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唐代选举2
2023-10-19 08:56阅读：
上接：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唐代选举1
前已述及，论汉代职官设置，不仅监察权重，且多设部门相互稽核，牧守虽可自择僚属、三公虽得自辟公府，但却被多重察核制衡贯穿，更为重要的是因儒家哲理清晰，使德道纲常明确，从而保障了选拔竞德的有效，故在以价值观操守与监察稽核措施的经纬并用之下，取得了“官得其人，鲜有败事”的效果。唐初，尚有部门之间的稽核相制，如朝廷中书与门下“本拟相防过误”、“相正以否”（对掌稽核），地方军政“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但从开元后期，因人君求简厌谏，任人转以好恶，宰臣倚信专权，稽核监察之制遂虚；地方“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外任权重无比，使唐代在举刺监察本弱的同时，各级主官的权力（包括宰辅、部要及封疆）又少了类如汉代的稽核制衡而总政于一人。这种失衡性设计在安史之后，不仅没有使肃、代至德宗诸帝感到隐患祸端的危险，相反，还作为对臣下的倚重推诚之道而加以推广、提倡；并以汉代职重权轻为非，却不明其权在纲常职守之内不轻，只有出离职守，才会因分机而核、定制相稽导致受制与掣肘（这也是监察稽核的目的所在）。而汉代行政效率仍能保持高水平运行的关键在于其德道纲常的统一性；但唐代却因老释杂扰致纲常离乱，故分机而核、定制相稽会造成普遍的掣肘制衡，当然大为减低行政效率。唐帝不究根本以调正纲常（价值观统一），反转向去稽核而委权实，如此也就使无为致乱贯穿了整个唐中后期而再所难免，且无力匡正。从中可见，在老释之杂下，因价值观离散，行政为求用而愈发弃本的历程（弃本求用日甚一日）；其以委权实重为“推诚”，以分稽制衡为“不诚”，然却不知求治任官之诚当立足社会性而非个体性，故唐代这种推诚，在儒家则是背离中适的放任。
百官升黜，在于考功铨选。唐代虽设立拔贤竞德之体制，广
开取士之途，但在德道杂乱之下，政求清简，遂始终未详置治理经纬（纲常与任官），也未合理设立官制（监察与稽核）。其实，因初唐之盛，土扩业兴，导致无论稽核监察、劝进教化，还是边地建设、产业开发等各领域，都存在对贤才的巨大需求，高宗却因老释之杂自障其目，视而不见，使这些领域长期处于“有事无业”的状态。显庆初，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尝疏言：“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余，不虑其少”，可见，即便按初唐官吏总额计，平均每年亦皆需新增约五百人周转，本可与科举、功绩等仕途相维，而且随着国家从草创步入正轨，人口会逐步增加，众多政务需进一步详明，官吏需求总数肯定会随之增大；然刚及高宗朝，就出现了选员远多于官职的局面，至显庆“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原因在于高宗不明儒学的治道根本，轻德重术，导致选官不以德行为先、再历实务，而是求实务处理之快，以图上之清简，遂转而看重所谓通文律、有吏能者，而仅以科举为第应故事之形式，故使异途以至流外得拔者，大大抑制了正途
（其员既非三学科举生员或地方秀异举员，亦非军功或卓异之吏，刘详道疏言：“永徽已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又言“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岂今人之不如昔人，将荐贤之道未至？”）。造成这一局面除了治道因素外，还在于官制体例的求简（根在政求疏简），一则荐举过滥而不得其实，对正途的冲击较大，可知贞观选人规范并未被遵循；高宗末，魏玄同尝言时荐举之弊，既在缺乏察实而总权于吏部一家，又因举主之滥，疏曰：“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伏愿稍回圣虑，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于是，“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举人庸滥而致所任非人之势，难以遏止。二则缺乏详实政务的梳理规划和编制安排，至政疏而务无官理，兆现而由不及察，既失节点监防，又少劝化布设（以至祸乱频生），从高宗隳废学校即能看出其对劝民与教化的认知肤浅，由此可知其不明为政根本在于促进能群合力，国家强盛更依赖能群的广度与深度；遂不知政务首在教化，以为政务只在租赋、刑狱、兵事之类的庶事，且求以无事为尚，从而使唐代选员过冗（职少员多）的格局始终未得扭转。其间，从以僻书隐学为判目，谋求黜落，到广增员外厘务之官、吸纳势家子弟，再到循资排辈、不论贤愚，多以安众为务，而少拔精之制，更无职官体制的再完善，是以虚辞、请托之弊日重，颇使拔贤流于形式，而失考实竞德之宗旨，以致祸乱不息。中唐以后，官日众以应务于苛取，兵益多却内耗于藩镇，则反映了老释杂治之致乱，导致朝廷迫于无奈的急功用。
