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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零声明》发表的当天，我们踏上了下农场“再教育”的路程。弹指一挥，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们所下的农场东距乌鲁木齐五百公里，是在兰新铁路哈密的前一站，一个叫火石泉的地方。这所知青农场的全称为“哈密铁路五七农场”，名称源于那个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发出的大名鼎鼎的“五七”指示。
这是在戈壁滩上圈出的一片盐碱地，过去是第一铁路工程局一处的一个小农场，原先仅有几间房子，不多的一点农田，一两口机井，稀稀落落的几棵树，十来个务农的工人，几匹骆驼，而最后却容纳了乌鲁木齐、哈密的四所铁路中学两千三百多名学生。知青农场的出现让火石泉这个慢车只停一分钟的四等小站，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次上下车竟有好几百知青的兰新铁路大站，使这片昔日寂静荒凉的戈壁滩成了一处知青熙熙攘攘、扎堆成群的“再教育”基地。这里也成为我们离开家、离开学校后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火石泉是个古怪的地名，这里既找不到什么“火石”，也看不到“泉”，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维语“阔什提坎”的变音，意为“有着双刺玫瑰的泉”。可惜当时不知道这竟是如此具有诗意的名称，否则也许可以在梦中安抚一下我们初下农场时那种苦涩乏味的情绪。这个难忘的地名也从此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中永远念念不忘的热土。
那天，我们乌鲁木齐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六百多名老三届学生背着行装在铁路职工家属亲人们的目送下，从铁路局大楼出发徒步十多公里来到南站，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当时我们心中既未有那个时代几个“带头羊”知青充满的那种响应伟大号召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大多数知青们离家别亲的悲情戚楚之感。因为我们一不是自觉自愿、激情澎湃地走这条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二没有“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惶惶之虞，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一去只是暂居农场委栖身，走了一条应付“再教育”最高指示的“曲线”道路。
我们“再教育”的起始其实有着一段以往很少提起的隐秘，这还要从之前的一年多说起……
１９６８年的１２月给我们这一代人烙下“知青”这个时代烙印的那段“最高指示”发表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此时“史无前例”搞了三年了，我们这帮所谓的“老三届”（老三届，特指应该在1966、67、68三年毕业的高、初中中学毕业生）依然滞留在学校里，除了1966年就该毕业的“高六六届”算是真正全部完成了中学学业外，其他各届只是混完了余下的在校日子，尽管如此全国这几千万学生也都面临离开学校“毕业”的命运了。毕业后到哪里去？高考的终止把升学的大门紧紧地锁住了，只有“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这三个面向，我们本身就在边疆，除农村外还有个到基层工矿单位当工人的希望。由于我们是铁路职工子女，事实上当时的铁路局是曾有个把我们全部招工的计划，而且也从我们中选拔少部分人到铁路第一设计院当了工人，留在铁路工作当工人似乎是个不错的道路。但是这道“再教育”圣旨一下，直接当工人的路彻底堵死，到“广阔天地”去的命运便成了无法选择的“选择”。在此之前每当“最高指示”一发出，我们都是狂热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即使暂时有些想不通，也是按“副统帅”所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然而对这条指示，我是打心眼里有抵触，不想照办，我想别人也是一样。嘴上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情愿。不知今天高唱着“青春无悔”的同龄人，当年他们是否全都心甘情愿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反正我们是虽不情愿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别的统统此路不通，没有选择余地，所以说什么“悔”还是“不悔”没有丝毫意义！
当然，既定的方针里也有些可钻的空子，虽然同是务农，到哪里去，条件大有不同，可有上、中、下三策：
下乡插队和到兵团是下策，最不愿意去（别看电影《军垦战歌》把兵团吹的个天花乱坠，那只能骗骗不明底细的上海知青，究竟如何我们新疆人早就心知肚明）；到较近的地方农场，是中策，为了怕晚走会发配到边远地区，有些人已经抢先去了，象我们学校有几个“聪明人”就抢先下了郊区的农场，还美其名曰“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然而后来我们争取到了铁路农场，他们便“拔”起了根撒腿也跟着跑来了。当然也有些天真的小同学们，真以为应该到“广阔天地练红心”，居然跑到了千里之外的南疆阿图什农场，我对他们是既敬佩其大胆，又感到他们的幼稚。
