作“牟成甫”，“甫”字为额外的尊称可省，因此牟应龙即“牟成”，姓“牟”字“成”，墓碑里又写作“
应龙，字伯成”
[2]，这里的“伯”字就是额外加上的，可有可无。也有图省事，命字时将名前直接加一个排行即为字的，如刘宣字伯宣，顾瑛字仲
瑛。
以此类推，顾信，又可能被称作顾仲信，作为一种可能性，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钱塘县丞顾仲信，与顾德之子或可称“顾仲信”的顾信，则基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二羊图》本身亦非赵孟頫真迹。
一．《二羊图》是赝品
单从绘画的艺术水准看，《二羊图》笔法纯熟，造型准确生动，无疑是非常优秀的元代绘画佳作，但放在赵孟頫名下则并不妥当。
赵孟頫没有画羊题材作品可以比较，唯一的联系是同纸后段赵孟頫款的“自题”和印章。而题款书法孱弱，横画入笔虚尖簇拥，由入笔到行笔反复调整，扭摆犹疑（图2）。
图2 赵孟頫款 “自题”二羊图局部 弗瑞尔美术馆藏
如中行“余”字起笔“人”字头总共两笔就有虚尖四处，“於”字起笔含混，行笔不清，起笔的调整完全淹没了行笔，整幅题款淅淅索索、小心翼翼，缺少赵孟頫落笔如风雨的大刀阔斧、干净利落（图3），亦远不如同样放笔疾书的作伪者俞和。
图3 赵孟頫款《二羊图》与赵孟頫《四事帖》真迹起笔行笔比较
（“古”“氣”“於”为《二羊图》选字，“意”为《四事帖》选字）
图4 赵孟頫款《二羊图》伪印（右）与赵孟頫《四事帖》真印（左）比较
两枚印章与真迹真印比对，也是明确无误的伪印（图4）。同样的伪款伪印还见于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款《葵花图轴》（图5、6）。
图5 赵孟頫款 《葵花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 赵孟頫款《二羊图》与赵孟頫款《葵花图轴》书法与印鉴比较
删去这段伪题，画作左边有充足的留白，并没有裁款补添的问题，若是赵孟頫画，没有理由不作自题和钤印。
款伪画伪，伪好物而已，非要把“仲信”派给顾信就毫无意义了，当然“仲信”也不可能是顾信。
二．名与字的问题
古人有名有字，“名”是正式称谓，可用于自我的谦称，尊者对贱者的直呼，可载入史志；“字”与“名”相表里，“字”一般用于尊称，按礼节，书信、书法、绘画中上款都是“字”，直呼其名则为不敬。
赵孟頫的所有为他人所作书画及信札的上款，以及绝大部分书法中提及的第三者，包括晚辈在内，均为表字，如外甥张采，字景亮，赵孟頫就一直写作“景亮”，可参考《草书千字文》《不望风采帖》《荣上帖》等。
顾信，字善夫，所以本章所列赵孟頫给顾信的书信和书画中，均称顾信的表字：“善夫”，具有一贯性。
《二羊图》若为赵孟頫真迹，则“仲信”应为某个人的字，而不是名。当然一个人有可能更换表字，称作“更字”，或称“别字”。如果顾信，字善夫，别字仲信，那么这个仲信进入史志名录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史志中记载的人物通常以名为准，字只是附注，《钱塘县志》中的“顾仲信”应为名而不是字，出现在书信、书画上款中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孤立地从“名”与“字”的习惯看，钱塘县丞顾仲信即顾信的可能性很低，再从史实考证，这种可能性更低。
三．顾信生平概述
顾信生平见于其自撰的圹志：“
顾信字善夫，号□□，乐善□士。祖居□州之崇明，至元十六年（1279）己卯岁正月初九生……幼读儒书，长习吏事，历□□□□任□□□玉局使。任满，升杭州军器同提举，考满未代，思念太宜人年□八十□□□□遂解官归侍亲。”
《至正昆山郡志》中称其：“
累官金玉局使”，则来自于圹志。
另见延祐四年（1317）顾信之父顾德去世时的《已故可轩处士顾公墓志》中的署款：“
次信，前行诸路金玉人匠局使，娶钱氏。”
[3]
与一般墓志铭中虚增荣衔的劣习一样，这个言之凿凿的“金玉局使”的官职并不完全可信。
1、赵孟頫致顾信四札
《乐善堂帖》现存赵孟頫与顾信的四件信札，按装裱顺序分别是《骑从南还帖》《梼光纸帖》《北行渐远帖》《蒙惠大笔帖》（图7、8、9、10）。
图7 赵孟頫 致顾信•骑从南还帖 国家图书馆藏《乐善堂帖》
释文：“孟頫顿首记事。善夫提举相公执事。孟頫近闻骑从南还，深以为喜。即日春深尚寒，谅惟雅候安胜。孟頫自新正以来，一病几死，今方小差，然眠食尚未复常，气力惙惙。湖州杂造局沈升解纳附余钱物前去，如达，望照觑是幸。专此奉记，余唯自爱不宣。十六日，孟頫顿首记事。善夫提举相公执事。”
图8 赵孟頫 致顾信•梼光纸帖 国家图书馆藏《乐善堂帖》
释文：“孟頫记事顿首。善夫副使友爱足下。政此驰想，真空来，得所寄书并梼光纸，知感！知感！就审雅候胜常，尤用为慰。承发至素扇及纸，索及恶书，一如来意写付真空附纳，冀视之。闻颇有过此之意，果否，草草具复，时中自爱，不宣。四月五日孟頫顿首。记事顿首顾善夫副使友爱足下，孟頫就封。”
