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二代的故事（五）八毛工
2023-02-16 22:19阅读：
八毛工
1976年夏天，在混乱的文革期间读了十年小学中学的我，终于高中毕业了。此时文革还没结束，虽然最疯狂、最具破坏性的日子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日益厌倦那种“斗争”岁月，但全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普通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勉强维持温饱，处处都得计算着过日子。这样的形势下，我，一名高中毕业生，完全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前途渺茫。
留 城
在那个全国人民响应号召，起来闹革命的年代，正常的生产早已停顿了，工厂不招工是常态，正如学校也停课闹革命，大学也没有正常的高考招生，只招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但是每年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该往哪里去？最重要的出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高中毕业的我们，面临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不管有几个孩子，中学毕业后都必须下放到农村去干农活，一直到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最小的那个孩子才可以留在城里参加工作，这就是“留城”的含义。所以，留城，是能在城里工作的必要条件，是那个年代天大的好事。
记得我高中毕业前，父母已经在操心我下放的事了：了解相关信息，联系下放地点，准备交通工具，等等。根据当时最高指示的要求，一般下放地点都是选在比较偏远的农村，但我那年由单位选定的知青点离家大约十几公里，和前几届毕业生比已经离城里很近了。
就在各种准备基本就绪之际，一起突发事件+政策微调，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安排。
先说政策微调：在我毕业前不久，政府关于知青下放的政策有了调整，只能一个孩子留城，这个不变，但给每个家庭一点选择权：可以自己家决定留哪一个孩子在城里。一般家庭仍然按照原先的做法：大孩子去农村，最小的孩子留城里。我是家里的老大，和别家的孩子一样，是要去农村的。只是意外发生了。
一起突发事件：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按惯例家家户户在吃完晚饭后，都歇下来在户外乘凉。就听长辈们在悄悄议论：一位住在我家前面一幢楼的同事的大女儿出事了，她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所以中学毕业就下放到当地偏僻的农村，住在村生产队长家里。这种安排与当时政策要求保护好下放知识青年有关。可是，队长家的儿子想要和这位下放女知青谈恋爱被拒绝，有一天就拿起家里的菜刀追着这位女生，非要她答应不可，她吓得跑回家来了。
家有女儿的家长们听到这消息也差不多吓坏了，大家一起紧张商议的结果，还是先让女孩留城吧，不管怎样，男孩子去农村不会遭遇此种恐怖的事情。
结果，那一年厂里几乎所有人家都选择一样：如果中学毕业的是女儿，就改成先留城；如果是儿子，就还是按原计划先下放农村。
就这样，我被幸运突然砸中了：留城。
临时工
人是留在城里了，但是工作的事没有一点影子。高我们4届的发小，是家里4兄妹中最小的一位，3位姐姐哥哥早都下放农村了，他在4年前就办好留城手续，但至今仍没有工作。这也是我的未来吗？
这时，父母单位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在工厂干临时工，和厂里的正式工一样的工作，只是每个工作日的报酬是0.8元，我们戏称自己是“八毛工”。其实那个年代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我父母都是几十元一个月，而且很多年没有加工资。我们能干上八毛工，基本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能为家里减轻一点经济负担，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一离开学校，我就开始了八毛工的生活。
一开始，我被分配到生产一线的一车间工作。一车间负责产品生产的前道工序，很多是要上夜班的，因为通常生产需要24小时连轴运转。工人们排成三个班次，一个班次上8个小时班，通称“三班倒”，也叫“大夜班”，其中下半夜的班次最辛苦；也有的工作只需要“两班倒”，不用下半夜上班，叫“小夜班”。
我在一车间干活的时间不长，因此当时的情景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只是由此联想到我妈妈曾经从事这种几乎是最辛苦的“三班倒”工作很多年，任劳任怨，一直干到八十年代她退休的那一天。当时的车间主任因此将只有10%的加工资指标中的一个给了即将退休的妈妈，以示奖励。有人提出异议，告到厂长那里，厂长理直气壮地说，如果还有人像老华（我妈妈）那样“三班倒”一直干到退休，我也会给他（她）加工资的。妈妈为此一辈子都很感激厂长和那位车间主任，在我面前多次提起此事。其实妈妈一辈子都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她所在的那个生产班组还曾经评上全国标兵，妈妈作为班长因此也当上劳模。这种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车间干八毛工只有两个多月，记得我毕业的那年暑假刚过，厂里劳资科的人找我，说要让我去厂子弟小学当老师，我一口回绝。那时，我一点都不想当老师。原因：一是文革十年，知识分子基本被打倒，各种宣传都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臭老九”，社会地位是最低的，而我心目中老师属于知识分子之列。二是我对当时的某些中学老师印象也不好，主要是上课随便应付，讲课效果不好，学生也不尊重老师，这些都影响了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评价。
