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反讽建构遵循的逻辑理路
2024-09-11 14:23阅读：
明清时期，小说作家已能自觉而纯熟地使用反讽手法，其反讽建构的艺术逻辑与主观自觉逐渐与现代文学理论对反讽的艺术期待相契合。清代小说家李汝珍以闲适愉悦、幽默风趣之笔创作了《镜花缘》，其中蕴含着类型丰富的反讽技巧，包括言此意彼的词语反讽、交流错位的话语反讽、认知悖逆的哲理反讽、偏离预期的情境反讽、无法自控的命运反讽、主体矛盾的自我反讽。李建军将反讽界定为“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隐幽的修辞策略”[1]。其实，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悖立，不仅是作者使用反讽修辞的动因，而且是反讽得以构成并为读者所识别与理解的基础。叙事反讽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来实现独特的反讽效果，这些对立项包括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情感取向的差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等[2]211。尽管对立是所有反讽得以成立的基石，但是不同作者建构反讽或同一作者建构的不同反讽，其逻辑理路各有不同。从《镜花缘》反讽运用的具体情况看，这部小说建构反讽的逻辑理路可以归纳为三条。
一、评判力度的强与弱
陈登军认为，反讽修辞目的是产生一种“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效果，“表面上像是要提高肯定一个对象，其实是使它显得更加滑稽、荒诞、可笑；表面上是要否定贬抑一个对象，其实却是使他显得更加崇高、感人与悲壮”[3]。可见，反讽蕴含着对反讽对象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且不同反讽蕴含的评判力度有强有弱。反讽虽然不像直截了当的讽刺的评判力度那么强烈，但是比起客观中立的叙述、无对立的写实描写等手段相比，其评判力度显得较为强烈。一般来说，反讽话语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蕴之间的对立越鲜明、反差距离越大，读者对文本和背景性因素之间的反差认知就越全面、越深刻，反讽蕴含的评价力量也就越强烈。反之，反讽评价的力量就越微弱。《镜花缘》第四回中，武则天谈及自己如何对待百花时说：“朕自进宫以来，……因素喜牡丹，尤加爱护：冬日则围布幔以避严霜，夏日则遮凉篷以避烈日。三十余年，习以为常。朕待此花，可谓深仁厚泽。”[4]21从语表看，武则天对牡丹的呵护可谓无以复加，然而牡丹未能及时顺遂她的心意，这份貌似发自内心的挚爱就立刻转为彻骨
的仇恨。武则天詈骂牡丹花忘恩负义，分付太监“即将各处牡丹，逐根掘起，多架柴炭，立时烧毁”[4]21，并下令至午时若牡丹仍未开放，就“将各处牡丹，一总掘起，用刀斧捶为齑粉。那时朕再降旨，令天下尽绝其种”[4]22。武则天恼羞成怒的惨烈之举，以及她将牡丹赶尽杀绝的决绝之心，使她的爱花之情与恨花之意、伤花之举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衬托了她有关爱护牡丹的种种自叙的不可靠性。随着“深仁厚泽”这一自我评价的积极意义的消解，武则天“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的性格特点呼之欲出，读者由此感受到文本蕴含的那股凌厉的批评力量。
李汝珍有时特意强化话语表层意义与深层意蕴的反差以激化人物之间的矛盾，建构具有较强讽刺力度的反讽，从而实现特殊的叙事意图。第二回中，嫦娥、风姨指责百花仙子拿腔作势、故意推脱。百花仙子回应道：
若无帝旨，即使下界人王有令，也不敢应命，何况其余！且小仙素本胆小，兼少作为，既不能求不死之灵丹，又不能造广寒之胜境。种种懦弱，概不如人。道行如此之浅，岂敢妄为！[4]29
