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出身贵贱之贵，即社会对所谓皇亲国戚、仕宦子弟的尊重（包括某些特殊待遇），除了时代无法摆脱的家天下因素外，实际主要是贵贵和亲亲之礼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不是这些人本身有什么可敬之处。同样，尊贤与亲亲之礼也会相互作用，比如对忠贤后代，朝廷录官赐爵、百姓敬仰眷惠，即使忠贤已逝或不再为官，此所谓“善善及子孙”者也（“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春秋》之义也）；这也是中国古代注重门风传统的背景基础。这样，在教育条件、手段极差的古代，采用礼教的方式，能够达到“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的目的，促使儒家所要求的以五常贯行于五伦，再推而广之的社会秩序尽快形成。当然，我们今天的教育条件和手段已极为丰富，礼教的方式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再适用，但不能因此以今非古，同时，避免妄乱以安民之情、“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的目的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在家天下的时代，尊卑体系最上端的君王，如果无德昏暗，不行于仁、不笃于义，则如何维护以仁义、贤德为核心标准的等级秩序？孟子认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这是说，为君道（包括立德修身、尊贤礼士、推行仁政）是可以成为君王的前提，如果悖道而行，则百官、百姓亦争相效仿，“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下将趋于混乱，此时，贤德之臣应竭力劝谏君王改正，若其一意孤行，势必最终发展到贼仁、贼义的程度，那么君王也就成了“残贼之人”，即“独夫”，对独夫天下人可共诛之，然后改朝换代。这是在民贵君轻思想下，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终极被动调整，但这种终极被动调整对百姓、国家的伤害很大。因此，西汉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一体论，假以天象时时告诫君王常怀警惧之心，这样除了人臣劝谏外，又增加了更有威慑的力量—天谴、天罚、天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君王修德的自觉、自省和警戒，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违反仁义过程中及时主动的调整。这种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再加上尊贤以德序、长幼（亲亲）以齿（年龄）序、贵贵以爵（官职、爵位）序的尊卑体系，就构成了儒家相对完整的等级秩序更替的辩证伦理观（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其他等级秩序的伦理观相比，是相对完善
那么，在家天下的时代，尊卑体系最上端的君王，如果无德昏暗，不行于仁、不笃于义，则如何维护以仁义、贤德为核心标准的等级秩序？孟子认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这是说，为君道（包括立德修身、尊贤礼士、推行仁政）是可以成为君王的前提，如果悖道而行，则百官、百姓亦争相效仿，“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下将趋于混乱，此时，贤德之臣应竭力劝谏君王改正，若其一意孤行，势必最终发展到贼仁、贼义的程度，那么君王也就成了“残贼之人”，即“独夫”，对独夫天下人可共诛之，然后改朝换代。这是在民贵君轻思想下，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终极被动调整，但这种终极被动调整对百姓、国家的伤害很大。因此，西汉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一体论，假以天象时时告诫君王常怀警惧之心，这样除了人臣劝谏外，又增加了更有威慑的力量—天谴、天罚、天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君王修德的自觉、自省和警戒，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违反仁义过程中及时主动的调整。这种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再加上尊贤以德序、长幼（亲亲）以齿（年龄）序、贵贵以爵（官职、爵位）序的尊卑体系，就构成了儒家相对完整的等级秩序更替的辩证伦理观（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其他等级秩序的伦理观相比，是相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