我们铁路学生还有一条较理想的上策，那就是先到铁路农场过渡一下，以后等政策松一些了就可以在铁路招工。这是铁路局长辈职工们出的主意，他们到底“老奸巨猾”，当时就有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智谋，然而实行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铁路局当时属于军管单位，掌权的是军人，他们才不想多管这些铁路子女前途，混进“革委会”的两大派长辈们也小心翼翼，不敢多越雷池一步，他们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将”出面打前阵闹腾闹腾，然后再由他们敲敲边鼓，迫使军管会考虑考虑群众的呼声。于是我们又开始一场争取下铁路农场的抗争。因为这关系到是否“不折不扣地落实最高指示”，所以断断续续、一波三折，从1968年底开始，事情进行了长达差不多一年多。
局机关的长辈们透露给我们：铁路局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办过几个农、林场，例如在哈密的火石泉、石河子和宁夏的迎水桥，这些农场可以接纳不少学生，现在铁路局也需要招一些工人，但是地方政府不让直接招铁路学生，特别是“最高指示”一下就更无可能了，然而先下铁路农场过渡一下，迂回解决的方法还是有可行性的，问题在于这条“曲线救国”的路没人敢负这个责任。由于这本来就事关我们自己的前途，所以我们就不能听天由命，自己的命运还得自己争取，再加上造了几年反，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这些“小将”此时还有些“闯”劲。铁三中是当时全局唯一的高中学校，为此我们铁三中的同学们就当仁不让地带头发动了一次“强烈要求下铁路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请愿活动。因为此事涉及每一个同学的切身利益，所以全校原来势不两立的三个派性组织这下子真正“大联合”了，首先三派的“坏头头”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把同学们召集起来一起到军管会请愿；然后骨干分子开始串联分散在家的同学们，我受命写了一份“请愿书”。正“逍遥”着的同学们听到此事顿时一呼百应，那天，一大群学生涌在军管会门前以响应毛主席号召为名“强烈要求下铁路农场”，同时递交了号称表“决心”的“请愿书”，军管会外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几个对立派别同心协力大行动的奇观。学生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大闹军管会，这也惹恼了那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军人们，他们派了大兵把我们各派头头不问青红皂白一股脑抓了起来，扣押了大半天，逼他们承认错误。头头一抓，群龙无首，当时也最怕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同学们无可奈何，只好一哄而散。这次行动尽管无功而终，但是此后，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了，三三两两找军管会头头请求的事，却陆续不断，反正学生也无事可做，就把泡军管会当成了消遣，天天找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康山软磨硬泡，弄得他们也很伤脑筋，再加上铁路局广大职工也有这个强烈要求，革委会里向来都是对着干的两派头头在这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军管会终于把这当成一件事了，开始着手办理。在漫长的等待后，下铁路农场的事有了眉目。经过铁路局革委会、军管会与地方政府的协调，由铁路局办几个铁路农场接纳铁路子女去接受“再教育”。这样从１９６９年10月到１９７０年夏，在大半年中我们乌鲁木齐、哈密四个铁中的学生就有了机会，分几批来到了火石泉铁路农场、石河子铁路林场和其他几个小农场，开始了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经过了一夜零半天，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奔波，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到达目的地火石泉车站。五七农场——这片戈壁滩上未开垦的处女地以烈日和炎热迎接了我们;一下车就遇上了头顶的炎炎骄阳和迎面的燥热干风，入夜后又以一场飞土扬尘的大黄风款待了我们，恶劣的坏境就这样给了我们这些从未远离家门文弱书生一个下马威。当晚，我们住在了低矮的地窝子里（规划中当宿舍的土坯房，还正等待我们自己亲手盖起来），躺在每人只分得六十公分宽的大通铺上，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呼吸着带浓郁土味的混浊空气，使我突然对刚刚离开的家有着刻骨的留恋，而对那未知的陌生生活则抱着一种无助的恐惧和难言的凄惶。