百花仙子说出了“不能求不死之灵丹，又不能造广寒之胜境”的话，表面上强作辩解辩解，实则讥讽嫦娥偷盗灵药之举，触及了嫦娥的隐私、隐痛，使得嫦娥恼羞成怒。作者的用意十分鲜明，就是要借助反讽的力量激化矛盾，驱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为后续人间帝王敕令百花倒乱时序绽放的情节蓄势。
如果作者的态度不明朗，融贯于叙事中的情绪比较平和，或者作者置身故事之外，以客观中立的方式讲述事件，那么此时反讽蕴含的评判力度较弱。当武则天敕令百花于寒冬绽放之时，桃花仙子说道：
据小仙愚见，为今之计，惟有各司本花，前去承旨。……设或逾限，违了圣旨，岂同儿戏！此时即找著洞主，禀知此事，除承旨之外，安能另有别见。且洞主向来谨慎，从不越分妄为，岂有违旨之理！[4]20
有两件事情说明众司花仙子即便违背武则天的敕令也不会受到仙规惩处：一是百花仙子得知群花奉武则天敕令违逆时序绽放的消息后，自责未能及时奏明上帝，这说明即便是人间帝王的旨意也须经上帝御允才能号令众仙；二是麻姑劝百花仙子“先将‘失于觉察，未及请旨’的话，具表自行检举，一面即向嫦娥请罪”，就可能免遭贬谪。在这样的叙事语境下，桃花仙子以“违了圣旨，岂同儿戏”为由率先臣服于人间皇权，浑然忘却了自身应该听奉神界圣旨，其言行与角色职分产生了背离，形成了反讽。这一反讽借桃花仙子的所作所为讽刺了膜拜权势的奴性人格，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人间世相。由于此处反讽运用得比较隐蔽，批判的力度比较微弱。
李汝珍于是故意利用语义含糊、话语干扰等手段淡化表层意义与深层意蕴的对立，从而弱化了反讽的批评力度。上宫婉儿和太平公主有一番对话：
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浇灌，却用火炙，岂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么！”上官婉儿笑道：“少刻再把所余二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个丹皮药材店哩。向来俗传有‘击鼓催花’之说。今主上催花，与众不同，纯用火攻，可谓‘霸王风月’”了。[4]23
“击鼓催花”出自唐南卓的《羯鼓录》，最初用来行酒令，逐渐演变为一种游戏，有雅致和乐之趣；武则天的“以火催花”则为惨厉之行：两者并置，蕴含着委婉批评之意。但是，对话中所用的“霸王风月”“笑”“击鼓传花”等话语是干扰信息，为叙事文本带来了轻松愉悦且具有欣赏之意的笔调，弱化了反讽力度。
作者如果在运用反讽修辞的同时明示批评的指向或意蕴，就会削弱反讽的力度。第八十四回中，张凤雏讲了一则有关扇子题字的笑话，笑话中的跪地之人不是恳求对方为自己题字，而是恳求对方不要为自己题字。这大大出乎人们对笑话中跪地恳请一方的认知预期，形成了情景反讽，讽刺了那些自视甚高却附庸风雅、俗不可耐的人。如果小说叙事及此而止，那么反讽的力度是比较强烈的。遗憾的是，作者安排师兰言点明了这则笑话的深层意蕴，并教诲他人说“凡事虚心，所行之事，自然不致贻笑于人”[4]588。这种叙事安排变曲为直、化隐为显，在降低了文本可读性的同时弱化了反讽力度，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需要注意的是，反讽力度弱并不意味着对事件或人物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镜花缘》所用的命运反讽大多力度较弱，对人物生活轨迹的影响却持久绵亘。女科殿试第一名原为唐闺臣，武则天忽然觉得她名姓不好，于是将诗才富赡的史幽探移至榜首，而将唐闺臣录为第十一名。这一小插曲明面上看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现在是武周王朝，怎么能将“唐闺臣”置于榜首！但是，武则天若真想就姓名用字做文章，完全可以褫夺唐闺臣的资格。因此，这一插曲表明武则天潜意识里没有转世前嫦娥的嘱托，算是“心血来潮”地想到了唐闺臣的名姓不佳。于是，“唐闺臣—武则天”与“百花仙子—西王母”形成了近乎对偶修辞的关系，表明命数一直在调控着她们的人生轨迹。