前章曾述汉代由荐举之选拔制，“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即选官应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渐拔其大者，以层层上选，是以乡里州县举贤良方正，郡司公卿连辟公府，皆缘德试能、以小渐大，一官升黜，绩联多方、关评甚详，颇得先德而后才之义。如此复杂的选任，还需充以监察其实；而在唐代虽取士有科举、乡贡之形（但乡贡并非汉代以父老民声上达而来），任官有铨选、荐举之制，但杂老释而致德乖之下，一切以简为能，遂举皆官举且举主过滥、选则总权于吏部；是以“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即觅人举己），而吏部“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遂无考其德、大失其实。所以，唐代虽备考举，却计用不详所竞之德绩，亦未究选格之层次，任官不重督责选精，入官亦趋循年论资；加之荐举冗滥，员多职少日促，嚣嚣奔竞愈彰（自高宗，总铨于吏部的选任格局，只在开元初有所破除，然未几复旧）。唯制举用于超擢，尚得结合台府察访，由帝王会阁要亲选，然因其智虑而损益的跨度，竟能到奸贤混淆；根源皆在老释之杂对儒家经义的偏颇混淆，以及对治道的求简懈怠，包括道家的无为清简和佛家的姑息恕恶。
“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以上可见，铨政总于吏兵二部，选毕则上之中书门下（五品以上不试，六品以下试书、判），省审之后，上闻取旨；其法，身言书判四事只是表面，唯德、才、劳能及实质，却难以一部通察核实，故朝臣屡有非议。然而，德本为首重，却因德义不清，而总流于形式；才，与前代亦有所异，前好诗赋文学之才，后重聚敛削刻之术（迫于藩镇乱起后的用度需求）；德浊、才异之下，劳必难再守安民强国之主旨（如劝业化俗之绩、战守保境之功等）。
初，铨法简而任重，仕者亦少，而太宗尤重竞德之精，故而许高阳（许敬宗）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太宗尝谓侍臣曰：“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可乎？”而魏徵以为长浇竞，又止（然至高宗，敬宗竟得重用而至宰辅，且自举也日益兴起，可知两朝拔人所竞之不同）。至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祎，仁祎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同时，高宗又慕释老，渐德暗道偏，虽密立铨法，但已难求实效（之所以总铨于吏部，也因铨法之密，而使人君以为可从选务中脱出而无忧；然铨法是形，竞德清晰、察核到位才是实），上既重才术、轻德行，下必为求进不择手段，卒使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良遭枉构，而李义府、许敬宗等奸险得重用，《旧唐书》尝论二奸曰：“及属嗣君冲暗，嬖妾奸邪，阿附豺狼，窥图权轴，人之凶险，一至于斯。仲尼所谓「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
武后称制之后，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时李峤为吏部尚书，采取广设员外官的方式，以吸纳势家子弟，史云：“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武后之初，既以威权临下，又不吝赏赐官爵，希以功利之恩威并施，可获得拥戴，加设试官、广置员外郎，都是其不吝官爵的表现（然官冗且价值观不一，必致政乱，遂使李峤复悔），反映了其初对治道认识尚浅，以为无非威吓、利诱而已，然以其聪慧，遂有其后“圣情发寤”之变，故来俊臣、周兴、侯思止等酷吏相继伏诛，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魏元忠、姚崇、宋璟等诸贤得拔。
中宗昏聩，吏治败坏。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唐代之所以出现这段混乱，不仅因中宗无能及德道乖乱，更在诸近亲对武后的效法，而多萌逐鹿之心。虽然此时去贞观德清道明之日未远，然俗德风气已千疮百孔，论其之初起，只是以为轻德重术更利于务实（高宗），于是德化日益成虚，而以术肆志之用，日甚一日，至险酿社稷倾覆之祸。故人君一旦肆志而轻德，重法任术就成了当然之选，继而趋利不避其害、视近无见于远；是以当政者须知义不可失之须臾、教不可辍于一日；《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还须明于能群哲理、悟透中适逻辑，才可能“治于未乱、保于未危”。
