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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9 09:34阅读：
南戏研究的三大历程
徐宏图
第一章
南戏研究回顾
诞生于宋代的南戏是中国戏曲之祖，理应受到重视。然而，事实正与之相反，在整个封建社会，它与小说、说唱等民间艺术一样，一直被冷落一旁，乏人问津。其间，除明嘉靖年间徐渭写了本十分难得的南戏专论《南词叙录》之外，便再无第二本了，其余皆旁及而已。直至近代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5)出，才真正揭开南戏研究的崭新一页，其中〈南戏渊源及时代〉、〈元南戏之文章〉及〈余论〉等章节，对南戏源流的探索、对戏文作品的评介、对南戏音乐形成的考查，等等，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工作。与王国维同时的尚有姚华的《菉漪室曲话》(1913)及吴梅的《顾曲麈谈》(1914)。前者除辑录古本南戏佚曲外，还对部分南戏作品如《琵琶记》、《南西厢》等予以品评(卷三、卷四)；后者除对南
戏的宫调、音韵、演技进行研讨外，还对部分文本如《王焕》及“荆刘拜杀”予以探究
(卷四〈谈曲〉)。此后，南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专著不断问世，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近百年的南戏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只是这三个阶段互相关联，前后延续，未能断然分开，确切一点的说是做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节
蒐掘史料，创立概论。
任何学术研究进展的基础与前提是材料。民国初年，王国维因所见南戏资料有限，其时连《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及《九宫正始》等基础资料均未发现，从而限制了他的视野，未能从更广阔的领域深入探察南戏，以至出现某些失误，如说「论真正的戏曲，不能不从元代始」等。这是令人惋惜的，有鉴于此，时贤与后学便着手做了大量戏文辑佚、史料发掘、出版戏曲书籍等工作。举其要者如下：
一、戏文的发现与辑佚
1、民国时期发现、辑佚的戏文
1912年前后，姚华辑得《荆钗记》、《王魁》、《南西厢》佚曲及《琵琶记》有关的资料，收入他的《菉漪室曲话》，先刊于1913年《庸言杂志》，后辑入《新曲苑》。所辑的资料虽然欠多，却开辑佚之先，功不可殁。更难能可貴的是，他的《菉漪室曲话》发表还早于《宋元戏曲史》及《顾曲麈谈》。
1920年，叶恭绰于英国伦敦某古玩店发现载有《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三种的《永乐大典》卷13991，并抄回国内；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据抄本排印发行。从此，南戏研究者终于得见真正的宋元南戏剧本，为南戏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1932年，郑振铎于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凡三卷，中卷「中世文学「的第四十章「戏文的起来」、第四十七章「戏文的进展」以及第五十二章「明初的戏曲作家们」等章节，逐一论列宋戏文《赵贞女》、《王焕》、《王魁》、《乐昌分镜》及《陈巡检梅岭失妻》5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及《琵琶记》，提示了29种元戏文残曲情况。这是对宋元戏文所作的最早叙录工作，直接启发了后来赵景深、钱南扬等人的辑佚工作。赵在《元明南戏考略》序言中坦言：「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我们才知道宋元南戏的残文还有不少保留在各种曲谱和曲选里面。由于郑振铎这书的启示，我就在1934年9月间出版了《宋元戏文本事》，辑录了一些南戏的残文。」
[1]
1934年，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共辑残文37种。该书从《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以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这四部书里辑录出《王焕》、《王魁》等50种宋元戏文残曲，并把残曲贯串起来作为本事，以介绍戏文的故事情节。正如作者在序言所说，这项工作「可省去同好者翻检80册书的劳力」。
同年，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亦于《燕京学报》专刊之九登载，因查阅的书籍比赵著详备，故所辑亦较赵著多。这是作者穷五年之功的收获。除辑佚外，作者还在卷首写有《总论》一篇，论及南戏的发源、名称、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七项，为后来的大著《戏文概论》作了前期准备。
1936年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于《燕京学报》之十三登载，补辑了上述赵、钱二书未收的72种戏文及若干佚名戏文残曲。这些佚曲均发掘自《九宫正始》。保存有大量宋元戏文佚曲及有关史料的南曲谱《正宫正始》全帙即发现于是年，并由戏曲文献流通会影印出版，陆、冯二人先睹为快，并赶紧搜罗，因而迅速扩大佚曲辑集的成果。
总之，这一时期在戏文辑佚方面的成绩最著者是赵景深、钱南扬与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他（她）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与《南戏拾遗》。
2、建国以来发现、辑佚的戏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南戏研究的深入，南戏史料的发掘与蒐集工作继续进行着。举其要者有：
1956年，钱南扬集戏文辑佚与本事考订成果之大成，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这是作者在《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南戏拾遗》等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共辑南戏167本，其中有传本者15本（案：实为14本，其中《苏秦衣锦还乡》一本已佚），全佚者33本，有辑本者119本，使戏文佚曲及有关资料得以更完备的汇辑。尽管如此，作者尚不断搜寻，至1981年《戏文概论》出版，内辑录宋元戏文增至238种，明代戏文60种。
1958年，赵景深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元明南戏考略》，除考略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12种元明戏文剧本的本事、曲文等外，其中《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秋夜月》三篇披露了大量南戏新资料。
1962年，赵景深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戏曲笔谈》，其中《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介绍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又介绍不少新发现的《涌泉记》、《陈可忠》、《三元记》、《黄金印》等戏文脚本及有关的资料。
1962年，周贻白汇辑的《戏曲演唱论著辑释》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汇集了《唱论》、《曲律》、《闲情偶寄》、《明心鉴》等四种包括元、明、清三代的戏曲论著有关演唱部分，分别逐条注释，使南戏研究领域向纵深开掘。
二、戏曲书籍的发掘与出版
这一时期除戏文佚曲及有关资料的钩沉、辑录外，还注重戏文孤本、善本、选本、论著等戏曲书籍的发现、收集和出版。例如：
1954年至1964年十年间，先后影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九集，为研究人员及广大读者提供大批珍貴的戏文孤本及重要版本。如初集所收的《永乐大典》本戏文三种、陆贻典抄校本《琵琶记》、明嘉靖刻本《荆钗记》、明富春堂本《白兔记》、汲古阁本《白免记》、世德堂本《拜月亭》、《赵氏孤儿记》、《岳飞东窗记》、《周羽教子寻亲记》、明刊《金印记》等均是。