二、评价取向的正与负
“反讽”这一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其译名有“讽刺”“反语”“暗嘲”“隐嘲”“嘲讽”“讥诮”等[5]2，这说明译者们倾向于认定反讽指向的是事物或人的负面因素，表达了使用者的否定性情感或负面评价。实际上，学界对“反讽”内涵的阐释大多仅指出反讽的语表意义与真实用意之间存在着对立，并没有限定二者孰为正面孰为负面的属性。陈登报指出，反讽将相互干扰、冲突、不相容的事物并置，并对对立双方一视同仁，在相辅相成的境界中扩张经验的包容量[3]。在他看来，反讽修辞的效果具有双向性——“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即表面上像是肯定一个对象，其实是使它显得更加滑稽、荒诞、可笑，或者表面上是否定一个对象，其实使他显得更加崇高、感人与悲壮[3]。据此，根据其表层意义与深层意蕴的评价取向的性质，反讽可以划分为两种逻辑理路相反的类型——正反讽和负反讽。所谓正反讽，指的是表层意义传递了负面评价或否定性情感倾向，而深层意蕴表达了正面评价或肯定性情感倾向的反讽。
正反讽意突出对反讽对象的认同情绪或接纳态度，可以将可爱的描写得更可爱、使崇高的显得更崇高、把亲近的拉得更亲近，因此对完善人物形象和提升事物价值具有助力功能。正反讽的话语策略是“正言若反”，赵毅衡认为这是反讽格局最清楚的表现方式[6]117。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举了多个正言若反的例子，如“可憎夫婿”即“如意郎君”、“脸儿上扑着可憎”即“满面儿扑堆着俏”，进而指出“宋词、元曲以来，‘可憎才’‘冤家’遂成词章中称所欢套语，犹文艺复兴诗歌中之‘甜蜜仇人’、‘
爱敌家’、‘亲爱仇人’”[7]344。《镜花缘》将此类正反讽用于夫妻之间，反映了女子情感表达方式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司徒娬儿为丈夫的安危与大事着想，数次劝丈夫离开郡马府，丈夫不但不信任她反而据实向郡马禀报，致使她屡遭毒打乃至被发卖为奴。司徒娬儿却毫不介意，一心一意为丈夫谋划脱身之计，即便受到误解与折磨也毫不退缩。故而，司徒娬儿在唐敖面前责骂丈夫“无情无义”“安心要害死女儿”，不是表明她有多么痛恨丈夫，而是表明她是何等深挚地爱着丈夫。《镜花缘》有时使用正反讽表现朋友之情，比直接描述多了几分逗乐之趣。《镜花缘》第三回写道：
麻姑道：“我喜你者：因你棋不甚高，臭的有趣，同你对著，可以无须用心，即可取胜，所谓‘杀屎棋以作乐’，颇可借此消遣。无如你棋品平常，每每下到半盘，看势头不好，不是一掳，就想推故要走。古人云：‘未角智，先练品。’谁知你是未角智，先练掳，又练走。所以我又嫌你。”[4]12
这两位仙人能相互戏谑和嘲笑，正反映了她们交情的深厚。麻姑对百花仙子棋艺有嘲笑之意，实则潜藏着她对百花仙子的宽容与亲近。此处的话语反讽还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同时将世俗生活气息注入了仙界。麻姑如果郑重其事地指点百花仙子下棋，或者客客气气地与她对弈，那么这一场景将变得枯燥乏味。正反讽在《镜花缘》并不鲜见。多九公为人老成，满腹才学，水手偏偏给他取了“多不识”这一绰号，以表达对这位既有学问又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老人的敬佩之意。黑齿国国民把偷书的人称为“窃儿”、把借书不还的人叫作“骗儿”，这两个贬义称呼形成了言此意彼的词语反讽，反映了他们求书若渴、嗜书如命的特点，因而实质上蕴含着褒扬之意，属于正反讽。
