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骧（1827～1885），字子腾，号芝孙、慕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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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骧（1827～1885），字子腾，号芝孙、慕槎 [1]
，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优贡生，1855年中乡试举人 [2]
，1862年中同治元年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六年（1867）督山东学政，寻调任山西，十三年入值南书房行走，光绪五年（1879）命值毓庆宫，授读光绪皇帝，直至1885年12月去世，终官吏部右侍郎，谥文庄
[3]
。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对张家骧去世的年份误为光绪十年（1884）。
雷正绾（1830～1897），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咸丰八年（1858），从多隆阿援安徽，同治元年升陕西提督，二年屡破贼，进援甘肃，四年克固原，六年（1867）助左宗棠剿灭甘肃境内叛乱，光绪十年（1884），率甘军驻守凤凰城，事定奉旨回固原，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雷正绾的出生年份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相关记载推算而得。 [4]
这两人一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一是行伍出身的武将，虽然均为清朝高级官员，但雷正绾出道很早，在张家骧刚中进士时，他已经是从一品的提督了。两人一个在京城为官，少量时间视学山西，一个在陕甘一带作战为主，还有在安徽或凤凰城等作战或驻守的情况，从主要履历上看不出两人有什么交集之处，书札所言之事不知确否，而文中第三人“夫子大人”显然指张家骧的老师，其名未知。
查阅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未发现张家骧中举人的记载，有张家骧中进士的档案 [5] ，该档案提到的张家骧的业师、受知师共27人，比较著名的有：翁心存、谭钟麟、宝鋆、童槐等，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同考官“翰林院修撰翁”，当然，四位正副主考官倭仁、万青黎、郑敦谨、熙麟作为座师，亦均为张家骧师。《翁同龢日记》明确记载了同治元年壬戌科会试十八位同考官的姓名，除翁同龢本人外，其他同考官无人姓翁，翁同龢（1830～1904）当时是首次担任会试同考官，其所推荐录取的八位进士中确有张家骧，翁同龢是张家骧的老师无疑 [6] 。然而，由于张家骧的老师很多，所拍卖书札中的“夫子大人”究竟指谁不能确定。
翁同龢、雷正绾、张家骧《清史稿》均有传，其中，张家骧去世最早，因此，该书札所言之事如属实，应不晚于1885年12月。
再回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从其载录的雷正绾履历档中，可知他有三次明确到京的经历，一次为光绪十年（1884）八月之后，一次为光绪十年十月，一次为光绪十三年二月之后，三次都是陛见太后和皇帝，其第二次晋京的记载为：“（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钦奉懿旨，本年五旬万寿庆典，封疆大臣实能为国宣力者，允宜优加奖叙，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近畿，著加恩交部议叙，是月初六日到京请安，初七日召见，蒙赏如意荷包等件，十一月十二日率队行抵奉天营口防次，择地驻扎”， [7] 雷正绾的三次晋京，最后一次可以排除，因为张家骧在光绪十一年就去世了，只剩下前两次，即光绪十年八月之后到十月期间。由于张家骧的诗文，包括书信等大多散失，仅见的文字中，除该书札外，未发现他与雷正绾交往的记载，而雷正绾的相关资料一时无从查找，只好先从可能的第三人翁同龢那里探寻线索。张家骧光绪五年任光绪帝师，与老师翁同龢成为“同事同值”，印象中《翁同龢日记》中有一定数量涉及张家骧的内容。
重点查阅光绪十年九月到十月每月十六日前后的内容，果然，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六日，《翁同龢日记》记载：“巳正赴子腾招，陪雷伟堂军门，其人粥粥如老僧，盖多礼堂旧部，百战之馀也，与文勤信札往还，未识面”。这段记载与保利拍卖会书札上的说法，包括日期、时辰、地点、参与人物及身份、人数完全吻合，进而也证实了文中之“夫子大人”正是翁同龢师，同时，亦可认定该书札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
再看《翁同龢日记》前一天（十五日）的记载：“雷伟堂正绾军门带勇赴山海关，前日听戏有此君，携陆渔笙信来，赠地毯一张，砖茶八色，受之。”在这一天巳刻，翁同龢刚刚招饮了童华（鄞县人，童槐子）、松寿泉、梁斗南、陆凤石、孙燮臣（光绪帝师）、张家骧等人，虽然雷伟堂未受邀请，但两人已经见面了，张家骧或许是在这一天或稍前给老师翁同龢写了这张请柬。而雷伟堂作为一员武将，与叠掌文衡、授读光绪的翁同龢、张家骧相会的缘由是什么呢？
印象中，《翁同龢日记》在其平生第一次照相的记载中涉及到了雷伟堂，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六日：“未初赴（徐）颂阁处，邀雷伟堂正绾、陆渔笙廷黻饮，余与（孙）燮臣、颂阁作主人，伟堂挟一照相者来，因将五人同照一幅，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家家放画翁，听之而已”，而这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记载雷正绾三次到京中的最后一次（光绪十三年二月之后）的时间段亦吻合。