1956年前后，由王古鲁、梅兰芳从日本内阁文库及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摄制携回的明青阳腔、徽池调选本《摘锦奇音》、《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调簧》、《大明春》及《金花女大王》(附《苏六娘》)等相继出版，为研究南戏在明代的流变提供难得的手头资料。
195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凡十集，计48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历代戏曲论著的总集，其中除南戏专论《南词叙录》外，他如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姚燮的《今乐考证》以及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等，均为南戏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1979年，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4年到1987年，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本书据明嘉靖癸丑(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本影印，收录大量南戏选本及有关资料。共6辑，所收书目如下：
第1辑收《风月锦囊》、《乐府菁华》、《玉谷新簧》、《摘锦奇音》、《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大明春》、《徽池雅调》、《尧天乐》、《明调青昆》，凡7种。
第2辑收《乐府红珊》、《吴歈萃雅》、《珊珊集》、《月露音》、《词林遗响》、《怡春锦》、《万锦娇丽》、《歌林集翠》初集、二集，凡8种。
第3辑收《旧编南九宫谱》、《增定南九宫曲谱》、《南词新谱》、《九宫正始》、《新订十二律京腔谱》，凡5种。
第4辑收《风月锦囊》、《群音类选》、《乐府南音》、《赛徵歌集》、《万壑清音》、《玄雪谱》、《南音三簌》、《醉怡情》、《乐府歌舞台》、《千家合锦》、《万家合锦》，凡11种。
第5辑收《缀白裘》、《审音鉴古录》、《彩笔情辞》、《太霞新奏》、《万花小曲》、《丝弦小曲》，凡六种。
第6辑收《北词广正谱》、《纳书楹曲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3种。
1988年，俞为民校注的《宋元四大戏文读本》，由江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2年，张宪文、胡雪冈辑校的《高则诚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0年，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南戏研究著述的撰写与出版
「论从史出」，「史出文献出」，随着南戏史料的不断发现与辑集出版，南戏研究的著述自然就跟着不断问世。亦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民国时期出版的著述
1929年钱南扬在《燕京大学学报》第7期发表《宋元南戏考》。同年，张寿林在北平《华北日报·徒然周刊》第19期发表《论南戏的起源》。这是我国近代南戏研究较早的两篇专题论文。
1935年，卢前(冀野)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明清戏曲史》。卢为吴梅的高足，与任半塘、唐圭璋、钱南扬、王季思同门。是继王国维之后较早开始研习中国戏曲史的学者之一，《明清戏曲史》作为断代戏曲史，是有意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而作的。书中有关南戏与明传奇的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在「自序」中说：「曲之在元，犹词在唐五代时也。元虽有南戏，时传奇体犹未备；惟明则南词北曲相将进展，杂剧传奇并臻绝妙，岂可以肇端于元而遽夺之乎？」此处强调明代「南词北曲」相将进展，「杂剧传奇」并臻绝妙，显然是提醒人们要注重明代南戏、传奇的研究。又如在第一章「明清剧作家之时地」中说：「传奇虽肇于南戏，至鸿篇巨轶，家喻而户晓，即以量计，有非元代所能及者。」更在第二章「传奇之结构」中说：「《琵琶》、《幽闺》，传奇之祖也。而王骥德论之曰：夫作法之始，定自毖慎。离之，盖自《琵琶》、《拜月》始。以两君之才，何所不可；而猥自贷于不寻宫数调之一语，以开千古厉阶，不无遗恨。当时四大传奇，荆、刘、拜、杀中，惟《荆钗》一记合律，可知此道之难也。」
[2]
显然，此处有传奇出自南戏而胜于南戏之意，并提醒人们要重视戏曲声律的研究。
1936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之后，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近世戏曲史》。全书凡五篇，几乎每篇均涉及南戏问题，其中尤以第一章《南戏北剧之由来》、第二篇《南戏复兴期》及第五篇《余论》用力最勤，涉及南戏的源流、兴衰、音乐及脚色行当等方面，虽然其中有的观点有悖于事实，缺乏科学论证，但作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注入如此高的热情并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是十分难能可貴和值得敬佩的。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隋树森译）第五章亦列有「戏文」专节予以论述。周贻白亦于本年度由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中国戏剧史略》及《中国剧场史》二书，前者被称作是中国戏曲第一部「全史」，其中均有宋元南戏的章节，且联系舞台演出实践进行探讨，颇具特色。
1938年12月，徐慕云于世界书局出版《中国戏剧史》，其中论及南戏的有「元之南北曲」、「元之传奇」、「南北戏之脚色」、「南北剧之消长」诸章节，论及南戏之渊源、声腔、剧目、脚色等，并得出「南戏出于南宋，温州实为之嚆矢」的结论，亦属难得。四十年代谭正璧撰写的〈宋元戏文三十三种内容考〉、〈宋元戏文名目二十九种内容考〉、〈宋元戏文与元明杂剧〉三篇论文
[3]
，亦颇有见地，较前人有所深入。
1945年，钱南扬于《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瑞安高明传》，是当代为高则诚立传的第一人。此前，虽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介绍过高明的生平，然语焉不详，尚算不得立传。
2、建国后至文革前出版的著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南戏剧目如青阳腔脚本的成批发现、地下文物如宣德写本《金钗记》等的发掘，以及大批外流国外的南戏文献的回归，南戏研究领域扩大了，著作更多了，而且力争从新的角度予以探讨。例如：
1956年6、7月间开展的《琵琶记》专题讨论，王季思、钱南扬、徐朔方、陈多等，围绕着《琵琶记》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人物形象等问题，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数十篇发言与论文，并于同年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琵琶记讨论专刊》，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琵》剧研究成果。
1957年，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戴不凡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和董每戡的《琵琶记简说》。
1958年至1979年，周贻白先后出版《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三本专著，其中有关南戏的章节，继续联系南戏排场、声腔、演唱等舞台实践论述，促进南戏研究向纵深开掘。
1962年，赵景深除发表评介新发现的青阳腔剧目及佚曲外，所写的〈谈「琵琶记」〉、〈谈「荆钗记」〉等专论
[4]
，还试图以马列主义的美学原理进行评说，见解新頴。
1965年，孟瑶出版《中国戏曲史》（台北：传奇文学出版社，1965），内有「南戏——南曲戏文」章。
3、文革后出版的著述
