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转载]唐代金银器欣赏
[转载]唐代金银器欣赏
[转载]唐代金银器欣赏

唐代金银器(主要指容器)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出土件数很多。对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国内国外都有专家学者从事。由于出土物数量多，利于分期，且纹饰延变有规律可循。
唐代金银器的分期
　　 目前的研究成果，一般将唐代金银器划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初唐到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共66年。属于第一期的墓葬、窖藏有1975年春内蒙古李家营子一号墓出土银器5件。第三期：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共71年。包括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地宫、西安沙坡村窖藏、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八府庄、韩森寨等地窖藏。第三期：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共64年。包括西北工业大学窖藏、辽宁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窖藏、西安坑底寨窖藏。第四期：穆宗到哀帝时期(公元821年—907年)，共86年。包括江苏镇扛甘露寺铁塔地宫、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西安和平门外窖藏、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扶风法门寺地宫、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西安交通大学窖藏、西安南二府窖藏、陕西咸阳西北医疗器械厂窖藏、浙江长兴下莘村窖藏、浙江临安水邱氏墓。
在古代社会中，黄金体现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影响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黄金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
　辨别金银器有两种方法或两个层次：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感受性的，有时是悟性，尽管说不出或说不清道理，经验多了，直觉常常是对的。科学是理性的，以系统的知识为支撑，是可验证的。
　　首先是“金”具有重大经济价值，金币本位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长达百余年。金的稀缺程度决定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最高地位。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之一。
　其次，黄金延展性能好，耐腐蚀，光亮华丽，是制作精细艺术品的良好材料。从古至今都可以看到用金制造的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工艺品，在金器物作品上也凝聚了艺术家和工匠的才华智慧，而且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和观念。
在古代社会中，黄金体现了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影响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黄金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
根据目前的发现，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利用黄金、白银，主要制作小型的首饰或其他器物的附属装饰。春秋战国出现器皿类的大型器件，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唐代出现一次发展高峰，宋以后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普及。
对“西汉巨量黄金消逝之谜”历史悬案的推测有三种：农民起义使贵族把黄金埋藏起来，后来就失传了；丝绸之路开辟出来之后，中国用黄金购买西域珍宝，大量的黄金外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泥金写经、造像涂金，把大量黄金消耗掉了。这三种推测都没有定论。
　　现代考古发现西汉墓葬有几万座，但发现黄金很少。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有大量的鎏金器物，这些似金而非金的器物，说明人们对金的性能和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我国金银器真正的发展高峰出现在唐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原因何在？
一是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二是当时政府对金银制作大力支持和妥善管理。唐前期有一个金银作坊院，直接隶属中央官署，它就是做金银器的，把大量的优秀工匠集中到中央，高级工匠不可以“纳资代役”，必须到中央服役，有利于优秀匠人之间的交流。官府里制造器物，材料充足，时间有保障，大大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唐末期有一个叫文思院的地方，专门为皇室制造金银器。法门寺出土的部分金银器带有文字刻铭，反映当时官府的金银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金银器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这是说它能加速社会变革进程还是有其他涵义？
黄金、白银曾诱发过人类灵魂的丑陋和罪恶，也导致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金银器体积小、价值高，因而成为皇帝、官员进行赏赐或进奉的物品。文献记载西汉霍去病打西域回来，汉武帝赏赐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南朝宋曾经赏赐北征的将士，动员后宫将金钗拿出来；唐高宗秘密派人赐金银宝器一车给重臣长孙无忌，向他行贿，腐蚀他，以换取他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支持。上述例子反映了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了政治。
研究发现的许多器物上刻有文字，直接表明由谁来进奉。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邀宠，把很多金银器进奉到中央来。这种情况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皇帝也感觉到进奉之风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有时会下令禁止。唐玄宗和文宗时期，曾经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金银器。但考古发现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用金银制造器物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够把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变成非常轻便、易于搬运的东西，能够浓缩大量的等额财富的体积，做成器物，又是精美的工艺品。赏赐或进奉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社会的运转。