玄宗即位，励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可见开元之初的蒸蒸气象，不仅归功于对儒家德道的清厘与笃行（《旧唐书》云：“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也得益于帝能亲率阁要的精心于选任，此古圣王之所谓“劳于论人”之务也，使拔人所竞能渐复精实（虽循贞观之法，却仍多有任术胜德之处）。但不久，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颋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劳于论人”正当天子所务，放任铨政岂为“君子思不出其位”？其所谓“悟”实误悟也，与杜黄裳所谓“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同出一辙（大吏与要职之选本是人主正务，吏部只应是铨选的组织者而非决策者，更不当决定大吏及要职的选任，故《洪范》有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铨归有司后，为避擅权之嫌，于是铨选转为论资排辈，“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然在惟务清静的政治氛围日重之下，自难觉秩序规范之疏、不详才业优异之实，而考究德行、察访实绩之类就更难以落实了，却开了吏部可“随材甄擢”的口子；由是铨选虚辞、奔竞之弊复重，一如魏玄同所谓“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
同时，玄宗的自负远不及太宗之虚怀，享朝愈久，主观上也越发疏怠克己笃义的求是之心，而老释对儒学之杂自其登基就由来已深，虽有初始之崇儒，却终难免纲常之模糊。论之姚崇、宋璟比于贞观之贤辅，已有稍欠；后继者张嘉贞、张说、源乾曜辈虽有干局，然务私已多；之后纵有裴耀卿、张九龄之起，却与李林甫之流并擢，君子固难抵小人之谗毁，由是可知开元比于贞观，宰辅选任已标准多端，而帝之倚信亦渐由贤转佞。至天宝，崇玄道举之立，加大了拔人所竞之德的混乱，政务疏简之下，选任更重急功而忽视德行考察，以至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久占枢衡。“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可铨选焉能以速为能？足见此时玄宗政尚清静已甚，是以更加重了虚饰言辞、不察实绩之弊，又进一步助长了的奔竞请托之风。对地方，因厌谏求静而委重方镇，且以林甫之言而多用番族（“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林甫为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内不辨奸、外委过重之下，不仅逐步葬送了开元初期的治平局面，而且酿患于安史之乱。《旧唐书》论曰：“李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不惧盈满，蔽主聪明，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得非彼苍假手，以示祸淫者乎！杨国忠禀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枭首覆宗，莫救艰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书》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佞人殆。」诚哉，是言也”；然以玄宗之睿哲，却长久惑于林甫、国忠者，首先仍在不明为政根本在于促进能群合力，国家强盛更依赖能群的广度与深度（仍持续着为政只是庶务的认识，且亦以无事为尚），这是复使老释日兴、杂德益甚的根源，进而导致是非离乱，遂以疏求静、以静为安，哪里是因“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以信谗趋利之君总结玄宗，实非正论。
令人遗憾的是，安史之后，唐廷警而不醒，仍未悟通儒学哲理基及治道逻辑，继续执迷于老释（可叹诸帝无一不叹恨安史、详研贞观，却始终未及其所由），既不见纯德正道、拔忠任贤之革，也未有设稽核、广监察之改。肃代之际，老庄未去，释教又兴；尤其对方镇权重，不仅未作分析，反而以天下用兵，使诸州刺史皆得循天宝节度使之例；显然进一步因循了大同容奸之姑息的务简求静，遂又致房琯、元载、王缙、杨炎、常衮恃才小德之辈纷纷任相，《旧唐书》尝论元载、王缙、杨炎，曰：“载谄辅国以进身，弄时权而固位，众怒难犯，长恶不悛，家亡而诛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祢。缙附会奸邪，以至颠覆。炎隳崔祐甫之规，怒段秀实之直，酬恩报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义也。富贵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而当裴谞以孟子之言提醒代宗：“理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时，代宗竟答：“吾不闻此”。足见乱平之后，朝廷非但未改弦于覆车之轨，反有越走越偏之势，是以渐弃德道纲常之谨守而务眼前之姑息，终成德乖政乱之颓。
