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8（唐朝篇1）
2023-07-09 08:33阅读：
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7（汉朝篇3）
（六）
唐代道、佛兴起，统一价值观离散，朝廷无力，藩镇自专
前面“儒家治道的发展脉络”中述及，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儒道衰微，终酿天下大乱，遂被迫南渡而成南北割据；至北魏、南朝，传授渐殊，北学守崇儒之旧而疑新，南学喜老释之新而得伪（旧与新皆针对天道之旨）。一方面，因北学与南学不同的人心凝聚之功，既形成了南朝终为北朝统一的结果，也造就了隋唐名教之兴。另一方面，南北统一也造成了南学之伪的广泛融入；由于学术界始终惑于自然观而未能正本清源的累积，使文帝后期主动崇奉老释、排摈儒学，更张了由北魏至周（尤其是周武以来）重儒教、抑老释的治道取向，又直接促成了隋唐道学、佛学的再度兴起。《隋书》从开皇初“诏天下劝学行礼”，务以德代刑、褒奖义行，并征召名儒，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到开皇9年诏武将之子“俱可学文”、功臣子弟“各守一经”，曰：“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隆兹儒训”；再到开皇20年始属意释老，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
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及至仁寿元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记述了文帝从尊儒到转崇释老的历程，遂有“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的心失执守之变化。
唐初，既承两晋南朝以来老、释之遗风，又有北学守旧之延、魏周至隋初的名教之振，以及仁寿以下的南学复起，导致学术之风反复相杂，使草创于战乱的唐帝国，儒家德与道规范的统一性总体上仍较弱。直到武德9年，太宗即位，才开始对价值观规范进行整理，不仅自身率笃仁德中适、擢拔儒臣施治，且诏民间不得私设妖神、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同时以孔子代周公为“先圣”（主享地位），进一步提高了自东汉以来国家祭孔的礼仪规格（东汉明帝定制：周公为圣、孔子为师；这是由于汉代以儒为古学，盖以《周礼》、井田之制皆属周道，故武德继之。但以儒学为治的关键在于《中庸》，孔子发之而孟子实之，士人修治则本于六经，故贞观改宗孔子，之后历代相承不改），以强化儒家价值观的统一。太宗文皇帝博史通今，深察前代兴替之由，故明于尊贤任能、察征考建之要，因能拔贤才、子庶民，明是非、不恕恶、不妄求神仙之术，而精于仁政治道。作为个人，虽“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硃，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毁巢之祸临，焉再念尺布之遥耶？此以文帝待淮南为比）。而作为天子，其顺承天意民心之诚，爱养百姓以成能群之志则拳拳于天下（天子躬亲表率，仁于自家者义小，仁于于天下者义大），故任以天下之心为心，前拨逆乱反正于隋末倒悬之秋，后振国运兴起于天下凋敝之际，遂能数载即除突厥之患。太宗为政：
崇德重义、敦本名教：武德四年，海内初平，即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与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夜分而罢；重仁德教化，知名教之义大：“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旌表前代志在匡正、奋不顾身的死谏刚正--崔季舒、郭遵、封孝琰等，而赞其忠直、量叙其后；贬斥隋朝借势营私、煽祸助乱的宠幸近佞--宇文化及、智及、裴虔通之流，因除名流配（未死者）、禁锢子孙（这种株连确实不当。但宇文化及、裴虔通等，先是逢君助乱兴祸以长君之恶，而后又借纷乱之势、倚近幸之资构逆弑君欲图王霸之业，其凶残诡诈绝非“君不君则臣不臣”的汤武济世之诛伐，故太宗才发“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之言，与其所谓“若以主之无道，何为仍仕其世？既食其禄，岂得不匡其非？”一致；这是为臣的常道。此常道应用于君王虽有过失，但未大至残虐天下之前；及无道至残虐天下，则儒家要求“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即不可再仕其朝，这就到了董仲舒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之非常道的汤武革命时段。常道与非常道适用于不同的时段和人群，从而形成了家天下时代日常劝谏与终级调整的不同规范，取舍也在以天下之心为心，而笃义之大者）。贞观7年，颁新定《五经》；11年，修定《五礼》，尊前代贤哲、名儒，用其书、录其后；14年，幸国子学、观释奠，亲释《孝经》：“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耶！（太宗作为人君，自然强调儒家立孝以扩至弘仁、修齐以达于治平的一面，虽为突出家国同一之规范，但其“扬名显亲”之说则仍牵强）”并屡谕群臣直谏：“孔子称从父之命，未为孝子；故父有争子，国有争臣。若以主之无道，何为仍仕其世？既食其禄，岂得不匡其非？”可见帝知儒家孝与忠之义合、忠与直之本同，故鼓励群臣以直谏立忠于朝。