图9 赵孟頫 致顾信•北行渐远帖 国家图书馆藏《乐善堂帖》
释文：“孟頫顿首奉复善夫副使足下。初六日到吴中，寻足下不见，极用怅然。初八日人至，乃得所惠书，知中秋曾到此，以眷辑微恙而还，殊以为感。发至碑文已一一如来命补写奉纳，外蒙海布之寄，尤仞厚意，领次，感愧！感愧！今当北行，渐远，唯加爱不悉。九月八日孟頫顿首。记事奉复顾善夫副使足下，赵孟頫谨封。”
图10 赵孟頫 致顾信•蒙惠大笔帖 国家图书馆藏《乐善堂帖》
释文：“孟頫记事顿首。善夫提举友爱足下。人至，得书，蒙惠大笔，甚感！尔来神情怏怏，于书画大是无兴，以故都不曾作，方命皇恐，想不怪也。朱仲深帧子不曾画得，旦夕当奉纳也。人欲还，草草数字奉复。时中自爱，不宣。六日，孟頫顿首。记事奉复善夫提举友爱足下，孟頫就封。”
从上款官衔看，这个顺序并非书写时间顺序。其中二、三两帖上款“副使”，一、四两帖上款“提举”；从书法风格看，第一帖最晚，札中描述赵孟頫至治二年春天“一病几死”的病况（另文专考），当是从残册落单散出补在最前。
2、局使与副使
“金玉局使”与“军器同提举”均为匠职。元代金玉局，立于中统二年，至元三年改为总管府，即“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在一般文献和书信常用旧称。顾信在杭州当差，杭州金玉局又称“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
按《新元史》卷五十九《百官五》：
“世祖定江南，置浙西金玉人匠提举司。至元十七年，又置浙西道金玉人匠总管府。至元二十七年，并提举司入总管府。后罢之。至大间，复置总管府于杭州路。”
因此，顾信“任杭州金玉局使”应在“至大间”，二三帖当在前，一四帖当在后。又可考《北行渐远帖》为至大三年（1310）九月八日，记叙的是赵孟頫再赴大都路过吴中的事情，《梼光纸帖》略在其前，顾信到金玉局当差时年龄刚刚三十出头。
赵孟頫两札中均称顾信为“副使”而非“局使”，顾信曾任“副使”应是准确无误的，而顾信自称“局使”，是否有先副后正呢，需要考察元朝匠官制度。
3、数字限位
与至元十四年所定《循行选法体例》中的杂例不同，至元二十四年专门制定了江南匠户品级：
“提举司：三千户之上，提举从五，同提举正七，副提举正八；二千户之上，提举正六，同提举从七，副提举从八。局使、副：一千户之上，局使正七，副使从八；五百户之上，局使从七，副使正九”[4]
局使、同提举最高均为正七，最低均为从七，副使最高为从八。按工匠官升转例：
“正九两考从八，从八三考从七，从七三考正七。”[5]
假设一：如果从“五百户之上副使正九”，到“二千户以上同提举从七”，需要经过一个两考加一个三考，共五考，匠官按“
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
[6]，五考需要十五年。按“
至大间，复置总管府于杭州路”，即使取至大元年（1308），最早也要到至治三年（1323）顾信才能升到同提举，而至治二年赵孟頫已经去世。
假设二：如果从“副使”升到“正使”再“升同提举”的话，由于“正使”最低从七，往上升，“同提举”必须是正七，前后又需要六考十八年，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很小。
假设三：顾信这种匠职很难超擢，最大可能即顾信从“一千户以上副使从八”到“二千户以上同提举从七”，三考为九年，顾信最早延祐四年（1307）才能考满，这一推算与延祐四年顾德墓志中的“前行诸路金玉人匠局使”是部分吻合的（图11）。
图11 顾信由副使升同提举路径的三种路径假设
由此可算，从至大元年或二年（1308~1309）到延祐四年（1307），顾信任金玉局副使三考共九年，乐善堂帖第四札《蒙惠大笔帖》上款“善夫提举友爱足下”，是顾信提升为军器同提举后。
延祐四年，顾信在顾德的墓志仍署作“前行诸路金玉人匠局使”。大德九年曾明确规定匠人、阴阳人、医人三种人不得丁忧
[7]
，所以扣除奔丧假限一个月，《蒙惠大笔帖》上限仍然在延祐四年。
《蒙惠大笔帖》卷末又题“
善夫顾信摹勒上石，姑苏吴世昌镌，延祐戊午十一月也”与本帖同页，可以确认此帖下限当在延祐五年。
也就是说，顾信真正当“局使”的可能性非常小，而顾德墓志、顾信圹志里略掉“副”字，自称“局使”，这只是一般人虚荣的常情罢了。又可见赵孟頫社交中缺少虚增荣衔的人情世故，虽然年龄上顾信只是个晚辈，但书信中写作“局使”似乎并不需要增加什么实体“成本”，就能博对方一个开心，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后来两札将“同提举”称作“提举”，《骑从南还帖》甚至还称“提举相公”，也可见赵孟頫久居高位后在人情世故方面的一种“进步”。
在分辨“真实”的古人的“真实”记录的时候，要注意其“虚伪”的一面。
四．顾信当县丞的可能性很低
元朝“以吏治国”，虽然有由吏进仕的通道，但官、吏还是有很大差别，官即政府官员，吏即政府雇员，吏进屏障并未完全消除，如外路官吏迁转又特别规定“
管匠官止于管匠官内流转”