在翁同龢的三段日记中，两次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物陆廷黻，从文字上看，陆廷黻与翁同龢较熟，而雷正绾与陆廷黻的关系似乎也比较密切，正是他介绍雷正绾到京时拜见了尚书翁同龢。
陆廷黻，字己云，号渔笙，谱名家铭，浙江鄞县人，与张家骧为同乡，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首先，张善元与张家骧父子均为陆廷黻的授业师
雷正绾（1830～1897），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咸丰八年（1858），从多隆阿援安徽，同治元年升陕西提督，二年屡破贼，进援甘肃，四年克固原，六年（1867）助左宗棠剿灭甘肃境内叛乱，光绪十年（1884），率甘军驻守凤凰城，事定奉旨回固原，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雷正绾的出生年份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相关记载推算而得。 [4]
这两人一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一是行伍出身的武将，虽然均为清朝高级官员，但雷正绾出道很早，在张家骧刚中进士时，他已经是从一品的提督了。两人一个在京城为官，少量时间视学山西，一个在陕甘一带作战为主，还有在安徽或凤凰城等作战或驻守的情况，从主要履历上看不出两人有什么交集之处，书札所言之事不知确否，而文中第三人“夫子大人”显然指张家骧的老师，其名未知。
查阅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未发现张家骧中举人的记载，有张家骧中进士的档案 [5] ，该档案提到的张家骧的业师、受知师共27人，比较著名的有：翁心存、谭钟麟、宝鋆、童槐等，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同考官“翰林院修撰翁”，当然，四位正副主考官倭仁、万青黎、郑敦谨、熙麟作为座师，亦均为张家骧师。《翁同龢日记》明确记载了同治元年壬戌科会试十八位同考官的姓名，除翁同龢本人外，其他同考官无人姓翁，翁同龢（1830～1904）当时是首次担任会试同考官，其所推荐录取的八位进士中确有张家骧，翁同龢是张家骧的老师无疑 [6] 。然而，由于张家骧的老师很多，所拍卖书札中的“夫子大人”究竟指谁不能确定。
翁同龢、雷正绾、张家骧《清史稿》均有传，其中，张家骧去世最早，因此，该书札所言之事如属实，应不晚于1885年12月。
再回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从其载录的雷正绾履历档中，可知他有三次明确到京的经历，一次为光绪十年（1884）八月之后，一次为光绪十年十月，一次为光绪十三年二月之后，三次都是陛见太后和皇帝，其第二次晋京的记载为：“（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钦奉懿旨，本年五旬万寿庆典，封疆大臣实能为国宣力者，允宜优加奖叙，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近畿，著加恩交部议叙，是月初六日到京请安，初七日召见，蒙赏如意荷包等件，十一月十二日率队行抵奉天营口防次，择地驻扎”， [7] 雷正绾的三次晋京，最后一次可以排除，因为张家骧在光绪十一年就去世了，只剩下前两次，即光绪十年八月之后到十月期间。由于张家骧的诗文，包括书信等大多散失，仅见的文字中，除该书札外，未发现他与雷正绾交往的记载，而雷正绾的相关资料一时无从查找，只好先从可能的第三人翁同龢那里探寻线索。张家骧光绪五年任光绪帝师，与老师翁同龢成为“同事同值”，印象中《翁同龢日记》中有一定数量涉及张家骧的内容。
重点查阅光绪十年九月到十月每月十六日前后的内容，果然，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六日，《翁同龢日记》记载：“巳正赴子腾招，陪雷伟堂军门，其人粥粥如老僧，盖多礼堂旧部，百战之馀也，与文勤信札往还，未识面”。这段记载与保利拍卖会书札上的说法，包括日期、时辰、地点、参与人物及身份、人数完全吻合，进而也证实了文中之“夫子大人”正是翁同龢师，同时，亦可认定该书札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
再看《翁同龢日记》前一天（十五日）的记载：“雷伟堂正绾军门带勇赴山海关，前日听戏有此君，携陆渔笙信来，赠地毯一张，砖茶八色，受之。”在这一天巳刻，翁同龢刚刚招饮了童华（鄞县人，童槐子）、松寿泉、梁斗南、陆凤石、孙燮臣（光绪帝师）、张家骧等人，虽然雷伟堂未受邀请，但两人已经见面了，张家骧或许是在这一天或稍前给老师翁同龢写了这张请柬。而雷伟堂作为一员武将，与叠掌文衡、授读光绪的翁同龢、张家骧相会的缘由是什么呢？
印象中，《翁同龢日记》在其平生第一次照相的记载中涉及到了雷伟堂，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六日：“未初赴（徐）颂阁处，邀雷伟堂正绾、陆渔笙廷黻饮，余与（孙）燮臣、颂阁作主人，伟堂挟一照相者来，因将五人同照一幅，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家家放画翁，听之而已”，而这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记载雷正绾三次到京中的最后一次（光绪十三年二月之后）的时间段亦吻合。
在翁同龢的三段日记中，两次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物陆廷黻，从文字上看，陆廷黻与翁同龢较熟，而雷正绾与陆廷黻的关系似乎也比较密切，正是他介绍雷正绾到京时拜见了尚书翁同龢。
陆廷黻，字己云，号渔笙，谱名家铭，浙江鄞县人，与张家骧为同乡，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首先，张善元与张家骧父子均为陆廷黻的授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