率先垂范、从谏如流：立为皇太子后，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天下大悦；即位后，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贞观二年，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而不许营建宫阁，知国家艰难、担心靡费。对诸臣极言之谏，能“闻善若惊”，悦以从纳，可谓“闻过即改，从谏如流”的典范，由此亦可见帝明悟仁德中适的根本之深（及时汇聚更广泛的信息、集合更高深的智慧，由兼顾求适以为取舍，遂能明辨更深层次的是非）；晚年虽有不克终之渐，然足以秩一代宏规、立圣君之楷模，故史称：“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从谏如流，要在听断不惑的取舍，根本在深明德道而诚信率笃）”
尊贤爱才、竞德为先：选人以德、不赦恶逆，而对牛方裕、薛世良、唐奉义、高元礼等前朝构逆除名流配；授命以能、任人为诚，而使屈突、尉迟等仇敌者愿倾心膂，马周、刘洎等疏远者卒委钧衡；即位之初，就重禄于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国家功勋，而降宗室封郡王者并为县公；并多次诏各地举孝悌淳笃等贤德，传诣洛阳宫亲试…。太宗用人“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论人重其德之大者，拔才选其术之长者，使贤才上下无争、甘于效命，故能“割政分机”、人适其用，因此，《旧唐书》论之：“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同时，尤重竞德之选，如许敬宗辈，虽是当初文学馆之宾，然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洎等，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才学，则敬宗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
爱民如子、均利宽刑：完善武德以来的均田、轻租、减调的同时，贞观2年，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贞观3年，诸州置医学；因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之所；且屡宽刑典，帝尝云：“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本者，义理也；可见，太宗深明法之立、执，必以体现德道义理为正）？”贞观5年，又以金帛购因隋乱没突厥者中国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贞观13年，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等。
清厘是非、精求中适：知恕恶姑息必伤良善：“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贞观3年，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精于治道，故笑隋文帝事必躬己，不能选贤任能，以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而言与诸臣：“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足见帝明行政追求必合于德道宗旨，才可表率同一、涵养能群；知察征观听必广视角与层次，才愈见事物之全面与长远，可谓深明是非互动相成之理，因以治民理政皆能笃合中适之道。
经济方面，太宗在武德度田均授和租庸调税赋法的基础上（丁授田百亩，二作世业，八为分口；租：田租丁岁二石，庸：丁岁役二旬，调：岁随乡土所产，纳绫、绢、絁各二丈兼调绵三两，或输布二丈四兼麻三斤），锐意于劝教安化之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失劝导者以减户论。配租以敛穫早晚、险易、远近为差；庸、调输以八月，发以九月。同时输者先远民，皆自概量。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同时着眼防患备荒，诏建义仓：“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后各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大大改善了民生受灾害的影响，故而经济恢复很快，“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与汉兴之不同在于，初唐正逢兵事方殷之际，武德、贞观以来对产业规模的持续涵养，使四方征讨颇得人心凝聚之力的同步支撑，实现了战力与物阜相维的发展。论初唐速兴能达历代之冠，就在于任官选拔竞德与产业资源均利秩序的深度相维与同步并行（汉代拔人竞德虽始于孝文，然资源均利的均田里保则成于孝武末年）。从唐初之均田彻底对物质由匮转盛所起的促进作用，可充分认知儒家资源财货在于均利的经济秩序，对促进国民凝心聚力、同向进勉的辅助作用之大。
