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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晋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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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其一）



[转载]东晋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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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晋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 王献之法帖旧拓本

王献之生平轶事及书法艺术
王献之得自王羲之亲授。他自幼聪慧敏悟，年少而负盛名，性情狂傲不羁，虽仕途通达而宦情淡薄，一生于书法艺术专情体悟研索，成就卓著。
王献之生平
羲之有七子一女，献子为第七子，其余六子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
王献之降生时，东晋王朝偏安江南已历二十八载，政局相对稳定。献之的父亲羲之早年以秘书郎起家，历任征西将军参军、长史，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但他平生无意仕进，自称“素无廊庙志”，尤其是感于朝廷积弊日久、吏治黑暗，自己虽有心为生民立命，却无力扶颠持危，故解江州刺史任后，回到建康乌衣巷，研习书艺，教诲子弟，并为年长的儿女操办婚嫁之事。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应朝廷征召，拜为护军将军。护军将军是专职武职，统领护军营。羲之上任后，全力整顿护军营弊政，却因触及公卿巨室的利益而受到朝廷上下、豪门大族的非议，无法推行。愤慨之余，他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书法艺术。在王氏家族，书法乃是“家学”，不仅羲之书法名动朝野，其子玄之、凝之、徽之也习书，凝之已有“善草隶”之誉。这时，献之已长到六七岁，到了学书的年龄，受父兄的影响，也开始学着洒墨挥毫，羲之亲自为他启蒙，教他执笔、运笔之法。《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在羲之七个郎君中，献之的品貌、才情最为出色，从幼年时起就显露出独特的个性。本传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有一次，羲之的几个门客在作樗蒲之戏(古代的一种游戏，类乎后世的掷骰子)，献之从旁经过，看出其中一人将输，便说了一句“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意指此人将输)。门客见他年少，就随口说：小郎君你这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献之明白门客是轻视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生气地走了。荀奉倩是三国时曹操谋士荀*的儿子荀粲，乃世家名门子弟，眼界之高，后代少有其比。刘真长则是羲之的好友刘*，人品俊逸，选尚公主，时任吴兴太守，他因为个人条件优越，只和有名望的人交往。献之举此二人以表示自己身为名门子弟，竟然和俗人说话，真是太惭愧了。
另有一次，王献之与兄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见谢安。徽之、操之喋喋不休地说着家居俗事，献之则除了问候以外，少言寡语。献之弟兄走后，门客问谢安王氏弟兄哪个更好些，谢安回答说：“小者佳。”门客问其故，谢安说：“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晋书·王献之传》)
王献之少时，为人恬淡，遇事沉着稳重而有主见。《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尝与徽之共处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初莅郡，公务繁杂，难得有闲指导献之读书习字。但生长在书法世家，耳濡目染，加上天生具备习书的秉赋，献之书艺进境极快。刘宋虞《论书表》记载了献之幼年习书的一件事：“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由于早有令名，十岁的献之参加了永和九年三月的兰亭修禊，因年幼未作诗也未罚酒。但这种文人盛会对他的成长给予了积极的影响。
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去郡，誓墓不仕。这对他几个儿子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一则琅邪王氏虽然没有了王导在世时的威势，但仍然是侨姓第一大族，献之的叔父王彪之、舅父郗、郗昙仍在政坛上有显赫的地位；再则，羲之早有隐退之志，在会稽国的剡县、上虞、诸暨、山阴一带置了田产，足以维持一家优裕的生活。
王羲之去官后，住在蕺山的别业中，优游山林，闲适恬淡，有了更多的时间指导献之习书。献之日夕修习，书艺突飞猛进。王羲之对人介绍献之的书法时，曾称其“咄咄逼人”。他在谢奉处书于材上的字，被谢家收而藏之，珍同羲之书。(事见刘宋虞《论书表》)此时的献之，仅是十余岁的少年。而羲之二十七八岁任临川太守时所写的字，还被陶弘景称为“不足观”，可见献之习书天赋之高。
王羲之在去世前一二年写信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说：自己没有其他心事了，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完婚，正在为他物色。是时，献之年方弱冠，人物出众，已经很有名气。晋代品评士人的标准，特别注重容貌风度，总称之为“风流”。在羲之、献之生活的时代，“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徐广《晋纪》)。王、刘，指王与刘。献之的风流，人们常与刘相比。
谢安曾说王献之仅次于刘。献之风流既为“一时之冠”，自然要娶名门之女。献之舅父郗昙的女儿道茂，稍长于献之，美妍贞静，待字闺中。献之对其颇有“好”之意，羲之乃代其托人向郗昙求婚，其中一封书帖云：“中郎女颇有所向不?”