「文革」结束之后，南戏研究复苏，更有大批著作闻世，其中的力作，除钱南扬多部著作(详后)外，尚有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983)有关南戏的章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的戏文存目考、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高腔学术讨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刘念兹的《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福建南戏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编《南戏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982年至1992年，温州市文化局艺术研究室陆续编辑《南戏探讨集》(内部)1至7辑；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资料》(内部)1至12辑，内收大量南戏研究论文。
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黄仕忠的《〈琵琶记〉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王安祈的《明代戏曲五论》（大安出版社，1990）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辑的《南戏遗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变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彭飞、朱建明编著的《戏文叙录》(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2)、吴捷秋的《梨园戏艺术论》(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4)、胡雪冈的《温州南戏考述》(作家出版社，1998)、侯百朋编著的《琵琶记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流沙的《明代南戏声腔源流考辨》(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9)、孙崇涛的《南戏论丛》(中华书局，2001)、曾永义的《戏曲源流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温州市文化局编《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韩国］金英淑的《〈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中华书局，2003))、俞为民与刘水云《宋元南戏史》、徐宏图的《南戏遗存考》（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南宋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这，2008）等。
这个时期南戏研究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钱南扬。钱先生1924年开始留意宋元戏文，1929年发表专论〈宋元戏曲考〉，1934年出版《宋元南戏百一录》，1956年出版《宋元戏文辑佚》，一生从事南戏研究60余年。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专著除上述提及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等之外，尚有《汉上宦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等。其中《戏文概论》分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演唱六章，涉及南戏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企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明。」可谓是本时期南戏研究的全面总结。本书是作者数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早在1945年，作者即在《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浙江剧曲考〉长篇，包括以下五章：永嘉，戏文的发原地；临安，南戏北剧的中心；海盐腔、余姚腔、义乌腔；作家、作品；曲学。从南戏的起源、名称、发源地、书会、早期剧目，到它的表演、声腔、流布、作家、作品，直至徐渭的《南词叙录》及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南戏论著，亦方方面面，可谓是《戏文概论》的雏型。《戏文概论》与《宋元戏文辑佚》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三种无疑是南戏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
第二节
倡导新说，注重改本
南戏出于宋而兴于元，故人们往往以「宋元戏文」或「宋元南戏」称之；至明代衍变为传奇，延续至清代，被称作「明清传奇」，于是「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被截然分开，成了中国戏曲的两个不同阶段。这样划分虽然很干脆，却不甚切合实际，给人的错觉是：南戏的下限是元代，自明代开始就没有南戏了。正如徐朔方先生在〈晚明曲家年谱自序〉所说：「通常所称宋元南戏，实际上并不限于宋元，在整个明代并未衰歇，创作和流传都以同样的规模在继续。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它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以为它已经衰落。」
[5]
众所周知，明传奇至嘉、隆之交才真正产生，一般以梁辰鱼创作于明嘉靖末期的《浣纱记》被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搬上舞台作为明传奇形成的标志，此前至元末凡200年左右，依然是南戏的天下，其盛况未必亚于宋、元，这从《南词叙录》收「宋元旧篇」仅65种，而收「本朝」者(仅明初)达48种之多即可得知，更何况未被收入《南词叙录》的明初南戏尚有不少。只是对这一时期南戏的称呼有所变化，除「戏文」、「南戏」、「南曲」、「南词」外，尚有「南剧」、「南声」、「旧传奇」等称呼。此外，钱南扬《戏文概论》辑录明初戏文60种；刘念兹《南戏新证》辑录明南戏剧目135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辑录明初南戏存目125种；胡雪冈《温州南戏考述》辑录明初南戏剧目117种。可见，明初200年间是「宋元南戏」到「明清传奇」的过渡时期，仍然是南戏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近世学者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对明初客观存在的南戏状况开始引起注意，并提出诸如「明代南戏」、「明初南戏」、「明改本」、「明人改本」等名目，对这一阶段的南戏作了种种概括性的论述。
一、关于「明代南戏」与「明初南戏」
早在民国初年，王国维就注意到明人创作或改编南戏的事实。他先据《录鬼簿》所载施惠事迹未见施作《拜月亭》之事实，且以《录鬼簿》不言其作南戏，而存疑其作有此剧。后据《拜月亭》第五出白中有「双手劈开生死路」
[6]
一句为明太祖微行时为阉豖家所题春联之语，即断此剧非元施惠撰，当为明初人之作，为后人探讨明人改本《拜月亭》打下基础。如赵景深在《王瑞兰拜月亭》一文中就断言：「普通我们只知道《拜月亭》是元末的剧作，其作者有说是施惠的，却不甚可信。但是就现在通行的六十种曲本的内容说，它是明代南戏的改动本，和早期的《拜月亭》有出入是无疑的事。」
[7]
接着，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史》第二篇「南戏复兴期」第二节讨论《拜月亭》时，针对王国维等人或以为元施惠作，或以为出自「明人手笔」，提出折衷的意见说：「余固不能信以此曲为施惠所作之说，亦不敢遽以之断为明初人之作。徐渭之《南词叙录》以之列入『宋元旧篇』之部，苟以其他文献考之，可知徐氏所著者必非武断。则视此曲亦为元末叶无名氏所撰后经明人所删改者，似为适当。」此处，青木氏已明确提出「明人删改「戏文这一概述。第三节「其他之元末明初之南戏」，则针对王国维断《荆钗记》为明初宁献王朱权作，否定说：「王氏之说，亦为想像之说，固未曾见明题『丹邱先生撰』之旧本也。按徐渭《南词叙录》著录《王十朋荆钗记》两本：一本为宋元间无名氏之旧篇；一为明李景云撰。意者徐氏之时，古本犹存，或别有所见而录者，似此说可据。据《南词叙录》，李景云又有《崔莺莺西厢记》之作，并列之于本朝之首，明初人也。」