负反讽与正反讽的评价取向恰恰相反，其表层意义带有正面评价或肯定性情感倾向，而深层意蕴则表达了负正面评价或否定性情感倾向。也许是认知定势的作怪使作家总是摆脱不了“讽”蕴含的“讽刺、嘲讽”之意的影响，因而《镜花缘》使用负反讽的频次远远超过正反讽。唐敖在女儿国看见一位装扮艳丽、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妇人，忍不住“扑嗤”一笑，惹得妇人对着唐敖破口大骂。就话语表达的气势与理由而言，这位中年妇女是占据了道德优势的，但至少在唐敖眼里，她是荒诞可笑、强词夺理的。“中年妇人”责骂唐敖这个冒充男人偷窥妇女的“妇人”，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不同的性别角色认同带来了称呼的错位，为叙事染上了浓郁的滑稽幽默色彩，形成了一位独特的负反讽。由于与中原性别定位的习俗差异，此处的负反讽批评意味并不明显，力度较弱。第四十回中，唐小山赴海外寻父途中因风浪颠簸、水土不服而大病一场，百草仙子送来灵芝仙草助其脱困，并借机点悟唐小山。林之洋认为百草仙子妖言惑众，以拳脚相加为威胁要赶走她，道姑冷笑着称他“缠足大仙”。“缠足大仙”形式上是对林之洋的褒义称呼，因为《镜花缘》第一回就写了四位号称“大仙”的仙人。但是，“缠足”二字呼应了林之洋在女儿国被国王强抢入宫、被迫缠足的尴尬经历，因此“缠足大仙”含有批评林之洋不识真伪、不辨好歹的讽刺之意。第十四回中，多九公与唐敖谈论“两耳垂肩，必主大寿”话题时说，有一海外异国的国人耳朵下垂至脚，“若说大耳主寿，这个竟可长生不老了”。这句话表面是在赞扬该国的人可致永寿，实在于反驳或讽刺“两耳垂肩，必主大寿”的观念。这类弱反讽在对话情景的烘托下，很容易为读者所识别。
有的弱反讽因为表达方式的曲折隐晦或话语意义存在内部冲突，需要读者仔细斟酌才能辨识出来。第十六回中，多九公评论深目国国民手上生眼的独特长相说：“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于防范，就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无非小心谨慎之意。”[4]105多九公使用了
“易于防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谨慎”等具有肯定倾向的词语，像是在夸赞这一独特生理现象的优势和便利。然而，多九公解释深目国民眼生手上的原因，竟然是“近来人心不测，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难捉摸”，与他夸赞的话语之间存在逻辑悖论。就孤立的个体而言，手中藏眼是为了防范人心之不测，而一旦带着这种防范的眼光看待他人，自身就成了心思不测之人；就社会是人与人构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体都是对象的生成物，在防范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防范：深目国民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民风由此可见一斑。因而，多九公解释了深目国人奇特长相的合理性及其伦理价值所在，表面上批评了人心不古的世风，实则传递了对深目国民心的批评之意。也许多九公乃至李汝珍并无批判之意，但多九公所说的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正说明反讽构成机制是由作者、文本和读者三维力量驱动的，尽管作者地主观意图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不是构成反讽的唯一力量。
《镜花缘》中正负反讽的运用显示：正反讽大多用于人物对人物，且往往以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建构前提，反讽话语的发出者对反讽对象拥有情感优势；负反讽可以用于作者/叙述者对人物，也可以用于人物对人物，其建构前提是反讽话语的发出者对反讽对象拥有道义、认知、地位等方面的优势。二者在构成机制和前在优势方面存在的差异，内在的决定了如果将二者并用就会产生特殊的艺术张力和叙事效果。《镜花缘》有一处将二者交织并用，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成了多重声音交混的叙事格调。第五十回中，大盗妻子建议丈夫纳唐小山等人为侍妾的话语属于负反讽，蕴含着嘲讽、失望和戏弄之意；她痛骂丈夫为“狠心强贼”“无情无义的强盗”，声称与丈夫“不共戴天”，折射了她心底对丈夫的挚爱，以及对丈夫用情专一的愿望。通过正负反讽并用，李汝珍以戏剧性笔法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女子表达情感的特殊性和害怕失去丈夫宠爱的微妙心理，同时巧妙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男子的纳妾心理和惧内习性。