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往意，君颇论不大都比亦当在君耶！郗昙于穆帝升平二年(358年)八月升任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幽扬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羲之书帖称郗道茂为中郎女，求婚当是升平二年以后的事。献之与道茂成婚的时间，史籍没有记载。但是，允婚后，需要经过问名、纳采等繁复的程序，成婚时间当在升平四年(360年)初，郗昙未能参加婚礼而由郗代为主持。早在升平三年(359年)十月，郗昙和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谢万一同北上，征讨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行军到涡水、颍水之间时，郗昙因病退屯彭城，影响到谢万，全军溃散，郗昙因此降职为建武将军。此后，郗昙病情一直很重，献之、道茂成婚不到一年即病故。
升平五年(361年)，郗道茂生一女，取名玉润，不久即因病夭折，这使羲之大为悲痛，身体每况愈下，未几也去世。
王羲之晚年虽然誓墓不仕，却并不禁止儿子出仕。凝之、肃之、操之和徽之早已出仕为官。献之成婚后，也以州主簿(此从《晋书》本传。当时州、郡均置主簿。会稽属扬州，扬州刺史乃与其父“情好不协”的王述，王献之似不应赴扬州任主簿，而应任会稽郡主簿。)的官职步入仕途。献之任职不久，羲之去世，乃遵制丁艰守丧二年零三个月。
王献之有文集传世，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集部”中“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下有注云：“《金紫光禄大夫王献之集》十卷、录一卷……亡。”此文集编成于何时，不可考。称王献之为“金紫光禄大夫”有误。考本传，献之因其女神爱为晋安帝皇后，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绶)之荣。可断定必非其子孙所编。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则除了片段书信等杂帖以外，还应有奏章及与同僚的完整书信等，惜均已散失。
和王羲之集一样，王献之文集的散佚，大约前后经历两次，一次是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4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元帝以为读书无用，放火烧了收集的图书(包括二王文集及书帖)十四万余卷。然而王献之文集或书帖，仍有收藏于会稽、建康一带的，经陈、隋两代收集，达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运观文殿、妙楷台、宝迹台的藏书去长安，在三门底柱沉船漂没。《隋书·经籍志》下注曰“亡”，说明王献之集全沉于黄河中，因此《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书，只说得到大王(羲之)书(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献之)书(法)。
但是，王献之尚有遗文(以帖为主)藏于民间。《二王等书录》即称“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最早著录王献之文(无诗)的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题为《大令书语》，计十六条，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阁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
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献之集题词》中说：“法书简帖，间有伪书。翰墨足传，字贵尺壁。大文绝少，独表明安石(谢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书二、疏一、表一、墓志一(《保母志》)、诗二(《桃叶歌》二首)、杂帖八十七(其中《辞中书令》，《全晋文》作《辞中书令与州将书》。考此官尊贵，即使辞官，也应向皇帝辞，不能向州将辞，疑非献之作。又，《保母志》，后人也有疑为伪作的)。严可均辑《全晋文》收书、疏、墓志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进书诀表》，杂帖为85条，剔出了王羲之帖误收入王献之集的几条。
王献之在诸兄弟中，宦情最为淡薄。《世说新语·品藻》记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献之赞赏的井丹，《高士传》中对此人的《赞》语是“井丹高洁，不慕荣贵”。长卿即司马相如，《赞》语是‘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献之欣赏井丹的不慕荣贵。献之为宦多年，从不计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营求高官。他不以从政为要务，一生执著于书艺的进境，自信而高傲。谢安曾问献之，其书法与父亲羲之比，谁的更好。献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并不比父亲差。谢安说，人家并不那样看呢。献之回答，普通人哪懂得这个。
王献之的高傲近乎狂妄。在吴郡，大族顾辟疆家有个花园很出名，他不认识花园主人，却坐着小轿子入园游历了一番。主人正在宴客，献之旁若无人，视而不见。主人大怒，说：对主人傲慢，不礼貌；凭着门第高贵，对士人摆架子，是不讲道义。不具备这两者，简直是个为人所不齿的“伧”。命令手下人把献之的从人赶了出去，让他自己留在轿子上。(事见《世说新语·简傲》。)过了一段时间，献之不见从人回来，便要求主人把自己连轿子送到门外，还表现出“怡然不屑”。王献之聪明、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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