代宗初，元载主政，“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于是代宗下“称奏进止”之令，自闭耳目。颜真卿为此疏谏，曰：“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焉”；真卿先比较了太宗励治兼听之勤与玄宗厌谏偏听之怠：“臣闻太宗勤于听览，庶政以理，故著《司门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马二匹，须有乘骑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宝已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先谘宰相辄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所以渐致潼关之祸，皆权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既而又总结了安史之乱前后反复、久不能平的原因，在奸人专政、言路不开，以致猜忌成祸：“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纮，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不安反侧，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士贼，至今为患。伪将更相惊恐，因思明危惧，扇动却反。又今相州败散，东都陷没，先帝由此忧勤，至于损寿，臣每思之，痛切心骨”。
然后，谏代宗循太宗之理、广开视听，否则必使林甫、国忠复起：“今天下兵戈未戢，疮磐未平，陛下岂得不日闻谠言以广视听，而欲顿隔忠谠之路乎！臣窃闻陛下在陕州时，奏事者不限贵贱，务广闻见，乃尧、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为太宗之理，可翘足而待也。臣又闻君子难进易退，由此言之，朝廷开不讳之路，犹恐不言，况怀厌怠，令宰相宣进止，使御史台作条目，不令直进？从此人人不敢奏事，则陛下闻见，只在三数人耳。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后见无人奏事，必谓朝廷无事可论，岂知惧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凡百臣庶，以为危殆之期，又翘足而至也”。
颜真卿之谏堪称贞观以来的总结之论，然通观其疏仍未阐明儒学哲理与治道逻辑，其只述太宗其然，却未深究其所以然，故而忽视了太宗时德义清晰的关键，这是能谨于是非取舍、明于选竞之德的根本且太宗识人睿智，即便在监察有缺之下，仍能量德不失、用才于当（太宗识人、用人之智，在于能清晰所拔任者才能德性之特点，与所授职的庶务内涵特色，进而根据这些人对不同侧面的褒贬、抑扬之异，即以兼听综汇而知事物真相和本质）。所谓拔人竞德，清厘德义是前提，清厘德义在于深明能群哲理与中适逻辑，并以察核适当作为保障；广开视听虽有助于全面认知与监察，却难佐德义之清。如果不清晰所竞之德的内涵，必囫囵选拔之竞，广开视听也就成了群口异词，如何能明是非取舍、辨其真伪？若果真“奏事者不限贵贱，务广闻见”，则人君更难察见其实、辨知其本（广开视听，必有清晰的德道纲常作为取舍准绳，否则只会如《吕氏春秋》所谓“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徒增混乱。这与价值观层面的民主类似），亦必求助于其所亲信，终仍是亲信专权而已。可见，前提与保障相辅而成、不可缺一；所以，颜真卿之谏仍只是务标而非循本。
至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当时的选拔任官之敝，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既济针对铨归吏部之时弊，提出重德与督责，要求“铨择之任，委于四方”，并以吏兵二部为参审、察核之司，欲以州郡辟举与部议结合，既广选举又实监察，来改革“吏部之法蹙”的现状；然吏部主选不知所竞以至循年论资，本是德道混乱之下的不得已之举，若不能清厘德道纲常，州郡所辟，朝廷何以知其非眼前功利或朋比为奸之选？价值观离散之下，二部又何以察核其是非？况且吏兵二部于选人本是组织事务部，监察非其所任，又何以断定其效果能好于监司？地方贤达“听州、府辟用”确是汉代拔贤之例，以汉之德道清晰、举制重下及察核有秩，既扩大了朝廷的人才选拔面，又完善了地方治理并据实绩上选；但唐代比汉之差，正在德义淆乱、举制轻下及察核虚设，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再言部议与州府结合，也只是徒效其形的南辕北辙，既失明于选竞之根、混乱用人，又加大朝廷监察难度，促使地方权力更重；是以“天子虽嘉其言，而重于改作，讫不能用”。可见，德宗也知重德是选拔之首，却难以厘清而使之统一；亦明吏部铨议因循之弊，在难有实绩依据，但当时德乖政疏积弊已深，且不清革弊方向，若加大州郡自行辟用的力度，恐更难制其自专，内忧外患都注定难用其策（奉天之变使帝已心悸于藩镇之权重，在德义不清、监察弱化之下，此举只能将促使地方自专愈甚）。而一切因循之下，为安内攘外，不得不急求功利，于是愈发舍本逐末，开重用聚敛之臣的先河，是以峻法削刻得兴，算除陌、税间架、进羡余由此而起，以至渐丧人心；外务姑息之余，愈加容奸恕恶，终使方镇自大之后，尽自任留后请封（哪里还需部选堂议？）。