三、意指表达的显与隐
反讽的表层意义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深层意蕴隐藏在语表之下，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为了实现预期的叙事功能和表达效果，作者有时采取一些特殊方式强化语表与语里的意义对比，如暗示语境与语义的复杂关系、提供特殊信息、介入叙事表明立场等，以提高反讽的识别度；有时却尽力隐藏真实的态度倾向以弱化在场感，或故意弥合语表语里的差异，以降低反讽的识别度。由此，反讽建构的第三条逻辑理路——意指表达的显与隐——得以形成。
《镜花缘》彰显反讽意指表达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夸张性叙述，二是强化差异与对比。夸张性叙述主要通过放大人物或事物的某些外在特征，拉大表象与实情、实质之间的距离，从而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白民国中，学塾厅堂上悬着“学海文林”的玉匾，以及“研六经以训世，括万妙而为师”[4]146的楹联，大有囊括天下学问的气势；塾师批评唐敖等人“既不晓得文理，又不会作诗，无甚可谈，立在这里，俗不可耐”[4]148，声称他只要对唐敖等人略加指点能使他们受用终身，有傲视宇内文士的架势。但是，学童吟诵儒家经典时错误百出，塾师的时文破题平庸而荒诞，暴露了白民国人学问的真实水平。于是，此前小说描绘的让唐敖等人大气不敢出的场景，以及塾师目空一切的话语，成为颇有威力的讽刺之笔，刺破了白民国人自我吹嘘、自视博学的浮夸之心。相比之下，强化对立与差异的方式在凸显反讽意指方面的功能更为强大，因为反讽形成的基础就是表象与事实、话语表层与实际意指之间的相悖或对立。对立越鲜明，反讽手段越容易被识别。《镜花缘》有时特意拉大人物的言行与思想之间以及客观事物的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差异，使读者能迅速把握反讽的深层意蕴且不容易产生歧解或误判，形成了稳定反讽，即“一旦一个意义被重构出来，读者便不再受邀进行更深入的拆毁和重建”[5]26。青丘国的渔翁、渔婆在君子国海边撒网捕鱼，误捕了潜水取参的廉锦枫，执意将她带回去卖钱，口称“得这股财气，后半世全要指他过日”[4]83。唐敖、林之洋劝他们行善积德，放了廉锦枫，他们执意不肯，反而叱骂林之洋等人是青天白日下打劫的强盗。将合法所获之物归为己有，他人不可侵占，这可能人类社会的通则。但是，廉锦枫是人不是物，渔翁、渔婆只因网住了她就要把她当成鱼获发卖，显然是有背人伦和道义的。渔公、渔婆的行为近乎杀人越货的“强盗”，他们反而诬称林之洋等人是强盗。他们的言行隐含着善恶是非的强烈冲突，构成了具有鲜明意指的强反讽，批评了他们唯利是图、善恶不分的品性。《镜花缘》有时使用补叙、烘托、揭秘等方式使某种意蕴成为对语表意义的解构，从而巩固反讽的意指。在被卢紫萱、黎红薇逼问得狼狈不堪、慌忙逃离学堂后，多九公说：“两个黑女既如此善书而又能文，馆中自然该是诗书满架，为何却自寥寥？不意腹中虽然渊博，案上倒是空疏，竟与别处不同。他们如果诗书满架，我们见了，自然另有准备，岂肯冒味，自讨苦吃？”[4]125这是他发自肺腑之言，在自悔以表象误判卢、黎两位才女的同时批评了疏空不学的风气，这一反讽意指是比较隐晦的。林之洋接口说：“这样说，日后回家，俺要多买几担书摆在桌上作陈设了。”[4]125林之洋的话正反映了世人堆放书籍以装门面的行为和心态，等于旁敲侧击地点明了多九公话中隐含的另一层意思，使反讽意指显露出来。