早在1969年的下半年就有一批铁三中的同学来到了这个农场，接着哈密铁中的同学也就近下农场了。到1970年的5月和7月乌鲁木齐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的大队人马分了两批浩浩荡荡来到火石泉，至此全部“老三届”的铁路学生都下农场“再教育”了（其中一少部分下到了石河子铁路林场）。我们这个农场隶属哈密铁路地区，按军事化管理，先后编成了十六个连队，容纳了乌鲁木齐三个铁中和哈密铁中的两千三百多名学生：先下场的乌鲁木齐铁三中学生编成一连（女）、二连（男），哈密铁中编成三连（女）、四连（男）、五连（女）、六连（男），后下场的乌鲁木齐铁一中编成了七连（女）、铁三中八连（女）、铁一中九连（男）、铁三中十连（男）、铁一中十一连（女）、乌鲁木齐铁二中编成十二连（女）、十三连（男）等，搞后勤的十四连是各个学校的都有，后来又从各连抽出部分男生编成十五连到天山深处搞国防工程，此外还有个十六连好像是包括各专业项目如机耕、木工等等。农场后期还把各连打散搞过几个营（时间不长）。
时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形势，在管理上，每个连由铁路各单位抽出的工宣队员任连长和指导员，各排有一个工宣队员排长和一个学生副排长，各班是学生自己管理。农场的领导机构称革筹小组（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是铁路地区各单位的几位原先的团委干部，对付学生是他们青年工作的本行，比较轻车熟路，特别是革筹小组组长杨某某是一位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前团委书记，每次开大会只要他一通煽动性很强的忽悠讲演，学生们顿时被煽得热情高涨、干劲倍增，甘当他的“粉丝”。但各单位抽出的工宣队员就良莠不齐了，我们十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来自机务段，比较见过世面，况且机务段这种单位上下班都不是统一的点，纪律上比较松散，所以他们对学生也较宽宏大量，没有太多苛求。但是几个工宣队排长来自工务段，平日完全生活在沿线刻板单调的戈壁滩上，没有什么灵活性，也没见过大世面，既然派他们来对学生进行“再教育”，他们就非常机械地把学生当作管制的对象，要求几乎不近人情。特别有个别人在单位就不是善碴，本不是什么正经人，是单位卸包袱而硬塞来的，这下子管了几十号学生，而且是来受他们“再教育”的，便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一副“小人得志”的架式，把我们当成他弄权发泄的对象。我们十连有个姓高的排长，曾经向我们宣布过让人啼笑皆非的三条禁令：一是不许学生戴表，理由是时间只能听从工宣队的安排，是谓一个中心，学生戴表就是多中心（当时政治上强调只有党中央一个中心，反对多中心）。二是不许学生听半导体收音机，理由是你们会借此偷听敌台（不管北京的红色电波也是要靠半导体听的）。三是不许到机井边上去洗澡擦身，理由是看管机井的都是女生，你们光着上身就是调戏妇女（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如此荒谬的禁令，他居然讲的振振有词，而且无限的给你上纲上线，强迫要你执行。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由于造反早就无法无天、无拘无束惯了的青年学生实在是难以忍受。最难以忍受的还是他们动不动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我们视作革命对象，特别是对一些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往把一点小事夸大为方向、立场问题，从政治上打击，从精神上折磨，使有的同学深受迫害，留下终生的伤痕，甚至不幸患上精神疾病。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工宣队，它的使命就是要无休止地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对象不断地修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出自多年“灌输”的“阶级觉悟”，做这些事情也就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本能。说来也不奇怪，那个年代就要求全国七亿人只长一个脑袋，现在想起来他们这样做，也不能多怪他们。今天我写出这种往事并非要和谁算那陈年的老帐，只是叙述那个时代的实情。当然工宣队制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因为经过几年的文革，特别是学生的造反运动，我们这帮“小将”的确是“无法无天”的，“史无前例”几年里无人敢管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胡作非为是十分严重的，这时候也需要有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管束管束了，而且多数工人师傅品质还是好的，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故意想“收拾”这些自己的子弟，只是想忠实的执行“最高指示”。
总的来讲，这个农场仍然还象一个大学校，尽管农场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政治上的桎梏也很多，但是这么多同学在一起生活，几千名“知青”正值青春年华：火热的劳动场面、严格的集体生活、蓬勃向上的思想追求、纯粹洁净的同学情谊(绝少以后社会上那种尔虞我诈)、对未来美好心愿的朦胧憧憬……这些积极正面的精神还是成为了农场的主流，加上知识青年们对文化生活的主动追求，知青们中间也有不少才艺出众的人才，文艺宣传队和各连队的文娱活动多彩纷呈，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在当时来说还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在农场的这些日子，是我们在真正进入社会前的一段很有意义的时期，也成为直到今天还被我们这些“火石泉”老战友们念念不忘的的经历。