“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广义的制举包括制科和荐举（天子制科征招岩穴之士，曰制科；人君下诏大臣于常选之外荐贤举能，曰荐举）。唐代虽丰备举选，却不重督责选精，入官遂趋循年；而唯制举用于超擢，能结合台府察访，由帝王会阁要亲选，唐之宰辅、部要及中唐以前的各镇封疆，几尽由此途；故《新唐书》论曰：“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如前之房玄龄、杜如晦，中之狄仁杰、姚崇，后之李德裕、裴休等，皆以帝智而务贤得以超进；然老释之杂日重，事求简易而致政疏德乱，兵兴之后，更添急功之求，是尽以小功坏大法，于是模糊义理根本、更张拔人内涵之下，亦致李林甫、杨国忠、杨炎、卢杞、李训、郑注、柳璨等诸奸，也因帝昏与德乖而致任相。遂使中唐以下政治，生成为达表面之功而不循其理、不避其害的舍本逐末之特色，是以愈治愈繁，愈规愈乱，直至唐亡。其间，张九龄议请纵钱私铸、张瑄去常平粮米借贷、第五琦高定乾元重钱、赵赞请置大田、张平叔以粜盐可以富国、王涯徙民茶树于官场…等，皆属显见其祸的乏术之策，却都擢为宰辅阁要、筦办食货，亦彰显了唐代选才用人之失实，根源仍在老释之杂对拔人所竞之德和治政所行之道的偏颇与混乱；如此，纵求治、尊贤之心再切，又何益于实才之辨、正道之笃？是以刘晏见诛、陆贽遭逐。
总结而言，唐代选举之失在因老释之杂而模糊能群之哲，于是德道混乱、不知所竞，遂科举取以辞章、审以声病；上以疏简求治、务求实用，遂拔人视其近功而不见长远；历朝积累日甚，不仅取士终现“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的局面，且选官的任奸为贤亦日益普遍（从李林甫、杨国忠之谄佞，到元载、杨炎之图私，终至柳璨之买主）。相比而论，汉代德义清晰确经历了一个由暗渐明的过程；而唐代相反，其德义混乱也经历了一个由明渐暗的过程；两者的核心之差就在于把握人性；此处之人性，非仅个体人之性，更须明通社会人之性（人不仅是个体人，更是生活在人群社会中的社会人，人之社会性是人际关系与秩序原则的根基）；故儒家之仁非个体性的屈己奉人之仁，而是社会性的仁人达己之仁；儒家之长远亦既非敛财无节以图久用不绝，又非迎合恶势以图未来幸获之类，而是以秩序稳定求人人利益之合理；秩序能够稳定在于人性之同与恒定，利益能够合理在于得失、进退皆有基于长远与换位的公义，这仍源于人性。人性是人类唯一恒稳的思维本原，以其仁贪两集而又期务长远，虽可因智识与环境而呈现多种是非取向以至价值观，但无论何种取向都摆脱不了人性本原的左右，也都能因上之率导与教化而复正（故任何背离人性的邪说，无论如何宣扬利诱，都永远不会使人性认知完全归于邪理，然却会搅乱正义认知，使家、国陷入莫测跌宕之中）；儒家因之而生并育不害之中适理念，以此凝聚人心而强壮能群（既在其笃仁之广大，更在其中适之精准，如此人君，必得万民之心、使天下归心，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礼曰“大德者必受命”，此之谓也）。汉文之政多合儒道，并非文帝深谙儒学（文帝承秦焚禁之绝、高帝携书之禁，满朝可称儒者不过贾谊而已）
，而在于文帝通达人性（凡事能量己度人以求并育不害，包括多韪贾谊之说）
，这是通儒之门，故汉代能以此逐步领悟能群哲理、细究中适逻辑；唐代却在老释之惑下，失于此门，遂自贞观而后，走上了与汉代相反的道路（与汉代由人性求治不同，唐代是以学说求治，又参杂他说，遂在老释之下，使价值观日益丧失了人的社会性，而趋于个体性）。可见，儒学的根本也在通达人性的社会性，仁德是人人性中自有而非外加，然只有立足社会性，才得悟以仁人而达己的人己相合之道，既而才明行仁之度，谓之中适（故社会性之仁在为人的同时，更是求自身利益远大的为己或达己之仁）；如此，内则可实现真正稳定的己利之长远，外则能形成和谐互助的能群环境。所以，即便汉代未有科举，但因民得淳化，其乡贡得实仍足以弥补制度之阙；且汉代职官设置，详稽核、谨监察，虽不务分权，三公可自辟公府、牧守得自择僚属，但多设职权行使的相关制衡与稽核；而御史、刺史监督之权重，却罕有牧守以为掣肘，更未尝窒碍效率，原因也在于人的社会性价值观贯穿于德教与选拔的透彻（上下纲常操守一致，又有何窒何碍？）；唐代既不务分权，又不详稽核、监察，其以委权实重为“推诚”，以分稽制衡为“不诚”，就在于其价值观内涵已转向个体性并深入百官之心，终有朝政混乱、监察虚设、地方自专，根源当然是老释日杂的结果，遂使人君求简务静、笃德失明、拔人失聪（至宋则又分权牵制过度）。
最后再看几个唐中后的选拔实例，有助于加深对唐代选举的了解：
德宗初，“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殆有百人。有诏令与群官询考，及延问人间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恻隐、通达事理者条举，什才一二。宰相将以辞策校之”，薛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宜以圣君爱人之本为心”；