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进奉的金银器土人增多，9世纪唐朝敬宗皇帝两次向浙西索要金银器物，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数目惊人；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银资源，又有金银作坊和工匠，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
汉唐是古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这时期大量外国人到中国，带入他们的物品和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唐朝时出现了一大批外来或中国仿造的新器物，如带把的杯、高足杯、多曲长杯。而唐朝时人们既能从传统文化中移植作品，又能汲取外来文化的一些营养，然后进行新的创造。创新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在细节上留下了外来文化的印记，如西方徽章式纹样，不仅出现在金银器上，而且大量出现在人们服饰纹样上，还有摩羯，从印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人对金银器的特殊喜爱，最后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影响到人的生活。西安唐墓里壁画人物手里拿的杯子系外来物品，显示了人和器物间的结合，这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大量器物输入中国，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金银器制造的发展，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行为与观念。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
　　 考察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不仅能加深理解器物及纹饰的演变，而且对其的制作思想及方法也能窥之一斑。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特点是正确运用了图案设计的法则；装饰题材多表现贵族、宫廷生活内容；吸收、融合改造外来纹样而创造了图案装饰新工艺。
　　 首先，对称与呼应、节奏与韵律、比例与权衡等图案设计的法则，在金银器图案中都有明确的运用，从而恰当地确定了不同器物的图案素材和整个纹样的章法、格局，使图案色调鲜明，结构完美，整体健康活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石榴花结葡萄飞鸟纹银熏球是运用对称与呼应法则的最好例证。它是采用满地装的蔓草葡萄连缀纹样进行装饰的。若以十字线划分上半球体的纹对样，可以看出是一个四方对称的图案。图案的4个区间之间，均是以鸟的相对或相背飞动姿态作为呼应。下半球体同样镂刻出蔓草葡萄纹，但在安排上恰与上半球体花纹位置交错，从器形整体看又是一层呼应。上半球体强调了飞鸟，下半球体突出了葡萄，又造成了动与静的呼应感。多方对称、多层呼应的手法，使得熏球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形成了纹样的多变，也使得器物本身更加玲珑可爱。
　　 其次，节奏与韵律法则的运用，主要在碗、铛类的器物上。碗的平面线形与立面线形都是比较单纯的。为了丰富装饰，唐代工匠将碗壁划分成平行式或直立式的区间，使其产生了一种动律感。象海兽纹十四云瓣银碗用以云纹的曲线处理立面，在口沿部分也造成曲折变化的边线，看上去如同互相追逐，不停运动的云朵，增加了装饰的节奏、韵律。这种装饰手法出入意表，结果却给人以风格高雅的印象。
　　 　　 金银器装饰花纹中，有的取材于权要贵族现实生活的活动场面。如唐代掐丝缀珠马车、，就生动地贵族的生活片断。这些画面显然是为适应贵族的爱好而创作设计的。反映了“晋尚故实，唐尚新题”的风尚对金银器装饰工艺的影响。《明皇杂录》曾详细记载了李隆基用舞马祝寿的情节。开元年间，宰相张说经常参加李隆基的寿典，亲睹舞马，因之也写下了不少有关舞马的诗词。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写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鬌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匹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唐代金银工匠敢于跳越模仿古人旧稿的窠臼，在现实生活中寻觅新的题材，应当看成是唐代金银器皿在装饰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唐代金银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铸造成型外，唐代主要使用锤击成型的方法和浇铸成型的方法。这种工艺不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工艺。但在西亚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掌握了锤揲技法。因此，瑞典学者俞博、英国学者海瑞·霍吉斯都先后指出：由于接受了西方输入的锤揲技术，从而使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唐代工匠纯熟的掌握了捶揲技术和錾花炸珠工艺，大唐宫廷之器，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我国金属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唐代金银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萨珊、印度、索格德(粟特)等多种风格影响。譬如萨珊式的立鸟纹、联珠纹是唐代Ⅰ、Ⅱ期器物的主要装饰纹样，临潼庆山寺凤头人面壶，摩羯纹是明显的印度作风。莲座等神话宗教纹也常在金银器上出现。中国工匠把它与鸳鸯、鸿雁、孔雀等瑞鸟结合起来，转变为祥瑞的象征了，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以图行文的传统。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装饰图片，这在西格鲁吉亚的伊伯利亚王国显贵墓葬的银碗中也曾发现。关于外来风格传入的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力主粟特风格(索格德)影响最为显著。法国学有闷沙杜拉·苏衡·麦里几显——希尔瓦尼在《伊朗银器及对唐代中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带把圈足杯、八棱圈足等器物，“反映出某些东方的属性，其产地很可能是中亚索格德地区。”因为公元7世纪到9世纪，索格德与中国关系甚密，中国的金银器深受索格德贵金属工艺的影响，同时，中国的贵金属工艺对索格德也有影响。
　　 中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在金银器制造技术方面的交流，最迟在北魏时期就发生了。到了唐代，波斯人有时就在中国境内制造大量的工艺品，这些“奇器异巧”中自然有金银器在内。而中国的金银工匠也曾在中、西亚长期居留并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唐代贵金属工艺的发展和兴盛，与外来技术的引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