火石泉农场是我们独立生活的第一个舞台，也是由校门进入社会的的桥梁，它是我人生的途径中的一个大锻炼，为我后来要走的路程作了热身的磨练。
我们所下的农场东距乌鲁木齐五百公里，是在兰新铁路哈密的前一站，一个叫火石泉的地方。这所知青农场的全称为“哈密铁路五七农场”，名称源于那个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发出的大名鼎鼎的“五七”指示。
这是在戈壁滩上圈出的一片盐碱地，过去是第一铁路工程局一处的一个小农场，原先仅有几间房子，不多的一点农田，一两口机井，稀稀落落的几棵树，十来个务农的工人，几匹骆驼，而最后却容纳了乌鲁木齐、哈密的四所铁路中学两千三百多名学生。知青农场的出现让火石泉这个慢车只停一分钟的四等小站，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次上下车竟有好几百知青的兰新铁路大站，使这片昔日寂静荒凉的戈壁滩成了一处知青熙熙攘攘、扎堆成群的“再教育”基地。这里也成为我们离开家、离开学校后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火石泉是个古怪的地名，这里既找不到什么“火石”，也看不到“泉”，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维语“阔什提坎”的变音，意为“有着双刺玫瑰的泉”。可惜当时不知道这竟是如此具有诗意的名称，否则也许可以在梦中安抚一下我们初下农场时那种苦涩乏味的情绪。这个难忘的地名也从此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中永远念念不忘的热土。
那天，我们乌鲁木齐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六百多名老三届学生背着行装在铁路职工家属亲人们的目送下，从铁路局大楼出发徒步十多公里来到南站，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当时我们心中既未有那个时代几个“带头羊”知青充满的那种响应伟大号召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大多数知青们离家别亲的悲情戚楚之感。因为我们一不是自觉自愿、激情澎湃地走这条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二没有“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惶惶之虞，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一去只是暂居农场委栖身，走了一条应付“再教育”最高指示的“曲线”道路。
我们“再教育”的起始其实有着一段以往很少提起的隐秘，这还要从之前的一年多说起……
１９６８年的１２月给我们这一代人烙下“知青”这个时代烙印的那段“最高指示”发表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此时“史无前例”搞了三年了，我们这帮所谓的“老三届”（老三届，特指应该在1966、67、68三年毕业的高、初中中学毕业生）依然滞留在学校里，除了1966年就该毕业的“高六六届”算是真正全部完成了中学学业外，其他各届只是混完了余下的在校日子，尽管如此全国这几千万学生也都面临离开学校“毕业”的命运了。毕业后到哪里去？高考的终止把升学的大门紧紧地锁住了，只有“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这三个面向，我们本身就在边疆，除农村外还有个到基层工矿单位当工人的希望。由于我们是铁路职工子女，事实上当时的铁路局是曾有个把我们全部招工的计划，而且也从我们中选拔少部分人到铁路第一设计院当了工人，留在铁路工作当工人似乎是个不错的道路。但是这道“再教育”圣旨一下，直接当工人的路彻底堵死，到“广阔天地”去的命运便成了无法选择的“选择”。在此之前每当“最高指示”一发出，我们都是狂热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即使暂时有些想不通，也是按“副统帅”所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然而对这条指示，我是打心眼里有抵触，不想照办，我想别人也是一样。嘴上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情愿。不知今天高唱着“青春无悔”的同龄人，当年他们是否全都心甘情愿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反正我们是虽不情愿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别的统统此路不通，没有选择余地，所以说什么“悔”还是“不悔”没有丝毫意义！
当然，既定的方针里也有些可钻的空子，虽然同是务农，到哪里去，条件大有不同，可有上、中、下三策：
下乡插队和到兵团是下策，最不愿意去（别看电影《军垦战歌》把兵团吹的个天花乱坠，那只能骗骗不明底细的上海知青，究竟如何我们新疆人早就心知肚明）；到较近的地方农场，是中策，为了怕晚走会发配到边远地区，有些人已经抢先去了，象我们学校有几个“聪明人”就抢先下了郊区的农场，还美其名曰“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然而后来我们争取到了铁路农场，他们便“拔”起了根撒腿也跟着跑来了。当然也有些天真的小同学们，真以为应该到“广阔天地练红心”，居然跑到了千里之外的南疆阿图什农场，我对他们是既敬佩其大胆，又感到他们的幼稚。