意指显明的反讽可以为所有的可能读者所判断并把握其深层意蕴，或者读者不需要具备特别的阅读视野就能识别出来并受作者的引导自觉理解反讽的深层意蕴。而意指隐蔽的反讽则对读者的知识背景、阅读经验和理解能力有一定的期待高度，往往只有理想读者才能感受到反讽的深层意蕴。多九公说：“据说卞府有七位小姐，孟府有八位小姐；——因他生的小姐过多，所以卞、孟两位夫人，人都称做‘瓦窑’。”[4]426对于不了解古代生子礼仪习俗的读者，“瓦窑”的隐喻义不在其词义储备库，只能令他们心生疑惑；对于熟悉古代生女儿称为“弄瓦之喜”的读者而言，“瓦窑”是对两家夫人生女甚多的合乎事实的曲折陈述：无论从哪类读者的角度看，多九公话语中蕴含的调笑两家夫人不善生男善生女的意味都是很隐蔽的。作者降低反讽识别度而使其意指表达更为隐蔽的手段是多样的，如“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陈的用词造句”[8]7、“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静”[9]227和克制性陈述等。其中，“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静”意味着作者/叙述者与故事、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介入故事表达立场、观点和情感指向，其具体表现是客观叙述。《镜花缘》中许多意指表达具有隐蔽性的反讽，主要是通过客观叙述建构起来的。《镜花缘》叙述唐敖由探花黜为秀才时写道：
不意有位言官，上了一本，言“唐敖于宏道年间，曾在长安同徐敬业、骆宾王、魏思温
、薛仲璋等，结拜异姓弟兄。……今名登黄榜，将来出仕，恐不免结党营私。请旨谪为庶人，以为结交匪类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密访，唐敖并无劣迹，因此施恩，仍旧降为秀才。[4]37-38
言官弹劾唐敖，实为恶意揣测的捏造之词。武后虽未偏听偏信，但查明真相后仍然将唐敖降为秀才，分明有是非不辨、处置不公之嫌。李汝珍对此使用了“降恩”一词，这是封建社会“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式的套语，隐含着对武则天驭下严苛、寡恩薄义的讽刺之意。女儿国缺少铁器，给疏导治水带来了困难。小说借唐敖之口解释原因说：
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铜钱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4]245
女儿国禁用铁器为发挥唐敖出海之前购买铁块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与此前的故事情节加强了呼应关系。但是，如果联想到中国历代不乏有关民间使用利器的禁令，以贾谊《过秦论》中“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的议论，这段话语中隐含的反讽意味就会浮现出来了。在此之前，小说没有女儿国民众兴兵造反的相关叙述，因而此处叙及禁用利器应该是别有用意的。作者很可能意在批评女儿国政治举措不利于民生，因为以防范民众不轨之心为由发布利器禁令虽有益于巩固政权，却给民生造成了极大不便，甚至影响了治水大事。李汝珍生活在乾隆后期，历嘉庆朝卒于道光年间，应该对清初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文字狱有较为深刻的记忆，他不便于公开对女儿国国政发表议论，于是通过人物之口建构了隐蔽性的反讽，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见，作者/叙述者如果对评价对象此不置一词，将领会讽刺意味的权力完全留给读者，就能形成意指隐蔽的反讽。
值得注意的是，《镜花缘》还使用了一种特殊手段来隐藏反讽的真实意指，那就是叙事延宕，即作者/叙述者在当前情境下不以特定的叙事策略或话语手段暗示文本隐藏着特殊的意蕴，而在延后的某个节点透露一些信息与当前叙述形成对照，从而透露用意所在。第五回中，武后处置牡丹花时说：
