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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的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

2016-08-21 10:08阅读:
在哲学家胡塞尔看来,快乐体验并非属于意向性活动,而意向性,在胡塞尔的哲学中指的是意识活动中所指向的那个活动表象(想对于主体意识的对象),由此一表象激活了人之意识,并导引意识去建构意向,也就是说,所谓意向,是存在着一个具有指向性的对象的,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乃为:“面向事物本身”。
快乐体验则仅属一种主观态度,一种情绪性的心理活动,虽然此一活动也是基于某一存有的诱导/诱发,但它最终,并非是关于意向性的存在物,而是事关存在者的心理和情绪的。
细究下来,莫扎特之音乐便是建基在这一层面上的,它唤起在者的某种愉悦或感伤的情绪活动,而行进之脚步亦到此戛然而止。但莫扎特的临终告别之《安魂曲》,则超越了这一浅层面的情绪表象,意向性地指向了人生之大限:死亡,惟在此作中,莫扎特一反常态。综观莫扎特以往浩如烟海的作品,此作竟似一孤例,它以一种罕见的庄严肃穆之深沉,去追寻和悲悼升天之亡灵。
我常对乐友说,我最欣赏的作曲家非属莫扎特、贝多芬或勃拉姆斯,而是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再往后,还有古拜杜丽娜、坎切利等当代作曲家,我与乐友说,之所以他们在我心中具有至高之地位,就在于他们的音乐已涉关人生哲学了。
他们的旋律很容易唤起在者的悲剧性体验,这就与莫扎特乃至贝多芬大部分作品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别,贝多芬虽貌似慷慨悲歌,咏叹"悲剧",其实不然,他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深信神恩浩荡,意志的坚不可摧,从创作心理上,使得这位伟大而不朽的贝多芬,预设了世间终将实现"欢乐颂",人之意志,亦将在众声合唱中走向辉煌,他的第九交响曲,便是这一思想的绝妙诠释。
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则走向了另一精神向度。
马勒音乐思考的意向性,乃是精神的悲苦和人之将死的无以摆脱的命运劫难,他的音乐意象从始至终弥漫着凄凉悲楚的"荒原"感,一如凛冽的严冬,漫天之风雪湮没了大地上的生灵,只见空濛晦暗和永无尽期的苦难与煎熬,上帝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从未实践过向人类一再许诺过的拯救。神话和期待破灭后,存在者最终发现,存然于世的只有孤独的
饱受心灵痛苦的自己。
马勒始终挣扎,惟在他的第九交响乐中,他仿佛突然从一片世间的混沌中起出了,感悟到人之大限的终极归宿,由此,他反而获得了超越和解脱,且以一种无尽的叹惋与心灵的宁静,消泯了他在音乐中标志性的一以贯之的悲鸣,在他第九交响曲之最后的尾声,游丝般地让世间之声归于空寂,心灵世界由此而获得了飘逸与超然。
肖斯塔科维奇的精神维度则走向了另一向度,在他的意向性的精神审视中,他似从未接受过死之大限,也就是说,他从没接受死神的叩门拜访。因了其对死亡的精神恐惧,让他的音乐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撕裂与呻吟,甚至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性的痉挛之感,为了躲避遽然来袭的"死亡惊恐",他不惜以装疯卖傻的癫僧之姿,让其音乐从尖利、嘈杂、反常规的音响中,突然呈现戏谑调侃式的"嬉皮笑脸",仿佛如此一来,死神便被他唬住了,在惊吓中终止了走近他的恐怖的步伐,彼此间有了一份默契般的和解----这是天才的肖斯塔科维奇与死神单独签下的秘不示人的"契约",是惟他自知的命运护身符。
这个人,这个名曰肖斯塔科维奇的人,表面上温文尔雅,谦卑、寡言、谨慎而又不失周到的人,就是以这么的一种惊人的生存智慧,既保全了自身不至丧生于斯大林的暴政,又捍卫了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彻底的人格尊严。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奇异怪诞的艺术家,在最不自由的创作境况之下,他将人生之不自由和死亡威胁,全然地几近完美地转换成了他的创作素材,使得他奇迹般的既没被极权废黜,亦没丢失一丝一毫的他所秉持的艺术品格。在他所处的那样一个极权横行无忌的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如奇迹。
假如说马勒之一生,在持之以恒地不懈追问被死亡所笼罩究竟是什么?在迷惘中寻求精神的救赎,那么肖斯塔科维奇则始终在逃避死亡的"追捕";倘若说马勒的痛苦、焦虑是源自在追问中必生的困惑和茫然,那么肖斯塔科维奇则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缘由,知道"上帝已死",人生如斯,从来就没有源生于上帝的拯救,只有自救,这就是他的音乐了。
正因了此,他们的音乐以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精神维度,走上了形而上的哲学之路,虽然仅以音乐的形式示人。
201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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