我们铁路学生还有一条较理想的上策，那就是先到铁路农场过渡一下，以后等政策松一些了就可以在铁路招工。这是铁路局长辈职工们出的主意，他们到底“老奸巨猾”，当时就有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智谋，然而实行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铁路局当时属于军管单位，掌权的是军人，他们才不想多管这些铁路子女前途，混进“革委会”的两大派长辈们也小心翼翼，不敢多越雷池一步，他们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将”出面打前阵闹腾闹腾，然后再由他们敲敲边鼓，迫使军管会考虑考虑群众的呼声。于是我们又开始一场争取下铁路农场的抗争。因为这关系到是否“不折不扣地落实最高指示”，所以断断续续、一波三折，从1968年底开始，事情进行了长达差不多一年多。
局机关的长辈们透露给我们：铁路局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办过几个农、林场，例如在哈密的火石泉、石河子和宁夏的迎水桥，这些农场可以接纳不少学生，现在铁路局也需要招一些工人，但是地方政府不让直接招铁路学生，特别是“最高指示”一下就更无可能了，然而先下铁路农场过渡一下，迂回解决的方法还是有可行性的，问题在于这条“曲线救国”的路没人敢负这个责任。由于这本来就事关我们自己的前途，所以我们就不能听天由命，自己的命运还得自己争取，再加上造了几年反，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这些“小将”此时还有些“闯”劲。铁三中是当时全局唯一的高中学校，为此我们铁三中的同学们就当仁不让地带头发动了一次“强烈要求下铁路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请愿活动。因为此事涉及每一个同学的切身利益，所以全校原来势不两立的三个派性组织这下子真正“大联合”了，首先三派的“坏头头”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把同学们召集起来一起到军管会请愿；然后骨干分子开始串联分散在家的同学们，我受命写了一份“请愿书”。正“逍遥”着的同学们听到此事顿时一呼百应，那天，一大群学生涌在军管会门前以响应毛主席号召为名“强烈要求下铁路农场”，同时递交了号称表“决心”的“请愿书”，军管会外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几个对立派别同心协力大行动的奇观。学生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大闹军管会，这也惹恼了那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军人们，他们派了大兵把我们各派头头不问青红皂白一股脑抓了起来，扣押了大半天，逼他们承认错误。头头一抓，群龙无首，当时也最怕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同学们无可奈何，只好一哄而散。这次行动尽管无功而终，但是此后，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了，三三两两找军管会头头请求的事，却陆续不断，反正学生也无事可做，就把泡军管会当成了消遣，天天找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康山软磨硬泡，弄得他们也很伤脑筋，再加上铁路局广大职工也有这个强烈要求，革委会里向来都是对着干的两派头头在这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军管会终于把这当成一件事了，开始着手办理。在漫长的等待后，下铁路农场的事有了眉目。经过铁路局革委会、军管会与地方政府的协调，由铁路局办几个铁路农场接纳铁路子女去接受“再教育”。这样从１９６９年10月到１９７０年夏，在大半年中我们乌鲁木齐、哈密四个铁中的学生就有了机会，分几批来到了火石泉铁路农场、石河子铁路林场和其他几个小农场，开始了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经过了一夜零半天，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奔波，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到达目的地火石泉车站。五七农场——这片戈壁滩上未开垦的处女地以烈日和炎热迎接了我们;一下车就遇上了头顶的炎炎骄阳和迎面的燥热干风，入夜后又以一场飞土扬尘的大黄风款待了我们，恶劣的坏境就这样给了我们这些从未远离家门文弱书生一个下马威。当晚，我们住在了低矮的地窝子里（规划中当宿舍的土坯房，还正等待我们自己亲手盖起来），躺在每人只分得六十公分宽的大通铺上，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呼吸着带浓郁土味的混浊空气，使我突然对刚刚离开的家有着刻骨的留恋，而对那未知的陌生生活则抱着一种无助的恐惧和难言的凄惶。
早在1969年的下半年就有一批铁三中的同学来到了这个农场，接着哈密铁中的同学也就近下农场了。到1970年的5月和7月乌鲁木齐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的大队人马分了两批浩浩荡荡来到火石泉，至此全部“老三届”的铁路学生都下农场“再教育”了（其中一少部分下到了石河子铁路林场）。我们这个农场隶属哈密铁路地区，按军事化管理，先后编成了十六个连队，容纳了乌鲁木齐三个铁中和哈密铁中的两千三百多名学生：先下场的乌鲁木齐铁三中学生编成一连（女）、二连（男），哈密铁中编成三连（女）、四连（男）、五连（女）、六连（男），后下场的乌鲁木齐铁一中编成了七连（女）、铁三中八连（女）、铁一中九连（男）、铁三中十连（男）、铁一中十一连（女）、乌鲁木齐铁二中编成十二连（女）、十三连（男）等，搞后勤的十四连是各个学校的都有，后来又从各连抽出部分男生编成十五连到天山深处搞国防工程，此外还有个十六连好像是包括各专业项目如机耕、木工等等。农场后期还把各连打散搞过几个营（时间不长）。