见我不愿意去当老师，厂里就找我父亲，希望他说服我接受厂里的安排。如此一来，我只能服从，毕竟我只是一名日薪八毛钱的临时工，可不想因我的任性给父母亲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以后很多年，我心中都对这事儿存有疑惑：为什么会让我去当小学老师？我在内心里反复琢磨，当年比我更适合当老师的八毛工大有人在呵。有的比我早毕业几年，成绩也好，人更成熟，我只不过是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还有的家长就是高知，是南无江无的老师，他们比我更有资源，更有实力，等等。无论从哪一方面分析，都轮不到我去当老师。这种困惑几乎伴随我一生，总也找不到答案。虽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在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命运，促使我在后来高考志愿填报时报了师范类学校，我应该感激不尽，但这是多年以后才能看清的结局，当时我却是一万个不愿意当老师。
当老师
就这样，中学毕业2个月后，我从生产车间来到了厂子弟小学，当了一名八毛工老师，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一名男生，比我早毕业两年。几十年后相聚，提起这段往事，我俩都感慨不已，那时我才知道，这位男生也是被安排去的，虽然他一度离开学校回到生产车间，但是他最终还是在小学老师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并且退休，最后拿的是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比企业退休待遇好得多。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出发点。
在小学当老师大约只3个学期，能记得的事情也不多了。印象比较深的只有几件事情：
一是学生质疑课本内容。当年我教语文课，学生都是厂里职工的孩子，有次讲解课本上的英雄人物，提到具体的英雄壮举，有一个学生提出异议，我当时觉得有点意外，认为课本上的内容肯定是真实的，怎么会对此质疑呢？我感觉这个学生的思维有点特别。在那个人人思想都被要求高度统一的年代，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被动灌输式的，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习惯于相信一切，所以当时我对学生质疑课本上的内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二是评价学生聪明与否。文革期间，不管是工厂、军队还是学校，几乎所有单位都会成立文艺宣传队，用唱歌、舞蹈等形式开展全民宣传，即便如我们厂子弟学校，也经常要组织文艺演出，所以排练节目是常有的活动。有一位低年级的女生引起老师们的关注，因为她太有特点了。这位女生小小的年纪，舞蹈动作学得非常快，跳起舞来浑身都散发着聪明劲儿，那副灵动的模样，人见人爱。可是文化课的学习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几乎所有老师都觉得她学习起来特别笨拙，成绩一直很差，怎么使劲都上不去，跳舞时的聪明和灵光一丝丝都看不到了。好遗憾！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聪明与否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只是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特别聪明，在另一方面可能与聪明完全不沾边。这对我以后学会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一个人是一次重要的启蒙。
三是参加文艺排练活动。从小在父母单位经常看厂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内心里很佩服、很羡慕那些表演者。所以当学校组织小学生们排练节目，我经常会积极参与。最喜欢的是排练《洗衣歌》，这是那个年代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歌舞表演节目之一。学校曾经请一位部队的舞蹈行家教孩子们学跳这个节目，这位穿军装的舞者是厂里一位职工的弟弟，当年他在河南南阳的一个部队里服役，正好休假来看他哥哥。他的舞蹈动作，一招一式，阳刚和柔美并举，给人一种大气和唯美的享受，印象深刻。
在当八毛工老师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位“名人”——一位有着深厚家庭背景的本校女老师，她父亲曾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官至副部级，她的姐姐是上影厂的著名导演，她自己也是见识、才华和气质兼备。从她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体会到与高水平的人相处的意义。
记忆中，我和学校的其他几位女老师也相处得挺好，1976年11月，学校还组织我们老师去杭州出差，那时我刚去小学任教才3个月，那趟杭州之行的留影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相册里，很珍贵。
八毛工的岁月总共就一年半左右，但无论是在生产一线干活，还是在子弟学校任教，留在我记忆中的多是比较愉快的印象，在那样混乱而艰难的年代，能如此，应该要感谢老厂对职工子女的厚爱。工厂这个大家庭给予我们三线二代的温暖，永远铭记在心！
写于2023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