[8]
此处亦是说《荆钗记》除宋元「古本」外尚有「明初改本」之意。
二、关于「明改本「
吴梅《顾曲麈言》第四章《谈曲》对《杀狗记》的作者曾提出怀疑说：「《杀狗》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由之言曰：『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自负如此，更不该随意涂抹。余曾读其小令曲【满庭芳】……语语俊雅，虽东篱、小山，亦不多逊，不知所作传奇，何以丑劣乃尔。或者《杀狗》久已失传，后人伪托仲由之作，羼入歌舞场中耳？不然，不应与小令如出两人之手，且有天渊之别也。」
[9]
此处显然是怀疑存本《杀狗记》非原本，而是明人改本。孙崇涛先生在《宋元南戏简述》中也说过相似的话，他说：「从现存唯一传世的明末汲古阁定本《杀狗记》来看……，艺术上也较粗劣。此本与后来发现的西班牙皇家图书馆藏《风月(全家)锦囊》所收《杀狗记》戏文摘汇本出入很多，说明《杀狗记》的原始面目或许不是如此，否则被认为南戏『四大家』之一，就不大好理解。」
[10]
正式提出「明改本」戏文的是钱南扬。他在《戏文概论》剧本第二章〈存佚概况〉中，曾将流传的238本戏文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持着戏文原来面目的」，另一类为「经明人修改的」。前一类凡五本，即《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白兔记》、《琵琶记》；后一类凡十四种，有《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赵氏孤儿》、《东窗记》、《破窑记》、《苏秦》、《黄孝子》、《三元记》、《牧羊记》、《寻亲记》、《燕脂记》等。这里暂且不讨论钱先生这种分法是否合理，如前一类的《琵琶记》与《白兔记》恐应划归后一类等，而他对这些明改本的评价还是公允的，他说：「明改本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然多少总还保存着一些宋元戏文的成份，况且更有《九宫正始》据元天历间刻本《十三调》、《九宫》二谱，征引了不少宋元戏文的曲文，把它和改本对照着看，也可以窥测原本面目的一斑。所以也有它们一定的价值。」
[11]
我们今天研究宋元戏文所依靠的主要还是明改本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是钱先生在划分「元本」与「明改本」的界限时出现过疏漏，如他在《元本琵琶记校注》「前言」中，将清初陆贻典本《琵琶记》称为「元本」，而将其他版本均称为「明改本」就不甚妥，因为陆贻典本的标题虽为《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但在上卷末却如实标明「苏州阊门中内街路书铺依旧本命工重刊印行」，可见不仅是「重刊」，且所据是「旧本」，并非「元本」。卷末又交代说：「按元本文三桥识云：嘉靖戊申七月四日重装，而郡本亦云嘉靖戊申岁刊。」可知陆贻典本所据抄录的版本最早不过是明嘉靖年间的重刻本，当是「明改本」之一。钱先生不顾这些题识而将自己的校注本题为《元本琵琶记校注》就未免欠妥了。
三、关于「明人改本「戏文
最早提出「明人改本」戏文的是叶德均。他的《戏曲小说丛考》上卷《曲品考》，在考证宋元戏文《拜月》、《孤儿》、《教子》三种剧名与作者时，曾提出过「明人改本」戏文这个概念。他说：
《古人传奇总目》所著录之作品，其剧名、作者往往和《曲品》不同。如《曲品》「旧传奇「部的《拜月》、《孤儿》、《教子》三种，《古人传奇总目》则为《幽闺》、《八义》、《寻亲》。按这三种宋元南戏的全称应为：《蒋世隆拜月亭》、《赵氏孤儿记》、《周羽教子寻亲记》，吕氏虽用简称，但还本原名；至《总目》则用明人改本的剧名，非但与《曲品》不合，而且可证其时代较《曲品》为后。
[12]
文中明确指出，《幽闺记》、《八义记》、《寻亲记》是分别据宋元戏文《拜月亭》、《孤儿记》、《教子记》改编的「明人改本」戏文。接着，在考证《曲海目》误将一剧分为两本时，再度提到「明人改本」戏文《八义记》与《孤儿记》，并有「元南戏与明人改本的不同」云云。他说：
《曲海目》误将一剧分为两本。如《曲品》所载《孤儿》、《教子》二记，《古人传奇总目》改作《八义》、《寻亲》，实则是一剧的异名，而《曲海目》的编者不知名异实同，竟分为二剧著录，既有徐叔回《八义记》，又有无名氏《孤儿记》；前有《教子记》，后又有《寻亲记》。这两种虽有元南戏与明人改本的不同，但这在《曲海目》编纂时是不易知道的；它所以重复地收入，乃是因参合《曲品》、《古人传奇总目》二者所致。
[13]
同卷《祁氏曲品剧品补校》「能品」还进一步强调有许多宋元南戏是经过明人改编的，有的还经过多次改编。前者如《牧羊》，其按曰：「宋元南戏有《苏武牧羊记》，《南词叙录》首著录。似本原有南戏改订者……盖此记亦如其他南戏，均屡经改编、修订者。吕氏、祁氏两《曲品》均属明无名氏作，其言是也。」
[14]
后者如《精忠记》，其按曰：「《精忠记》演岳飞事。宋元南戏已有《秦太师东窗事犯》……此原本也。《叙录》‘本朝’部又别有《岳飞东窗事犯》，明用［周］礼重编，此明人改编之第一本。至《精忠记》则为明人改编之第二本……《舶载书目》又有青霞之《新编神全菂雷岳电报仇武穆阴报东窗记》上下二卷，似为明人改编之第三本。」
[15]
赵景深既称「明初南戏」，亦称明人「改本」戏文，他在《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一文中说：「明初南戏，现在有传本的不多，但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却著录了四十八种剧目……翻检《九宫正始》的结果，使我并不失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词叙录》中所著录的明初南戏，竟被我找到了如下数种，那就是：《邹知县》、《绣鞋记》和《龙泉记》。」
[16]
接着逐一录出这三种残文。此外还摘录不见他书著录的明初戏文《浙江亭》、《蝴蝶梦》、《托妻寄子》、《周子隆》、《张员外》、《磨刀谏父》、《苏僩僩》、《织锦回文》、《金华娘子》、《绨袍记》、《减灶记》、《升鸾记》、《四节记》、《紫香记》、《烈母不认尸》、《张金花》等，凡16种。另作有〈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一文，并于〈崔君瑞江天暮雪〉条按曰：「此戏《南词叙录》列于『宋元旧篇』中，《九宫正始》却以为是『明传奇』。今有残曲多支，看曲文古朴情形，至迟亦当为明初人创作或改作。改作《江雪舟记》不知是何时，改动情形若何，也无从参见；惟明末清初尚盛行《江天雪》之『走雪』当是改本的演出内容了。」
[17]
这里亦把明初人创作或改作的南戏称之为「改本」戏文。近年，孙崇涛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表《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把这一时期的戏文作品，通称为「明人改本戏文」，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精辟的论述：首先是「导论」。指出从明初到嘉、隆之交的二百年间，真实地存在着「性质既不同于宋元南戏又别于明清传奇的这一大段的中国南剧历史」，「在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之间，还有一个相当重要、无法回避的中间环节」，即「明人改本戏文」阶段。其次是「正名」。文章在列举以「明初南戏」、「明代戏文」、「明传奇」涵称明初二百年间的南戏都不甚严密、容易混淆及操作麻烦等种种缺陷之后，指出只要采用「明人改本戏文」一名，就可以防止这些弊端，使之更加切合实际，因为冠以「明人」，可「限定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统称「改本」，可「区别宋元之正宗戏文与性质更多属于独制的明传奇，勿使三者相混相窜」；仍称「戏文」，可「以明性质属类和服从约定俗成的称呼」。第三是「类别」。指出仅就作品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前代戏文旧本改编，二为明人新制之剧。前类指「宋元旧篇」经明人重制而供演、窜改而付印者，从存本看，这类作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后类，称「凡今所见所谓『宋元戏文』，严格衡量，十之八九，属『明人改本戏文』」。后类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明人按当时的南戏体制纳以新题材之作，如《还带记》、《西瓜记》等；二是采用宋元旧篇题材的新编戏文，如李景云重编的《西厢记》及周礼重编的《岳飞东窗事犯》等。同时指出，区分「明人改本戏文」种类的基础是版本鉴别。第四是「存目」。据孙先生统计，明人新制的「改本戏文」不下百种，再加上宋元戏文旧经明人改编的传本、选折、选段、佚文及存目等，合计总量，现知的「明人改本戏文」的作品数量，当不少于现知的宋元戏文名目，即200种左右。最后，还指出了「明人改本戏文」这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18]