时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形势，在管理上，每个连由铁路各单位抽出的工宣队员任连长和指导员，各排有一个工宣队员排长和一个学生副排长，各班是学生自己管理。农场的领导机构称革筹小组（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是铁路地区各单位的几位原先的团委干部，对付学生是他们青年工作的本行，比较轻车熟路，特别是革筹小组组长杨某某是一位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前团委书记，每次开大会只要他一通煽动性很强的忽悠讲演，学生们顿时被煽得热情高涨、干劲倍增，甘当他的“粉丝”。但各单位抽出的工宣队员就良莠不齐了，我们十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来自机务段，比较见过世面，况且机务段这种单位上下班都不是统一的点，纪律上比较松散，所以他们对学生也较宽宏大量，没有太多苛求。但是几个工宣队排长来自工务段，平日完全生活在沿线刻板单调的戈壁滩上，没有什么灵活性，也没见过大世面，既然派他们来对学生进行“再教育”，他们就非常机械地把学生当作管制的对象，要求几乎不近人情。特别有个别人在单位就不是善碴，本不是什么正经人，是单位卸包袱而硬塞来的，这下子管了几十号学生，而且是来受他们“再教育”的，便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一副“小人得志”的架式，把我们当成他弄权发泄的对象。我们十连有个姓高的排长，曾经向我们宣布过让人啼笑皆非的三条禁令：一是不许学生戴表，理由是时间只能听从工宣队的安排，是谓一个中心，学生戴表就是多中心（当时政治上强调只有党中央一个中心，反对多中心）。二是不许学生听半导体收音机，理由是你们会借此偷听敌台（不管北京的红色电波也是要靠半导体听的）。三是不许到机井边上去洗澡擦身，理由是看管机井的都是女生，你们光着上身就是调戏妇女（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如此荒谬的禁令，他居然讲的振振有词，而且无限的给你上纲上线，强迫要你执行。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由于造反早就无法无天、无拘无束惯了的青年学生实在是难以忍受。最难以忍受的还是他们动不动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我们视作革命对象，特别是对一些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往把一点小事夸大为方向、立场问题，从政治上打击，从精神上折磨，使有的同学深受迫害，留下终生的伤痕，甚至不幸患上精神疾病。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工宣队，它的使命就是要无休止地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对象不断地修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出自多年“灌输”的“阶级觉悟”，做这些事情也就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本能。说来也不奇怪，那个年代就要求全国七亿人只长一个脑袋，现在想起来他们这样做，也不能多怪他们。今天我写出这种往事并非要和谁算那陈年的老帐，只是叙述那个时代的实情。当然工宣队制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因为经过几年的文革，特别是学生的造反运动，我们这帮“小将”的确是“无法无天”的，“史无前例”几年里无人敢管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胡作非为是十分严重的，这时候也需要有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管束管束了，而且多数工人师傅品质还是好的，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故意想“收拾”这些自己的子弟，只是想忠实的执行“最高指示”。
总的来讲，这个农场仍然还象一个大学校，尽管农场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政治上的桎梏也很多，但是这么多同学在一起生活，几千名“知青”正值青春年华：火热的劳动场面、严格的集体生活、蓬勃向上的思想追求、纯粹洁净的同学情谊(绝少以后社会上那种尔虞我诈)、对未来美好心愿的朦胧憧憬……这些积极正面的精神还是成为了农场的主流，加上知识青年们对文化生活的主动追求，知青们中间也有不少才艺出众的人才，文艺宣传队和各连队的文娱活动多彩纷呈，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在当时来说还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在农场的这些日子，是我们在真正进入社会前的一段很有意义的时期，也成为直到今天还被我们这些“火石泉”老战友们念念不忘的的经历。
火石泉农场是我们独立生活的第一个舞台，也是由校门进入社会的的桥梁，它是我人生的途径中的一个大锻炼，为我后来要走的路程作了热身的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