归纳贞观之政，太宗能立身以义、率笃垂范，俭己厚民、广行教化，选才以德、任人为诚，察征庶务、清厘是非，不为苟且，不恕恶姑息，可谓尽握“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拔人竞德、财货均利为秩序”的儒治之精要。《旧唐书》尝赞贞观儒学之盛：“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这里注意，唐史所称者，儒学也，并非儒术；而太宗对儒术亦多所疑。其于贞观称“儒学”在德笃与教兴，嗣高宗则称“儒术”在始转向礼法措施而不及其根，反映了史家正名之异；虽言广义的儒学包含儒术，但比较唐太宗与汉武帝之所重，仍可知儒学与儒术之不同。然宋以后，基本混淆）。是以俊杰辈出、忠贤当国，贞观气象，蔚然可观，王珪尝论时贤臣之茂：“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说明了贞观之治的根本在用人得当，而用人得当之要在清厘德道之内涵而竞拔。由于初唐竞德拔人之得当，使朝廷庶务能尽求中适之精而使上下和悦于同道，从而使率笃与教化广泛涵养了家国同一秩序，充分汇聚壮大了全民的能群之力，大大加快了国家由衰乱转入兴盛的速度；而科举的兴开，也使儒学氛围愈加浓厚，所以，使社会的统一价值观规范得以加强，士民俗德之化进一步深广；在国家率笃广行仁政之下，其促进的民风大化，不仅体现在一朝断狱寥寥，几致刑措，以及出现了“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焉”的盛世局面等方面，还奠定了其后数代的俗德淳厚（百姓知取舍去就的是非基础），故贞观治政对中唐以前的风化影响巨大，一直持续到开元。
但是，自汉末以来对儒家自然观，特别是天人感应之儒术（天象灾异的神旨解析及应对之法）的质疑并未减弱，而太宗本人对儒术之说也多所存疑，尝论神仙虚妄：“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诚然，以天象解析上天神旨确属神仙虚妄之论，但儒术理念是为了促使人君自戒自省的常态化，故宋富弼云：“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若以其为虚妄，则对明君与昏君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两者差异在于儒家治道本质认识不同）：太宗能认清儒家治道以能群构筑国家实力的正确性而不受扰于儒术，故谓神仙虚妄；高宗因之，却愈加放纵懈怠而不再警惧修省（在太宗神仙虚妄的影响下，高宗亦尝曰：“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于志宁亦谓高宗曰：“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于人事。陛下发书诫惧，责躬自省，未必不为福矣”，然而却成了高宗看轻灾异警诫而自我放任的托辞。所以，儒术的实际作用，在于时时警惧昏怠之君，使之收敛肆志、不敢妄为）。由此亦可见，太宗已意识到应将自然领域和人伦领域分开认识，只是未暇梳理而仍较支离，既知儒学的仁德中适为人伦秩序之能群至理，也不必以天象灾异为天神示君之兆（天人感应论的核心意义在其伦理观，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的天人关系和予夺逻辑。其异象解析旨在劝诫人君修德省政）。所以，世人对儒家自然观的怀疑态度，并未因贞观的尊儒而弱化，但因大多数学者尚难以区分自然和人伦领域的认识之别，故而对自然观（天道）的探寻，又走向了结合人伦对自然本原规律的再诠释（仍普遍认为人道确与天道相关，只是并非儒术而已）；而在南朝以至隋的遗风影响下，使这种再诠释未及出现任何实化性变化，就又复转回了虚化方向，直接促成了道家及同样尚虚且倡导清静无欲之佛家的再度兴起。然而，后帝和百官却鲜有太宗君臣以儒学哲理淳化人伦秩序，而不为其异象解析干扰的睿智，故受自然观变化的牵引，使贞观去老释杂扰而笃立儒学之功，在广获认同且大见成效之后，却被后代诸帝以老释杂治侵削浸蚀的日甚一日，遂再次曲变了原本已见清厘的儒学治道；尽管后帝多有云凡事“皆依贞观故事”者，却无一能实返之。
另一方面，唐代（不仅在唐初）耳目察宪之官不重，御史台总宪御史大夫仅为三品，远比不上汉代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能起到“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以职相监”的作用（清代都察院左都御史亦从一品）。并且安史之后，御史大夫又多为方镇节帅兼领，虚化了朝廷监察，唯示以推诚之恩。虽然唐初的监察体制并不强，但幸有拔人竞德之精的弥补，诸如房杜、魏征、王珪、戴胄等一批贤德刚正之官能得以重用，才使贞观成为唐代监督最完善（尤其是对君权）的时段。但即便在贞观，即便以太宗之圣哲，随着功业渐显，依然展现了人主自察己过之蔽，及规诫君王肆志之难（根源也是家天下的君权至上）；贞观10年，魏徵见帝意始有所忽，因谓帝曰：“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谏者悦而从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帝惊曰：“公何物验之？”对曰：“陛下初即位，论元律师死，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曰：‘赏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人使谏也。后柳雄妄诉隋资，有司得劾其伪，将论死，戴胄奏罪当徒，执之四五然后赦。谓胄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滥罚。’