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之别：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
2016-09-21 09:33阅读：
王斌
我的关于作曲家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孰深孰浅之问题引发了一位朋友的质疑，他反诘道：
不过是讨论了一下斯宾诺莎的上帝与圣经上帝的区别。然后肆意曲解了马勒。大地之歌、马九和马十这些作品里有你所说的老肖的所有比马勒高明的地方。你爱一个作曲家，于是引起了你的思考而已，并不意味着别的作曲家没激发他人同样思考的能力。
我以为此说不无道理，尤其是最后一句，在这里，的确涉及了不同的接受主体对同一曲目（比如马九）的聆听反应----诉诸于心灵的感受。
在我听来，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音乐皆具一共同的情感属性，即他们的人生观皆乃悲世，而情感状态又是极端痛苦的。
有关痛苦，无论一人是否具备识字能力，痛苦作为一种情绪/情感指向尽人皆知，它的语义之明确，一如我们指称一把坐椅般地清晰明了。可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此人之痛苦与彼人之痛苦可以相提并论吗？或者说，他们各自指称之痛苦具有同样的深度吗？也就是说，他们均属同类型之痛苦吗？
这就出现了殊异。
这时的痛苦一词语之指向必呈歧义：一
个现代人之失恋痛苦与亲历文革者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之痛苦是有本质差异的，但一经抽象后它们又可集结或归类于＂痛苦＂一词之麾下，在此，与其说是表达的尴尬，毋庸说词语在一般之情况下，在明确标注了人之情感状态的同时，亦消解或泯灭了此与彼的情感\感受差异，以致造成共识的歧义与误读。
回到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那位朋友的反驳道：马勒的《大地之歌》，“马九”与“马十”（关于马十，我个人认为不能列入我们的讨论，因其属马勒之未完成品，我们听到的仅为后人的续作，故此不足为凭）有你所说的老肖的所有比马勒高明的地方。
我们暂且不论＂高明＂说----我得事先声明我亦喜欢马勒，私以为他的理想主义式的痛苦与我很亲，因此我视他为知己与同道----但是，若论人生和命运感受的深刻性，我坚定地认为马勒是略逊于肖斯塔科维奇的。
何以如是？
恰恰在于肖斯塔科维奇＂适逢＂其特殊的人生/政治之境遇。相对肖斯塔科维奇，马勒在外部的精神层面上是绝对自由的，他完全可以言由心声，任性且无忌地表达他对世俗世界的反抗，基于此，他更像一个时代中的游吟诗人-----他的精神流浪、自我放逐，以及他的悲世与悲苦，我曾经说过，马勒之精神底色是有上帝存在的，由是，他的理想主义色彩亦仰赖于他的此一信仰，也就是说，他是相信人是可以获得自我救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勒在他的“告别人世”之作“马九”的中会以那样一种耐人寻味的悠长和沉静，终结他的“声音”。
肖斯塔科维奇则不然。他呈现出了另一类与马勒截然不同的痛苦，或者说绝望（马勒没有绝望，只有悲痛）。若以作家来比喻，马勒颇像托尔斯泰，而老肖则更像对世界充满恐惧与惊骇的卡夫卡。
在老肖的音乐中，人类世界并没有因了上帝的存在和承诺的拯救而获得自我拯救，于他，与尼采的思想竟然不谋而合：上帝已死，在此一思想之前提下，作为孤独无告的行为个体，你不得不面对血淋淋的人生真相（他的保护人、苏联元帅被斯大林秘密处决，他个人亦时刻面临着监禁与死亡威胁），以及在上帝永远缺席的境遇下一个脆弱的人所必须面向的死亡存在。
倘若说，马勒音乐所呈现的死亡意识/意象是抽象的话（他并没有遭遇具体的死亡威胁，更多的乃是在感受与体察欧洲文明的沉沦与衰弱），而肖斯塔科维奇则具体地“聆听到了”死亡迫近的恐怖的脚步声。在马勒音乐中，没有死亡之胁迫而产生的神经性之悸动，而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却处处隐晦地暗喻着一种因死亡恐惧而产生的精神痉挛----它是极端恐惧的另类表现形式。
马勒的音乐是由己及彼地表达了＂类＂（人类）共存之痛苦，而肖斯塔科维奇之痛苦/绝望则属纯粹私人性的，且像极了存在主义先驱克尔恺郭尔的哲学，区别仅在于后者是以文字独语的形式存在，前者则是以乐符的独语形式昭然于世。
我并没否认每一个存在之个体对音乐体验之不同，我以为甚至差之千里，南辕北辙，我只是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聆听者，基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去捕捉和走近作曲家的音乐世界，一如我上述所论，即便在＂痛苦＂一词下集合的情感，皆能呈示出巨大的个体感受差异，遑论没有语词具体指向的音乐呢？
殊途同归，一切差异皆可忽略，最重要是我们共同爱乐，从中获得了无尽的人生启示。
2016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