总之，围绕「明人改本戏文」这个论题，发表诸多独到的见解，多方面地纠正了人们对南戏发展史的旧有观念和错误定见，填补了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之间二百年的南戏历史研究的空白，扩大了南戏研究的范畴与内容，这无疑是本阶段南戏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
第三节
田野调查，寻找遗存
随着南戏研究的逐步深入，为索取新的实证，学术界迫切要求有新的南戏史料的发现，包括文献与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资料，后者更加缺乏，包括地方戏剧、民间唱本等，因散落各地，需要更多的有心人通过田野调查，四处寻找，才能获得。钱南扬在《宋元戏文辑佚》「前言」中就说：「现在做这种辑佚工作，有《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南戏拾遗》等做参考，比过去自然要方便。然而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充分……这不过就知道的说，当然还有许多不知道的材料，有待于发现。又如有许多戏文本事，现在还是空白，我们相信在地方戏剧中，民间唱本中，一定有不少同题材的唱本、戏剧存在着。一个人的见闻有限，这些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从事发掘才行。」
[19]
赵景深在刘念兹先生写作《南戏新证》之前曾向他提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是「在历史文献和前人著作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实际调查研究，为南戏史探索新的实证。我鼓励他到浙、闽、赣、粤等省作实际考察」，在《南戏新证》完稿之后，他又进行评论说：「南戏是戏剧，是舞台艺术，决不会脱离历史遗留下来的舞台艺术形态，如果单从文献去探索南戏面貌，显然有不足之处。念兹先生能从文献堆中走出来，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南戏，是可貴的。」
[20]
金宁芬在《南戏研究变迁》中也说：「今天，南戏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微观研究仍然十分重要和迫切。因为，现在蒐集到的南戏资料还只是宋元时丰富多彩的南戏演出活动的『一斑』，虽可由此窥其『全豹』，却只能影影绰绰而不能准确、真切地见其活生生的『全豹』。南戏的史料和作品尚有待于更多的发掘、整理和考释，已有的史料和作品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辨析和品评……总之，还有大量的资料工作的『微观』研究须要大批不务空谈的有志之士切切实实地去做。」
[21]
他们的话代表了老一辈学者的切身体会，对后学很有启发，有不少学者从此走出书斋，奔向民间，开始田野调查，到处访寻南戏的遗存资料，终于取得可喜的成绩。例如：
一、福建南戏调查
刘念兹先生自1959年初开始，即接受张庚先生的布置，按照赵景深等先生的意见，先后两次到温州等地，三次到江西，两次到粤东潮州一带，五次到福建作实地考察。着重考察了南戏在梨园戏及莆仙戏等剧种中的遗存情况，发掘了一大批福建遗存和独有的南戏剧目以及有关南戏遗存于福建的曲牌、音乐、排场、行当等资料，经过整理，写成《福建古典戏曲调查报告》，后又在这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修订增补，终于撰成《南戏新证》一书。其中最有价值的有以下几章：第六章「福建遗存宋元南戏剧目」，作者查看了1375种莆仙戏剧本，通过核对，其中属于南戏剧目的有《王魁》、《郭华》、《张协状元》、《朱文》、《刘文龙》、《王祥》、《朱买臣》、《杀狗》、《孟姜女》、《蔡伯喈》等81种，并与其他剧种遗存的南戏剧目互为比勘，列表介绍；又据清康熙年间抄本《泉南指谱重编》查得遗存于梨园戏的南戏剧目有《司马相如》、《吕蒙正》、《陈三五娘》等25个；据清光绪戊申(1908)刊印的《新款上大人歌》查得遗存在梨园戏中的南戏剧目《高文举》、《刘智远》、《王十朋》等25种；另从上路十八棚头、下南十八棚头及下南外棚头，查得宋元南戏剧目《赵贞女》、《苏英》、《姜诗》、《董永》、《商辂》等19种。第七章「福建遗存元明南戏剧目」，凡9种，其中遗存于莆仙戏的有《孟姜女送寒衣》1种；遗存于梨园戏的有《李亚仙》、《崔莺莺西厢记》、《苏秦》、《马践杨妃》、《吕蒙正》、《高文举》、《刘大本》、《娇红记》8种。第八章「福建南戏特有剧目」，均遗存于梨园戏中，计有《荔枝记》、《荔镜记》、《朱弁》、《刘永》、《姜孟道》、《梁灏》、《刘晨与阮肇》等20种。以上合计187种。正因为有如此多遗存南戏剧目的发现与披露，才使学术界大为惊喜，大开眼界，使福建成为全国保存南戏剧目最丰富的省份。此外，第十章「南戏的曲牌及其遗存情况」、第十一章「南戏的音乐特征」、第十二章「南戏的演出排场及其它」，还记录了南戏遗存于莆仙戏及梨园戏中的曲牌音乐、乐曲结构、演出排场、服饰道具、脚色行当等，亦颇有价值。此书出版之后，曾以丰富的资料博得众人的好评，也因书中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如南戏产生的「多点论」，即所谓「南戏是在闽浙两省沿海一带同时出现，而互相影响，产生的地点具体来说是在温州、杭州以及莆田、仙游、泉州等地」的观点，对此持异议者，即不乏其人。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变迁》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今莆仙戏、梨园戏中遗存的大量南戏的剧目和剧本，可以用以证明福建在宋元时南戏盛行，也可据以了解和研究宋元南戏的剧目，却不能推出福建也是南戏产生地的结论。」并认为「《南戏新证》阐述这一新的观点，不仅论据欠有力，且书中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从而「使本来就缺乏有力根据的观点，更加难以令人信服」。
[22]
孙崇涛先生的〈中国南戏研究再检讨〉在充分肯《新证》成就与贡献之后也指出：「《新证》存在上述评论中提及的问题，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在于本书作为阐述南戏起源和产生『多点说』主旨的一些主要立论依据，如朱熹『装弄傀儡』的『谕俗文』，陈淳上傅寺丞书中述及的闽南『乞冬』演出，刘克庄诗所写的莆田社日百戏伎艺等材料，都无法用以证实南戏起源和产生于宋代福建的根据。即使退一步来说，这些材料就算是它是『铁证』的话，而结合有关南戏起源时间的各种记载判断，也只能将它用以证明福建在南宋中后期曾经流传、盛行过南戏，而无法用以证实南戏『起源』、『产生』于福建。」
[23]
尽管《新证》有些新的意见缺乏有力的证据，难以被人接受，但它所提供的资料与开辟的新途径对深入挖掘南戏遗产与进一步开展南戏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诚如赵景深先生在书序中所说：「这是一部在南戏研究中另辟一新径的著作。」刘先生还去广东潮州考察出土的戏曲文物，应文物出版社之约，分别对潮州出土的明嘉靖写本《琵琶记》、明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作了校录和校订，分别发表于《戏曲研究》1980年第3期、广东《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后均收入《新证》附录。