此悦而从谏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言‘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臣奏：‘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讪谤。’于时，陛下虽从臣言，赏帛罢之，意终不平。此难于受谏也”；帝悟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觉耳！”然其后仍屡有不自觉之发；13年，魏徵继续极言上疏“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顷年以来，浸不克终。谨用条陈，裨万分一”，因上论“不克终十渐”；疏奏，帝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由此可见贞观之时，以魏徵为代表的直谏之臣所起的作用之大，其后诸贤直相继辞世，在监察体制弱化之下，帝之肆志苟且，再难得及时匡正，以至渐失纲常之守、多任好恶之情，弃宽宏而转猜忌（因魏徵尝密荐杜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并手诏停与魏家之婚。杜侯二人皆误于承乾，与徵何干？帝不悟察本、罪己，反务诿过，颇失君人之明；如此是非逻辑，又如何再直面玄武门？）。《旧唐书》为之叹息：“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
对百官的监察则更重体制建设与清正选任，贞观也只是靠重用三、五贤直之臣的引领，才使监察未致大疏，故贞观朝虽时有逆乱，却皆能平于初始而不致渐长坐大，其中最大的要数承乾、侯君集之变。但这是以太宗个人之聪慧弥补体制之不足，若无体制保障，焉能长远？且体制制度，亦不可脱离或模糊所贯彻之德道宗旨，否则也难得其实（体制与贯行体制之清德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而其后出现的老释之杂，又害于拔任之竞德、执事之恪守，遂使唐代在体制建设和清德选任这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监察的核心作用是对官员个人笃德和贤能的察实，对官员德贤的察实，需经“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等诸多环节的持续考察。只有察实与荐举相维，才能清晰所荐举者之德性才智；只有察实与功绩相印，才能探究所获功绩之是非利弊（长远与眼前）。同时，负责监察举刺之官的素质主以清德与正直，鉴别与选拔相对易于百官比贤竞德（其清以境遇、志行、亲友态度等，其正以性格、好恶、思路取向和官声等；但管辖内容也须从低至高的历练与考察），故有以易助难之功（若舍其易者之助，而望得其难者，即便在德道清晰之下，也非有太宗之睿智而不可为）。应该说，武德、贞观朝兵事方殷、征伐不断，且天下草创、人心未齐，对监察之责确多掣肘之处，也无暇系统强化；但随着国家的安定，本应从体制上全面强化监察监督，可后代帝王却因老释思想的融入，不仅未对监察体制进行有效的改进和提升，反而更趋放任（安史之乱以后亦然）。《旧唐书》记载，德宗曾问李勉：“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状乎？”对曰：“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唐天宝以后，朝廷失于监察举刺，帝自蔽耳目以求清简，遂惑于奸佞至深者，基本如是。
前《中庸》九经已述及，君王“敬大臣”，一是择贤选能，诚心委重，大胆使用，所谓“官盛任使”；二是总揽大纲，审观其效，辨其得失，以佐纲纪之偏；三是得其益者勉励、推广、褒奖，察其失者指正、匡复、加罚。这是“劳于论人”的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而“劳于论人”，又是君王“逸于用事”的前提（劳于论人的审辨其效、监察拔黜，与前面说的天子之专相互关联而又不同：天子之专主要强调管辖内容、层次上的正名，而后者则主要是用人和监察体制设计运作得当的问题）。比较唐太宗和杜黄裳对帝王用人的各自论述，可以看出，初唐与中晚唐朝廷用人的变化主要是理念变化导致竞德模糊和监察缺失，监察缺失又进一步加剧了选任失德（详见十（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概括为九经：4）君王要“敬大臣”）。论汉代，不仅监察权重，且多设部门相互稽核，牧守虽可自择僚属、三公虽得自辟公府，但却被多重察核制衡贯穿，更为重要的是德道清晰及选拔竞德的保障有效，故有“官得其人，鲜有败事”的效果。而唐初尚有部门之间的稽核相制，如朝廷中书与门下“本拟相防过误”、“相正以否”（对掌稽核），地方军政“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但至天宝，因人君求简厌谏，宰臣倚信专权（稽核之制遂虚），地方则“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外任权重无比，使唐代在举刺监察本弱的同时，各级实官（包括朝臣和封疆）权力又少了类如汉代的稽核制衡而总政于一人。这种失衡性设计在安史之后，不仅没有使肃、代至德宗诸帝感到隐患祸端的危险，相反，还作为对臣下的倚重推诚之道而加以推广、提倡。至德以后，中原各地刺史亦循八节度使例，“受节度使之号”，普遍加大军事委任之权；大历2年，代宗曾下诏：“汉制：中书令出纳诏命，典司枢密；侍中上殿称制，参议政事。魏、晋已还益重其任。职有关于公府，事不系于尚书，虽陈启沃之谋，未专宰臣之称，所以委遇斯大，品秩非崇。至于国朝，实执其政，当左辅右弼之寄，总代天理物之名，典领百僚，陶镕景化。岂可具瞻之地，命数不加。固当进以等威，副其佥属。其侍中、中书令宜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升入正三品”。前代职重权轻者，在分机而核、定制相稽之设故也；但唐代去稽核而委权实，且虚化监察，致各级主官的察劾之微、委权之重愈难制衡，加之德道杂乱、人不见远，所以，也就使无为致乱贯穿了整个唐中后期而再所难免，且无力匡正，究其根源就在于诸帝在受老释之杂扰下，总以委权实重为“推诚”，以分稽制衡为“不诚”（这种推诚在儒家，则是背离中适的放任）；这也同样是唐代弱化监察的理念根源。
