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观察之一：城邑数量的变化
迄今已发表资料的先秦城邑逾千处（含无郭城都邑）（表1）[1]。由对各期城邑数量的统计，可以窥见城邑（圈围聚落）的演变轨迹。|
本文分期 |
年代跨度 |
环壕 |
垣壕(含单垣) |
石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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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至西周时期，随着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城邑数量大为减少，但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开始出现无外郭城的都邑，可视为延至东汉时代的“大都无城”风潮的第一波。[6]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到了东周时代，垣壕城邑呈爆发式增长，成为城邑圈围设施的主流。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二个高峰期。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频仍，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城邑建造上方正布局、夯土版筑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
图1
由上表和图可以看出各期规模最大的城邑随时间的推移，面积上不断增大的趋势，以及其中的突变点。
北方地区由前仰韶时代的6万平方米至龙山时代前期的25万平方米，增长缓慢，到了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4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石城——神木石峁[7]。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人口较多，农业发达，聚落面积也相应较大，在前仰韶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仰韶时代持续增大，到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8]。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最初的城邑面积偏小，由前仰韶时代的3.8万平方米，缓慢增长至仰韶时代后期的26万平方米。但龙山时代前期，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城[9]即已问世，早于中原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大型城址的出现。要之，由前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各区域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并存态势，进入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后期，城邑规模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进入二里头至殷墟时代，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显然进入了停滞期，除了广汉三星堆[10]外，缺乏超大型城邑，没有可与中原超大型都邑比肩者。在中原地区，无外郭城的中心都邑由二里头的大于3平方千米发展到殷墟的36平方千米，有外郭城的郑州城则达10平方千米。[11]据统计，“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约十分之一。从龙山时代到商早期，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12]，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态势，无外郭城的秦都咸阳的面积达48平方千米。[13]这昭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城邑群及其背后的华夏国家群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都邑是西周王朝分封的燕国都城——北京琉璃河城址，战国时期的易县燕下都逾32平方千米。在长江流域，楚国郢都纪南城则达到了16平方千米的规模。[14]如此种种，都是华夏城邑文化扩张的产物。
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的4000多年，可称为“环壕时代”。顾名思义，作为圈围聚落的围沟因地制宜，多呈环形，几无例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萌芽于仰韶时代前期甚至前仰韶时代的土围，乃至后来最早的围垣如澧县城头山[15]，由于源自挖建环壕的排除土的堆积，因而也呈圆形。甚至仰韶时代后期最早出现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邑——郑州西山[16]，仍呈圆形。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垣壕聚落普遍出现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度角者居多。
众所周知，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楚的是中原地区。”[17]
据最近的考古材料，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可确认的北垣和西垣有接近垂直的交角，复原起来的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18]因仅有初步的田野工作的报道，具体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是，这是年代最早的平面呈较规整矩形的城邑实例。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似乎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此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至多近于规整，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集中出自中原及左近地区。如新密古城寨[19]、淮阳平粮台[20]等城址所见。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1] 除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二里岗时期石城址、春秋战国时代一般城址外，对跨时段的遗址重复计数。
[2] 本文收录的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仅限已发掘或刊布平面图，或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对此外的石城址仅收录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者。
[3] 由于绝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仅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或调查简报，无法确切区分时段。
[4] 蒋乐平：《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2期。
[5] 张宏彦：《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6] 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9] 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良渚考古八十年》，文物出版社，2016年。
[10] 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2015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12] 史宝琳（Pauline Sebillaud）：《中原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和公元前两千纪的聚落分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35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杨理胜、闻磊：《艰辛四十载 再现纪南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6]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17]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2012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9期。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2016年。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
前仰韶时代 |
1500 |
13 |
- |
- |
- |
|
| 仰韶 |
前期 |
1500 |
24 |
2 |
- |
- |
| 时代 |
后期 |
700 |
26 |
4 |
- |
- |
| 龙山 |
前期 |
500 |
11 |
20 |
31 |
- |
| 时代 |
后期 |
600 |
23 |
43 |
|
- |
| 二里 |
二里头时期 |
200 |
15 |
15 |
大量 |
1 |
| 头— |
二里岗时期 |
150 |
11 |
17 |
（53处/群[2]） |
1 |
| 西周 |
殷墟时期 |
300 |
10 |
11 |
1 |
2 |
| 时代 |
西周时期 |
280 |
5 |
35 |
1 |
7 |
| 东周 |
春秋时期 |
295 |
8 |
635[3] |
3 |
6 |
| 时代 |
战国时期 |
255 |
|
4 |
2 |
|