[8]，这就好比一品的太监名义上不能当宰相一样。虽然元代执法普遍较宽疏，但毕竟这样的条文给了管事者厚此薄彼以名正言顺的理由。
顾信“
幼读儒书，长学吏事”，从其第二、第三两份职位看，都是匠职官员，类似于近代带行政级别的国营企业官员，确是走的曲线入仕道路，但最终没有成功。
而元代只有上县设县丞，在县一级地方政府中，位次列在达鲁花赤、县尹之下第三顺位，已经是正式的政府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县长，一般还应该有“某某郎“字样的正式散官，更高级的散官则为“某某大夫”。
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定额为26690人
[9]
，按一个官员出仕生涯有效时间25年计算，每年需补充新出仕官员1068人，按元朝峰值人口9000万人计算
[10]，官民比不到0.3‰。所以一般人想要进入仕途是非常困难的。
在元朝官制下，如程钜夫奉旨荐贤，除了特别优秀的叶李、赵孟頫以外，绝大多数人如张伯淳一等御前相才的人物，初授官职也才到正八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
又如顾信之兄顾新，据《至正昆山郡志》记载其“累官至承事郎，龙兴路录事”，承事郎为正七品散官，元代在路府所在地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秩正八品。
按元制，一至五品官员勋、爵、官、职都可作为封赠条件，六、七品官员只能根据散官封赠父亲
[11]
，顾德就因为顾新“累官至承事郎”这一层正式政府官员身份而获得封赠，这样的荣耀是顾信无法比拟的。
往后，顾信第二任职位“副使”最高职品仅为从八品。
除非天赋异禀神仙中人，顾信一出仕二十多岁就当上正八品的正式政府官员的可能性不大，再天降厄运降转为从八品匠官的可能性则更低，这就有点像万能的上帝造出了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了。
结合名与字的区别，无论从顾信自叙的吏进还是职品升降的角度看，《钱塘县志》中的顾仲信即顾信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注释】
[1] 浙江大学出版社编，《元画全集》第五卷第一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2] [元]虞集，牟伯成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五
[3] 此墓志未公布，据《太仓日报》2016年11月11日马一平《顾信与顾阿瑛家世考辨》一文
[4]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九《吏部卷三·工匠局官品级》，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334
[5]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九《吏部卷三·工匠官升转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333
[6]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八《吏部卷二·循行选法体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238
[7]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十一《吏部卷五·官吏丁忧听从》，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392
[8]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八《吏部卷二·循行选法体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240
[9]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一·内外诸官员数》，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228
[10] 李莎，近三十年来元代人口研究综述，《殷都学刊》2007年03期
[11]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十一《吏部卷之五·流官封赠通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页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