“执政卒无难之，皆叙进官，颇多称职”。薛珏从门荫入仕，历县尉、令，至刺史、营田使，再至司农卿、京兆尹，以岭南节度观察使终，《旧唐书》曰：“珏刚严明察，练达法理，以勤身率下，失于纤巧，无文学大体”。
李惠登起身行伍，原为平卢裨将，安史乱中，转战收沧、棣等州，奏授试金吾卫将军；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镇隋州；贞元初，举州归顺，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后加御史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旧唐书》曰：“惠登朴素不知学，居官无拔萃，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
元稹，元和元年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第一，除右拾遗。“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后“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穆宗好诗赋，在东宫即“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长庆初，帝见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帝愈深知重，稹遂“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裴）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时裴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度亦在军上疏论之。帝遂罢元稹内职，然宠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寻罢度兵权，守司徒、同平章事，充东都留守。时“徐州奏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师还，逐节度使崔群，自称留后。朝廷骇惧，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复知政事”。“而李逢吉之党欲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结客刺度”。“五月，左神策军奏告事人李赏称和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狱。未竟，罢元稹为同州刺史，罢度为左仆射，李逢吉代度为宰相”。俄出裴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元稹恃才邀宠，忌贤贪进，不仅罢裴度兵权，使藩镇复乱，且终为奸人利用，朝政遂归于奸党。
前面讲过，儒家所谓治才主要指开物成务（开物者，在解析事物脉络与机理而能清晰其源流、走向之利弊；成务者，在能将理念、原则措施化实施而逐步达成目标也），必以兼听而高明、集智而深刻，亦有赖于其明通社会性的程度（藉以促生能群的能力），是能由小见大（可见儒家的贤包含德，即促生能群的能力）；相比之下，诗赋歌咏之类不过末技小道也。薛、李皆未有善辞章诗赋之闻，以荫或以功入仕，及其擢进也，或以勤能明法，或以安民劝业，皆以其通达人性之质朴而有长民治事之能（汉亦以此道用人）；元稹以辞赋诸科登第入仕，以诗词才高得擢，以至宰执，此唐选拔特色之道也。论之，唐初因德道清晰，尚多延汉道，其后随老释之杂日益模糊，小道拔人遂日甚一日，渐使重辞章文采、审声病第等成为取士特色，以至晚唐进士“尤为浮薄，世所共患”。由此不难比较两者之殊异（详见十（二）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圣君爱人之本为心”者，仁也；“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者，仁而以中适行之也。遵德之贯一，拔人首重之竞；笃道而善用，为官贤能之比。斯二者，率民为政必备之大道；与此相比，坟典文章、诗赋歌咏之类，皆小道耳。果能守大道于心，坟典之学可习，乏术之时有助，虽未必尽善，亦不致大忧也；精小道术能而弃守大道者则相反，其志在恃才希进，佞足以悦君，言足以饰非，奸足以驱贤，巧足以掩恶，终成林甫、国忠之大害。唐代之所以自高宗后用小道拔人，而屡谏不回，前则因德义模糊之下的比才竞术之需，后则又增急功利之图的无奈。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九、（一）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唐代2（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