马建华继刘念兹之后，在深入调查莆仙戏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撰写了《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他查阅了前辈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收集的八千多册抄本及数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把细读文本、文物、文献与调查访问、观摩演出相结合，互相印证，去寻找南戏的「蜘蛛马迹」，做得非常细致。例如，莆仙戏有士(四)久偷喝酒被罚跪和被人(银)心取笑的「士久弄」的场面。查阅了许多明代有关《梁祝》的戏曲选本及民间故事传说，均无此情节，后来在《群音类选》「诸腔类「所选的《山伯访祝》发现有「丑背饮酒」的科介提示，才相信「士久弄」的场面在明末当尚存在，并非莆仙戏独创。此外还从吹腔《山伯访友总本》等寻找其他证据来印证这一点，颇有说服力。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同仁们，从1985年底开始对泉州戏曲遗产进行第二次抢救，经过十几年的征集、整理和编纂，先后征得南戏《荔镜记》的历代校理本以及大批珍貴资料，于1999年9月至2000的3月出版了《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全书凡十五卷，九千页码，六百万字，包括梨园戏三个流派七十多个传统剧目、傀儡戏四十二部、目连戏全簿三部，并涵盖与这些剧目相关的弦管曲词七百多首，同时还有梨园戏的传统舞台科笵图解、传统曲牌和名曲选段。其中收有大量的南戏史料，如编入从明嘉靖的《荔镜记》、清顺治《荔枝记》、光绪《荔枝记》，至上世纪50年代的口述本《陈三五娘》，展示了该剧四五百年间一脉相承的衍变轨迹。其他宋元及明初南戏的遗存剧目则有《朱文》、《王魁》、《王十朋》、《刘智远》、《蒋世隆》、《孙荣》、《蔡伯喈》、《吕蒙正》、《郭华》、《董永》、《高文举》、《雪梅教子》、《苏秦》、《朱买臣》、《孟姜女》、《刘文龙》、《商辂》、《刘大本》、《朱弁》等，为南戏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二、安徽青阳腔调查
王兆乾于1953与1956年，先后两次赴青阳腔的发源地安徽貴池调查南戏青阳腔的音乐与剧本，发现传自南戏的傩戏清代手抄本《孟姜女寻夫记》、《刘文龙赶考》、《和番记》、《陈州粜米记》、《薛仁貴征东》等，均收入由他编校的《安徽省貴池傩戏剧本选》。此后他又多次与其他学者赴貴池、岳西、潜山等地田野调查，发现更多青阳腔手抄本。并于1991年与班友书担任总编校，编辑出版《青阳腔剧目汇编》上、下两册，所收南戏遗存剧目计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金印记》、《苏秦》、《破窑记》、《三元记》、《寻亲记》、《古城会》、《三国记》、《芦花记》、《跃鲤记》、《胭脂记》、《投笔记》、《桑园记》、《香囊记》、《妆盒记》、《织锦记》、《卖水记》、《升仙记》、《鲤鱼记》、《十义记》、《劝善记》等三十余种。编者通过《前言》对发现与汇编这些剧目的价值作如下的评价：「本《汇编》所收剧目，尽管皆为零折散出，但多为元明南戏及明清传奇流传在民间的精粹，其中大多数均见于明代青阳腔诸刻本中。这些剧目在民间长期流传，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筛选和磨洗，在不断的民间化、地方化过程中里，自不免有所增损，甚至还有民间艺人的增改之作。因此，它们除了保存部分南戏的原始风貌外，在『滚调』和科白方面，都有了极其显著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滚调』，它标志着青阳腔在歌唱上已经进入酣畅淋漓的『畅滚』阶段。」还对为完成这项工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作如下的介绍：「在我省岳西县和潜山县，1954年起，也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青阳腔抄本，皆为零折单出，不下二百多个。我省研究者也分别写有文章介绍。这本《青阳腔剧目汇编》，大多是根据文革时我们冒险珍藏下来的岳西抄本，和在省徽剧团资料室暨岳西继续发现的少数零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肯定，青阳腔的存在及其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了。」可见，这些抄本是多么来之不易!其中还特别介绍王兆乾发现的《苏秦》下卷：「这是王兆乾同志在貴池刘街乡港品口村发现的唯一的青阳腔古本。多年来我们在搜集青阳腔剧目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青阳腔老家——青阳和池州发现过青阳腔抄本，那怕是片纸只字，也是千金难买的。现在居然得到了整本的下卷，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宝貴呵!」
[24]
本书确实是南戏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1957年，刁均宁等于皖南山区搜集到清同治八年（1869）邵画堂转抄、王右生收藏的青阳腔脚本《水云亭》（又名《还魂记》）、《白兔记》、《班超脱靴》三种，于1999年结集为《青阳腔戏文三种》由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是研究青阳腔的重要史料。
三、山西青阳腔调查
畅明生早在1953年就留意南戏青阳腔在山西的流传情况，并展开实地调查。是年冬，他听说晋南运城地区万荣县的范村，流传着一种古老剧种当地称为「清戏」，就立即前往调查，可惜该村的剧本已于抗日战争时期被焚毁。后来又了解到与范村结为清戏戏亲的百帝、北解两村也有清戏活动，便顺蔓摸瓜，终于在1954年夏于百帝村孙凤科家发现其珍藏的《三元计》、《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等四个道光、同治年间的麻纸手抄本青阳腔剧目(原本现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先是把这些剧本交给当时在《剧本月刊》社工作的墨遗萍，后又转交给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并附上一封信，介绍发现的经过及其在当地的演出情况。经赵先生确认，这四个剧目均为青阳腔剧目，其中《三元计》即《三元记》，演商辂和秦雪梅事；《黄金印》即《金印记》，演苏秦六国封相事；《涌泉记》即《跃鲤记》，演姜诗得鲤事；《陈可忠》即郑汝耿所改编的《剔目记》。赵先生还为此写了篇《明代青阳腔在山西的新发现》一文，先刊登于复旦大学学报，后收入《戏曲笔谈》。畅先生不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这些青阳腔剧本，还作进一步考查，查清了青阳腔在山西的来龙云脉，得出如下的结论：「经我们考查，它是明代在安徽发展形成的青阳腔或徽池雅调，尔后传入湖北形成的清戏的一支，属高腔系统声腔。但它于明万历传入晋南后，又同晋南当地戏曲曲调溶汇一体，发展成为晋南地方化了的一个戏曲剧种。」
[25]
他的结论被许多人所接受。赵景深评价这次的发现「是中国戏曲史上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也应该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新发现，使我们对于青阳腔有了更多的认识。」
[26]
四、江西湖口、都昌青阳腔调查
继山西发现青阳腔剧本之后，江西省湖口、都昌两县文化馆戏曲工作者借「戏改」之风，亦对流传本地的青阳腔剧目进行大普查。这里地处江西鄱阳湖的东北面，与安徽西南各县比邻，向来是个戏窝子，盛行高腔即青阳腔。湖口于抗战前夕尚有职业戏班，都昌也有半职业戏班，最后一个名班叫「秀兰班」。艺人足迹远及安徽东流、至德、望江、宿松、太湖、怀宁、貴池等县。据说，当地不读书的人家多半要让子弟学几年曲文，以替代读书，于是手抄脚本家藏户有。艺人家传的剧本抄本叫做「种子」，一般不轻易外传。1956年9月，江西省文化局召开剧目工作会议期间，两县文化部门将搜集到的抄本送交大会，后又续有增集，包括整本、单出，合计66种。其中属于南戏遗存的有《琵琶记》、《荆钗记》、《幽闺记》、《红袍记》(《白兔记》)、《黄金印》、《白袍记》、《三元记》、《十义记》、《白鹦哥》、《寻亲记》、《彩楼记》、《仙姬记》(《织锦记》)、《瓦盆记》、《蝴蝶梦》、《投笔记》、《脂胭记》、《升仙记》、《卖水记》、《桑园记》、《桃园记》、《草庐记》、《连环记》、《古城记》、《跃鲤记》等30多种。这些剧目大都见于《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歌林拾萃》、《万壑清音》、《缠头百练》、《万曲长春》等明代戏曲选本。流沙、北萱等〈从江西都昌、湖口高腔看明代的青阳腔〉介绍了这次发现的经过，并作如下评价：「这些剧目的发现不能不是研究青阳腔戏曲史的一件大事，说它和明代青阳腔戏曲刊本的发现同其重要，我们想，恐怕也不算太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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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婺剧高腔调查