所有大内牡丹，俟宴赏后，毋许留存一株——这样丧心负恩，岂可仍留于此！所余四百株，朕闻淮南节度使文隐昨在剑南剿灭倭寇，颇为出力，现在积劳成疾。闻彼处牡丹甚少，可将此花赐给文隐，令其玩花养病，以示朕轸念劳臣之意。[4]28
此时的武则天可谓恩威并施，在处置不听命于皇权的牡丹的同时，褒奖了忠于朝廷、恪尽职守的有功之臣。这番作为契合此情此景，反讽迹象不明。直到小说后来叙述了文隐及其儿子们屡次兴兵反周，最终逼迫武则天退位还政于中宗等情节时，此处的反讽意味才显露出来。
当然，意指表达的显与隐仅仅是作者/叙述者设置反讽的目标预期，这一目标预期一旦诉诸话语表达，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读者对反讽语义的理解。语言符号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即单一性和多义性，二者之间有更为复杂的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关系[11]27。如果说建构反讽的结构基础是语表意义与深层意蕴的差异与对立，那么其语义基础就是语言符号的单义与多义复合的特性。董小英指出，对于一个多义词汇，人们在具体语用中需要确定此时此刻该词汇的第一的单义义素，即使在语境中表达多重意义，也要确定语句层面的单义，然后才能引申出其他意义[10]27。董小英所说的“第一的单义义素”，在笔者看来可以理解为等级凸显假设理论中的凸显义，即人们在看到或听到某个语言表达时大脑反应出来的第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储存在大脑词库中，已经成为规约化意义而与语言表达自动关联在一起，不需要受话者根据语境进行推理[11]。面对反讽文本，读者确定的“第一的单义义素”或“凸显义”就是其语表意义。作者期待读者首先激活的是语表意义，而不是反讽隐含的真实用意。唯有如此，反讽文本才能带来文本理解的挑战，使读者迎接挑战中获得陌生化的审美感受。《镜花缘》第九十八回中，林烈看到枣糕店中的吃糕人个个面黄肌瘦，刚咽下枣糕随即蹙额皱眉呕了出来，便问他们是何原因。众人指着蒸笼道：“无非因他而起，以至日积月累，弄的食不下咽，无药可医，如今后悔已晚。”[4]696从对话情境看，双方谈论的是饮食疾病问题，因而读者看到“蒸笼”时激活的“第一单义义素”是该词的常用义，即“蒸饭器具”（此义在当前语境中是“蒸笼”的凸显义）。然而，叙事文本中的“把耐字放在心头……无论何事总可转祸为福，不染此患了”“蒸笼竟如此害人！那边被他害的都身犯重罪，这里又被他害的都不能饮食”“自己无名火引起阵内邪火，四面热气都向口鼻扑来”等话语信息，可以使读者意识到“蒸饭器具”这一意义与对话语境存在冲突之处，于是读者继续探求“蒸笼”与语境相契合的隐喻义，进而识察出反讽的真实用意所在。实际上，读者需要对这段叙述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有效激活“蒸笼”的隐喻义——与“蒸”谐音的“争”，因而此处反讽的意指表达是隐蔽的而非明显的。当然，如果读者仅仅激活了“蒸笼”的凸显义，而未能将它与“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俗语联系起来把握“蒸笼”的隐喻义，反讽的建构就可能以失败告终。在攻打巴刀关时，阳衍面对俊俏风流、柔情似水美女的热情相邀，在乐不可支的同时产生了疑虑。《镜花缘》写道：
女子道：“侬家离此甚近，穿过这条花街，过了那条柳巷，前面一带桑林便是。婢子先去烹茶恭候，望郎君玉趾早临。”即向桑林去了。阳衍乐不可支，刚要举步，复又忖道：“莫非他要害我么？”思忖多时，忽又笑道：“痴子，痴子！天下岂有美人而能害人之理！况如此绝色，即使不测，亦有何妨！”[4]698-699