二里头至西周时期，随着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城邑数量大为减少，但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开始出现无外郭城的都邑，可视为延至东汉时代的“大都无城”风潮的第一波。[6]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到了东周时代，垣壕城邑呈爆发式增长，成为城邑圈围设施的主流。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二个高峰期。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频仍，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城邑建造上方正布局、夯土版筑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
动态观察之二：各期最大面积城邑
这一中心城邑群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多个视角观察到，在对各区域各时段最大面积城邑的比较中，看得最为清楚（表2，图1）。图1
由上表和图可以看出各期规模最大的城邑随时间的推移，面积上不断增大的趋势，以及其中的突变点。
北方地区由前仰韶时代的6万平方米至龙山时代前期的25万平方米，增长缓慢，到了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4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石城——神木石峁[7]。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人口较多，农业发达，聚落面积也相应较大，在前仰韶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仰韶时代持续增大，到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8]。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最初的城邑面积偏小，由前仰韶时代的3.8万平方米，缓慢增长至仰韶时代后期的26万平方米。但龙山时代前期，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城[9]即已问世，早于中原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大型城址的出现。要之，由前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各区域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并存态势，进入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后期，城邑规模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进入二里头至殷墟时代，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显然进入了停滞期，除了广汉三星堆[10]外，缺乏超大型城邑，没有可与中原超大型都邑比肩者。在中原地区，无外郭城的中心都邑由二里头的大于3平方千米发展到殷墟的36平方千米，有外郭城的郑州城则达10平方千米。[11]据统计，“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约十分之一。从龙山时代到商早期，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12]，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态势，无外郭城的秦都咸阳的面积达48平方千米。[13]这昭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城邑群及其背后的华夏国家群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都邑是西周王朝分封的燕国都城——北京琉璃河城址，战国时期的易县燕下都逾32平方千米。在长江流域，楚国郢都纪南城则达到了16平方千米的规模。[14]如此种种，都是华夏城邑文化扩张的产物。
动态观察之三：华夏城邑群的空间构成
对东亚大陆的早期城邑做数千年的长时段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围垣城邑的分布地域，较之公元前6000多年前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城邑的分布地域，并无太大的扩展。从这些最早的城邑分布的北限看，前仰韶时代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即达到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一带已接近战国时期燕国城邑集中分布区的最北限。最早的环壕城邑分布的南限则在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城邑较集中分布的区域，再向南则偏稀疏；最早的环壕城邑的东南限达于钱塘江南岸，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城邑群的南限大致相合。到了公元前5000-前3500年的仰韶时代前期，最西的环壕聚落见于甘肃东部，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城邑的西限相近。这显现了城邑分布地域的恒定性。定居与农耕，应是构成城邑立地条件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一城邑集中分布的区域，也即后来的“华夏文明圈”，其主干可称为“华夏定居农耕系统城邑群”，或“华夏城邑群”。动态观察之四：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
纵观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垣壕聚落的发展历程，可知圈围设施的平面形制有一个从不规则到规则、从近圆形演变为（长）方形的轨迹。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的4000多年，可称为“环壕时代”。顾名思义，作为圈围聚落的围沟因地制宜，多呈环形，几无例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萌芽于仰韶时代前期甚至前仰韶时代的土围，乃至后来最早的围垣如澧县城头山[15]，由于源自挖建环壕的排除土的堆积，因而也呈圆形。甚至仰韶时代后期最早出现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邑——郑州西山[16]，仍呈圆形。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垣壕聚落普遍出现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度角者居多。
众所周知，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楚的是中原地区。”[17]
据最近的考古材料，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可确认的北垣和西垣有接近垂直的交角，复原起来的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18]因仅有初步的田野工作的报道，具体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是，这是年代最早的平面呈较规整矩形的城邑实例。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似乎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此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至多近于规整，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集中出自中原及左近地区。如新密古城寨[19]、淮阳平粮台[20]等城址所见。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1] 除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二里岗时期石城址、春秋战国时代一般城址外，对跨时段的遗址重复计数。
[2] 本文收录的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仅限已发掘或刊布平面图，或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对此外的石城址仅收录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者。
[3] 由于绝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仅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或调查简报，无法确切区分时段。
[4] 蒋乐平：《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2期。
[5] 张宏彦：《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6] 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9] 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良渚考古八十年》，文物出版社，2016年。
[10] 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2015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12] 史宝琳（Pauline Sebillaud）：《中原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和公元前两千纪的聚落分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35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杨理胜、闻磊：《艰辛四十载 再现纪南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6]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17]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2012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9期。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2016年。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