叶开沅从1957年开始认定婺剧高腔与南戏有联系，于是即深入实地调查，寻找南戏在该剧种中的遗存。他先在北京，后调至兰州，离他的故乡婺剧的发源地金华衢州数千里，却一次又一次地回乡考察。跑剧团，找艺人，抄资料，寻口碑，不厌其烦，百折不挠，最后终于与他的合作者张世尧共同完成30万字的《婺剧高腔考》一书。先在日本龙溪书舍以手抄形式影印本出版，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十章，其中除第一章「研究南戏的新途径」，就南戏研究的笵围、方法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之外，第五章至第九章，还具体考证了南戏《白兔记》、《祝英台》、《珍珠记》、《芦花记》、《董永遇仙记》在婺剧高腔中的遗存情况。正如金宁芬先生所说：此书「说的是婺剧，实关系到南戏对后世戏剧的影响。作者认为过去南戏研究有两点不足：由文献到文献；忽略南戏发展的主流——‘民间’这条线索。作者从调查民间戏剧——婺剧高腔入手，阐明婺剧高腔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并追溯其与古南戏的联系，有意为南戏研究开拓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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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泉州梨园戏调查
吴捷秋积四十余年从事梨园戏编导、研究工作的经验与心得，在全面调查梨园戏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撰成30余万字的《梨园戏艺术史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亦如《婺剧高腔考》一样，说的是梨园戏，实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梨园戏在源流、剧目、声腔、表演等方面是如何传承宋元及明初南戏的。其中尤以剧目篇为最丰富，通过相当详尽的考证，确定现存的梨园戏剧本《苏秦》、《吕蒙正》、《赵贞女》、《王魁》、《刘文龙》、《朱文走鬼》、《王十朋》、《朱买臣》、《孙荣》、《郭华》、《蒋世隆》、《刘知远》、《董永》、《高文举》、《苏英》、《陈三五娘》等均属南戏在该剧种中的遗存。其考证大都采用比较的方法，即把梨园戏剧目与古南戏剧本进行比较，如第五章论《郭华》，即把梨园戏「七子班」蔡尤本口述记录本与明文林阁本及《九宫正始》所收《留鞋记》进行比勘，从而得出结论：梨园本早于文林阁本，而与「宋元旧篇」一脉相承。并进一步指出：从梨园本《朱文走鬼》所引用《郭华》「姻缘未遂」和「暗想薄情无缘君」二曲看，则是先有《郭华》而后有《朱文走鬼》，《朱文走鬼》既为宋元南戏，《郭华》的产生年代即可有个明确的旁证了。更为难得的是，还将古南戏如今尚在舞台的演出情况介绍给读者。如《郭华》一剧，1954年由林任生整理改名《买胭脂》，次年排演。1959年，香港华文电影制片厂改编为《胭脂记》。次年，又经林任生、尤世赞、吴捷秋重新整理，于1962年春夏间在深圳为港、澳同胞演出，并巡演于广东、湖南、江西三省，颇受欢迎，成为梨园戏的保留剧目。《郭华》所显示的艺术生命力，应当成为当今南戏研究的新课题。
七、南戏遗存调查
笔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责编」以来，即注意南戏遗存的调查、发现与收集。曾利用工作会议、学术研讨会及旅游之便，先省内后省外，先后访寻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江西、福建及北京等十多个省市，发现了一大批保存在地方戏中的南戏遗存剧目及相关资料。其中，福建遗存的资料，大多已见诸《南戏新证》及《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此不赘述。其余举其要者介绍如下：
浙江：这是除福建外遗存南戏剧目最多的省份，上述二书所举的福建遗存南戏剧目中，大多亦同时存在于浙江各地方剧种特别是高腔剧种中。例如：属于新昌调腔的有：《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三元记》、《彩楼记》、《黄金印》、《妆盒记》(《金凡记》)、《雪拥蓝关》(《升仙记》)、《连环记》、《葵花记》、《芦花记》、《五伦全备》、《救母记》、《孟姜女》；属于婺剧西安高腔的有：《槐荫树》、《合珠记》、《三元坊》、《太平春》、《白蛇记》、《葵花记》、《芦花絮》、《乌盆记》等；属于婺剧西吴高腔的有《鱼篮会》(《鲤鱼记》)、《白兔记》、《古城会》、《平征东》(《白袍记》)、《白鹦哥》、《芦花絮》、《乌盆记》、《花园亭》(《卖水记》)等；属于婺剧侯阳高腔的有：《平征东》、《后花园》(《卖水记》)、《白兔记》、《芦花絮》、《白鹦哥》、《葵花井》、《双贞节》、《梁山伯》、《琵琶记》、《蝴蝶梦》、《太平春》、《判乌盆》等；属于松阳高腔的有：《白兔记》、《卖水记》、《葵花记》、《鲤鱼记》、《芦花记》、《合珠记》、《白蛇记》、《黄金印》、《十义记》、《琵琶记》、《白鹦哥》、《采桑记》、《三元记》、《判乌盆》、《太平春》、《脱靴记》(《投笔记》)等；属于永康醒感戏的有：《长城记》、《目连救母》、《精忠殇》等；属于温州高腔的有：《古城记》、《白鹦哥》、《黄金印》、《三元坊》、《花亭会》(《合珍珠》)、《草庐记》、《卖水记》、《白兔记》、《千金记》等；属于温州昆剧的有：《荆钗记》、《白兔记》、《屠狗记》、《琵琶记》、《金印记》、《寻亲记》、《千金记》、《牧羊记》、《孟姜女》、《古城记》、《彩楼记》、《连环记》、《蝴蝶梦》等。此外尚有「乱弹班」《天降雪》、「和调班」《洗马桥》、「昆腔班」《对金牌》等，分别与宋元戏文《崔君瑞江天暮雪》、《刘文龙》、《祖杰》故事题材相同的剧目。即使被称作「福建南戏特有剧目」，亦有见于浙江者，如《荔枝记》(《荔镜记》)即见诸浙江婺剧，改名《千帕记》，演卢娇容亲绣巾帕千条，在天齐庙散发，替母还愿。适梅子衡游庙，帕已发完，卢即将自用巾帕送梅，梅即兴赋诗，两相倾慕。归后，梅遣媒求婚，遭卢母拒绝，万分思念。磨镜匠皮登荣怜其情笃，将梅扮成学徒，带进卢府磨镜。梅有意把镜打破，借口无钱赔镜，愿卖身在卢府为书僮。后得丫环春兰帮助，双双私奔。梅中状元，卢母相认，团圆。情节基本相同，剧本现存浙江婺剧团。
此外，浙江尚保存一些为福建所无的剧目，如《白蛇记》、《十义记》、《陈琳救主》、《雪拥兰关》、《平征东》、《凤仪亭》(《连环记》)等。其中《白蛇记》，又名《刘汉卿白蛇记》，明初戏文，松阳高腔现存两种手抄本：一种仅存「汉卿见娘」、「书房托咐」、「投江别子」、「拿夫造城」4折；另一种有请寿、见母、讨账、买蛇、归家、落店、放告、归家、托付、投山、见叔等11折，均藏松阳县文化局档案室。《十义记》，又名《韩朋十义记》，明初戏文，松阳高腔有两种手抄本：一为清乾隆九年(1744)手抄本，属总纲，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据记载，松阳高腔新聚堂班于乾隆壬子(1792)曾演出过此剧，现尚能演其中「阳桥分别」等折；另有一种，抄写年代不详，有请寿、牙婆、出逃、出关、追赶、落店、赏军、别东、黄门官、父子会、放告、团圆等11出，现藏松阳县档案室。《妆盒记》，又名《金凡记》，明初戏文，新昌调腔现存「抱盒」、「搜盒」2折，原藏新昌新艺高腔剧团，后收入《浙江省传统剧目汇编》第22集。《雪拥蓝关》，又名《升仙记》，明人据宋元戏文改编，演韩湘子度韩愈升仙事，为调腔传统剧目，原存新昌调腔剧团，后收入《浙江省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第2集。《平征东》，又名《白袍记》，演薛仁貴征东事，明初戏文，婺剧高腔现存两种手抄本：一为西吴高腔传统剧目，有老艺人江和义的记录本，凡19出，收入《浙江省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第17集；二为侯阳高腔传统剧目，属单片，现藏胡梦兰抄本。
安徽：青阳腔发源地、余姚腔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的南戏剧目有《槐荫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金印记》、《妆盒记》、《破窑记》、《三元记》、《桑园记》、《跃鲤记》、《鹦鹉记》、《寻亲记》、《十义记》、《昇仙记》、《劝善记》、《白袍记》、《古城记》、《苏秦》、《芦花记》、《胭脂记》、《投笔记》、《香囊记》、《卖水记》、《鹦哥记》、《鲤鱼记》、《连环记》、《水云亭》等(以上为青阳腔、岳西高腔，见《青阳遗响岳西高腔滚调选注》、《青阳腔剧目汇编》)；《白兔记》、《琵琶记》、《南陵目连戏》(以上为青阳腔、南陵高腔)；《劝善记》、《精忠记》(以上为徽州目连高腔)。
江西：弋阳腔发源地、海盐腔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里的南戏剧目有《金印记》、《破窑记》、《白兔记》、《卖水记》、《三元记》、《十义记》、《鹦鹉记》、《桑园记》、《拜月记》、《荆钗记》、《寻亲记》、《琵琶记》、《升仙记》、《投笔记》、《西厢记》(以上为都昌高腔)；《长城记》、《白蛇记》、《珍珠记》、《卖水记》、《三元记》、《十义记》、《鹦鹉记》、《四节记》、《瓦盆记》(以上为赣剧弋阳腔)。