小说这一回中描绘的巴刀阵处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为读者判断“花街”“柳巷”“桑林”的“第一的单义义素”——自然景物——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语境信息。而对古代青楼文化稍有了解的人才则能进一步将它们理解为歌女舞姬栖身之所的隐喻，因为这一隐喻义经过长期积淀已经成为高凸显义。读者的反应是符合等级凸显假设理论的基本观点的：虽然词义处理机制和语境信息处理机制在语义处理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凸显原则的支配下，凸显义优先被处理，尤其在语言理解初期，语境对词义信息处理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无法阻止凸显意义的激活[11]。从女子的话语看，将她
“花街”等三个词语认定为对女子居住环境的描述，也许比断定为青楼歌馆更具合理性，因为“穿过”“过了”等动词与它们的搭配坐实了其自然物意指。故而，此处即便使用了反讽也属于意指表达相对隐蔽的反讽，力度也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阳衍在此语境中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角色并展开对话：一个是怀疑热情相邀的美女有害人之意的“阳衍”；一个是讥笑心生疑虑的“阳衍”并骂他为“痴子”的“阳衍”。读者单纯从语表切入可以形成对文本意义的整体把握，读出后者对前者的嘲笑与否定，也可以深入文本获得另一套语义体系，感受到作者/叙述者对后者的认知偏误的批判与嘲讽。由此形成的反讽也是显性的，反讽的力度较强。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读者的阅读视野对反讽意指表达的显与隐发挥着动态调节作用。对于作者/叙述者建构的反讽而言，读者的阅读视野与识别反讽深层意蕴需要的知识经验储备吻合度越高，反讽意指表达的显豁读就越高，反之就越低。武则天目睹上林苑中石榴花心呈怀中抱子的异象时说：
世俗本有“榴开见子”之说，今又开出怀中抱子，多子之象，无过于此。宜封为“多子丽人”。朕见此花，偶然想起侄儿武八思，年已四旬，尚无子息。昨朕派往东海郡镇防海口，何不将此送去，以为侄儿得子之兆？[4]28
武则天因石榴花有“怀中抱子”的异相，于是借此吉兆赐花给年已四寻尚无子息的侄子武八思，以祝福他早日了结传宗接代的心事，似乎满怀仁爱之心。而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武则天为了争宠上位、打压对手，不惜以杀死、残害自己的孩子为代价。她的儿子李贤有《黄台瓜辞》一诗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12]57
李贤以种瓜摘瓜为比兴，委婉讽谏生母武则天切勿为政治需要而伤害亲子。《镜花缘》中的武则天并没有伤害儿女的不仁之举，但是读者一旦当将《镜花缘》中的武则天与历史上的武则天、民间传说中的武则天联系起来，前者赐予武八思异种石榴这一行为的反讽意蕴就明朗了。武则天身为母亲却毫无舐犊之情，致使儿女死的死、贬的贬，自己有子女而不知爱惜，反而关心侄子的后嗣，真可谓“苛于己而宽于人、毒于亲而仁于疏”。
《镜花缘》建构反讽的三种逻辑理论并非是彼此孤立、相互疏离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交织的。评价指向为肯定的正面的反讽或否定的负面的反讽，其讽刺锋芒或赞扬力度可能较为强烈，也可能较为平淡微弱；讽刺锋芒或赞扬力度强烈的反讽或微弱的反讽，其深层意蕴可能是明朗显豁的，也可能是隐蔽含糊的：三种理路构成了建构反讽的逻辑轴，使反讽成为可以三维透视的聚集了复杂意蕴的修辞手段乃至叙事策略。上述三种逻辑理论涉及的两极——正与负、强与弱、显与隐，每对两极彼此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同作者设置反讽的不同意图，以及不同读者不同的阅读视野，都可能同一反讽得到的判断结果不同。当然，遵循不同逻辑理路建构的反讽，有时会有较为稳定的关联，其中评判力度和意指表达这两个逻辑维度的关联性更为紧密。比如：真正意指表达相对隐蔽的反讽，其讽刺批判或赞许褒扬的力度大多偏弱；评判力度较强的反讽，其意指表达相对较为明朗，容易为读者所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