高宗即位之初，尚能“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然却无太宗明德笃道之深睿，为政求功用、拔人重术能，始薄儒道，而重文吏之选，遂难以从德道层面驾驭人才选拔与国家政治，故自登极，就颇重律令、礼法之修，永徽2年“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4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贞观14年修订），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显庆3年正月，太尉、赵国公无忌等修《新礼》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五十九篇，诏颁于天下（后与《贞观礼》并行）…，足见帝于饬律修礼可谓至矣。但却不知文礼为教，德道是根，只有率笃为导，才有臣民之化，而非以之修饰言行；修言饰行必难实化，则万事难见其真、莫辨其伪。亦不明律令是规，必以德化之人执司，才能守德道之途以达成其规之用，既非应规为用而不辨道途，更非以诈伪合规以成其用；若以作应其规而务求用，则将以法害性、因用悖德，后害必大。永徽初，高宗尝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诏称旨；帝喜曰：“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既表明了高宗重法为治的执政倾向，也反映了其对中道理解的浅显，强调用法折中而不论其罪，与任德为治、辨兼顾之适为中的贞观相去已远（太宗云“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其求中在兼顾之理的适当）。显庆末，初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又征讨四夷，厩马有万匹，仓库渐虚，张文瓘因进谏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养，养之逸则富以康，使之劳则怨以叛。秦皇、汉武，广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士崩瓦解，户口减半。臣闻制化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陛下不制于未乱之前，安能救于既危之后？百姓不堪其弊，必构祸难，殷鉴不远，近在隋朝。臣愿稍安抚之，无使生怨”；虽曰“帝深纳其言”，然既不止兴造，也不停征讨，只是“节减厩马数千匹，赐文瓘缯锦百段”。如此纳谏（不能率笃，只为修饰），必起逢迎相竞，以致物议喧腾、是非无准，于是政求疏简之心生，而老释之说复兴矣。《旧唐书》所谓“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根源正在于此；贞观之道由是入歧。是非难通中适为本，徒增爱恶不由于义断，毁誉遽逐于情移的成分，遂借房遗爱谋反而冤陷兄弟宗亲（先是枉杀吴王恪，之后又配流江夏王道宗），亲亲之义当如是乎？又信用李义府、擢拔许敬宗之佞类，终使褚遂良被贬、长孙无忌衔冤，为国择贤岂如此耶！及其移情武氏，王皇后被废，终立武氏为皇后，北门学士尽得重用。自诛上官仪（麟德元年12月），“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已而从皇后之请封禅泰山，帝愈发重道尊神，不仅追号老君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相传老子姓李之故也）”，且至永淳关内大饥，“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之际，帝仍造奉天宫于嵩山，又造万全宫于蓝田。上元以后，帝染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于是纲常即紊，又加教化疏离，进一步杂乱了德道，选拔以功利术用为任，遂使忠良胁肩、奸佞得志，《旧唐书》叹之曰：“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民生方面，虽继续贯彻前代的均田及租庸调制度（“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及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既用事，役费并起”），而征战（高宗期间，屡征辽东包括高丽、百济、新罗，而与吐蕃、突厥亦战端频开）、兴造之扰既多，且高宗朝因拔人之失，少了贞观时期着眼长远与全面的未雨绸缪，使北方民生困境有所增加，主要表现在对灾害的应对上。从贞观23年8月“河东地震，晋州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余人。