湖南：弋阳腔的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里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苏武牧羊》、《蝴蝶梦》、《草庐记》、《单刀会》、《古城会》、《文公走雪》、《断乌盆》、《连环记》、《金印记》、《破窑记》、《白兔记》、《白袍记》、《卖水记》、《韩朋认义》、《一品忠》(《鹦鹉记》)、《碧波潭》(《鲤鱼记》)、《拜月记》、《升仙记》、《投笔记》、《水牢记》(《剔目记》)、《妆盒记》、《彩楼记》、《目连戏》(以上为湘剧高腔)；《王祥卧冰》、《金印记》、《破窑记》、《白兔记》、《长城记》、《葵花井》、《三孝堂》(《跃鲤记》)、《一品忠》、《三元记》、《十义记》、《卖胭脂》、《拜月记》、《荆钗记》、《苦教子》(《寻亲记》)、《琵琶记》、《投笔记》、《连环记》、《拾金丸》(《妆盒记》)、《九里山》(《千金记》)、《剔目记》、《槐荫会》、(以上为辰河高腔)；《金印记》、《白兔记》、《古城记》、《拜月记》、《琵琶记》、《剔目记》、《目连戏》、《连环记》、《古城记》、《槐荫会》、《投笔记》、《白袍记》(以上为祁剧高腔)；《拜月记》、《目连戏》、《三孝堂》(《跃鲤记》)、《金印记》、《投笔记》、《古城会》、《草庐记》、《织锦记》(以上为常德高腔)。
湖北：弋阳腔、青阳腔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中的南戏剧目有《黄金印》、《葵花井》、《卖水记》、《蝴蝶梦》、《十义记》、《捧盒》(《金凡记》)、《目连记》、《破窑记》、《白兔记》、《跃鲤记》、《三元记》、《鹦鹉记》、《拜月记》、《荆钗记》、《升仙记》、《投笔记》、《访白袍》、《鹦哥记》(以上为麻城高腔)；《哭城》(《长城记》)、《白蛇记》、《鹦鹉记》、《拜月记》、《荆钗记》、《琵琶记》、(以上为襄阳青戏)。
四川：弋阳腔的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中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金印记》、《班超》(《投笔记》)、《千金记》、《白袍记》、《白鹦鹉》、《中三元》、《彩楼记》、《红袍记》(《白兔记》)、《哭长城》、《葵花井》、《放白蛇》(《白蛇记》)、《三孝堂》(《跃鲤记》)、《柳荫记》、《幽闺记》、《渡蓝关》(《升仙记》)、《拾金丸》(《妆盒记》)、《苏武和番国》(《牧羊记》)、《木荆钗》、《绨袍记》(以上为四川高腔)
广东：弋阳腔的流行地。保存在这一系统中的南戏剧目有《金印记》、《破窑记》、《白兔记》、《孟姜女》、《葵花记》、《十义记》、《鹦鹉记》、《包公审鲤鱼精》(《鲤鱼记》)、《荆钗记》、《琵琶记》、《升仙记》(以上为正字戏)；《刘希必金钗记》、《蔡伯喈》、《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全》、《珍珠记》、《访友记》(《祝英台》)、《卖水记》、《破窑记》、《槐荫记》、《白兔记》、《长城记》、《芦林会》(《跃鲤记》)、《杀狗记》(以上为潮剧弋阳腔)；《高文举》(《珍珠记》)、《秦雪梅》(《三元记》)(以上为白字戏弋阳腔)。
山东：弦索官腔流行地。保存这一系统的南戏剧目有《单刀会》、《葵花潭》(《葵花记》)、《抱妆盒》、《破窑记》、《琵琶记》、《白袍记》(以上为柳子戏高腔)。此外尚有山东南官(高腔)戏、山东官腔(高腔)，剧目有《古城会》等。
山西：弋阳腔、青阳腔流行地。保存这一系统的南戏剧目有《黄金印》、《陈可忠》(《剔目记》)、《涌泉》(跃鲤记)、《三元记》、《荆钗记》(以上为万泉青戏)。
此外，还有大量藏在国外的南戏史料被发现与回归，如现藏西班牙皇家图书馆的明嘉靖32年（1553）进贤堂「重刊「的《风月（全家）锦囊》，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戏曲摘汇选刻本，上世纪50年代披露于世，80年代回传国内，有学者开始著文评介，用力最勤的是孙崇涛，不仅著《风月锦囊考释》予以详考，且与黄仕忠合作《风月锦囊笺校》，成了南戏研究必备参考书之一。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辑编《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所收明万历的闽南戏曲、杂曲选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和南管曲选《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新刻弦管时尚摘要集三卷》，对于考察闽南南戏和南音的历史及判断闽南南戏的遗迹，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前苏联李福清从奥地利等国发现的《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精选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三种戏曲选集（李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汇辑影印出版，定名《海外孤本晚明戏剧三种》），是研究「滚调「及考察南戏源流的珍貴史料。
总之，近一百年来，南戏研究大致经历了发掘史料、注重改本、寻找遗存三个阶段，做了以上三件大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拙著即是在这一基础上所作的尝试。
[1]
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页1－2。
[2]
卢前：《明清戏曲史》，《卢前曲学四种》(中华书局，2006)第5、6、22页。
[3]
这三篇论文，均收入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第231～279页。
[4]
这两篇论文，均收入赵景深：《戏曲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第135～167页。
[5]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自序〉，《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二卷，第2页。
[6]王国维：《曲录》卷四、《宋元戏曲考》第十四章(“暖红室”本《拜月亭》之跋)
[7]
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第33页。
[8]以上引文均见［日］青木正儿著、王古庐(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第108页。
[9]吴梅：《顾曲麈言》（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第98～99页。
[10]孙崇涛：《南戏论丛》（中华书局，2000）第89页。
[11]
钱南扬：《南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95页。
[12]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第173页。
[13]《戏曲小说丛考》第177页。
[14]《戏曲小说丛考》第203页。
[15]《戏曲小说丛考》第207页。
[16]《元明南戏考略》第114页。
[17]《元明南戏考略》第110页。
[18]
孙崇涛：〈明人改本戏文通论〉，见1998年《文学遗产》第五期。
[19]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9页。
[20]赵景深：〈南戏新证·序〉，见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第1～6页。
[21]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第285页。
[22]《南戏研究变迁》第15～16页。
[23]《南戏论丛》第50页。
[24]以上引文见班友书、王兆乾编校：《青阳腔剧目汇编》(内部发行)，第3页。
[25]畅明生：〈山西南部“清戏”的发现〉，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高腔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第318页。
[26]《戏曲笔谈》第87页。
[27]流沙、北萱：〈从江西都昌、湖口高腔看明代的青阳腔〉，载江西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编印《弋阳腔资料汇编》(内部)第一辑，第37～43页。
[28]《南戏研究变迁》第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