…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的有条不紊；到总章2年7月剑南益、泸等一十九州旱，百姓乏绝，“遣司珍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的尚能有序；再到永隆2年8月“河南、河北大水，许遭水处往江、淮已南就食”的被迫远徙；最终到永淳元年正月以年饥，“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4月幸东都，“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自隋开皇，就有关中遇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之例）；6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的救助乏力，其应对灾害能力不断下降，民生困窘日益深重，遂使“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的局面出现于盛世。之所以高宗朝赈灾无力，除了兴造、征伐不断外，更主要在于朝廷远虑不足，仍以为关中号称沃野，而未能预见“其土地狭，所出不足”的弊端会随畿辅人口规模和物力需求的不断增长而日益突出（此时已非隋末唐初时可比），是以迟迟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完善漕运及相关仓储，直到开元才渐得解决，如开元15年“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及至裴耀卿为京兆，逐步改善了漕运，关中的灾害应对能力才得以大提升。
论武后称制，虽前有“二圣”共治之名，后有李弘、李显之失道无能，然毕竟中宗未见大失而遭黜，睿宗既立寻又被废，突显了篡夺之意（并非如当年王莽那样顺理成章），势必激起较大范围的反抗，从徐敬业，到李冲、李贞父子；武后若明中适之理，则应只诛首逆而安抚宗亲及旧臣，何至“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足见其以威吓求治且务求急功之甚，而不悟人心之本。同时，比高宗更信神兆，遂为小人所欺，垂拱4年4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一方面，既以威权临下，又不吝赏赐官爵，希以功利之恩威并施，可获得拥戴（起初对治道认识尚浅，以为无非威吓、利诱而已，但武后聪慧，故其后能有“圣情发寤”之变）；另一方面，全面加大对谋反的监察力度，又被别有用心的酷吏利用，致使忠贤文武被诛者不可胜数，进而导致的忠奸混淆和用人失当日益普遍。直到万岁通天后，武后才始有觉悟，渐明国力必以民生为本，忠奸须以德义区分；倘若求功于急切，则所拔尽是功利之辈；倘若强一己之欲甚，就难免被佞小牵引为成欲而作奸，终使自己看不清真相、不知臣意民心，陷入危亡不觉之中。是以出现了为政从严苛转向宽缓的变化，故有“古人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之谕；前期被诸武、酷吏以谋反、同反冤陷之家，其近亲属亦皆或削职、或流放，至是以“苟有材干，何恨微累？”谕免其罪，“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遂有来俊臣、周兴、侯思止等酷吏伏诛，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魏元忠、姚崇、宋璟等诸贤得拔。圣历初，武后问侍臣：“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姚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武后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姚崇；可见武后此时与革命之初的心态变化。同时，遣巡察使各地察访清德，如刘守悌、裴惓等皆以清德为巡察使所荐，俱授畿县令，又同为尚书郎，悉有美誉（守悌后至陕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知薛怀义之恃宠，因以执苏良嗣之直理；虽近幸张易之兄弟，尤能辨白魏元忠之冤诬，故《旧唐书》亦赞之曰“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且武后亦重修文，屡召文学之士令撰各类文集数百余卷，除《玄览》、《古今内范》、《孝子列女传》、《乐书要录》之类经传外，还纂定各种操守技要，如《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范》等，其中《兆人本业》后经李绛删定，于文宗朝敕“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遂颁行天下。之所以有所谓“圣情发寤”的转变，是武后能以其聪慧，通过对比贞观，渐明为治根本在人心，凝聚人心在任官之德与民生保障，故在官员选拔及民生抚恤（包括灾害应对）上，都出现了向好的变化（好于高宗时）；但对中适的把握及谏言环境，仍远不及贞观，反映在对边夷上，不仅战乱不绝，且累为贼欺，以至反助突厥强盛。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六）唐代道、佛兴起，统一价值观离散，朝廷无力，藩镇自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