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文桂处长简介：
1942年10月7日出生河北省玉田县，8岁进京；1956年9月至1959年7月在北京实验中学读初中；1959年9月至1962年2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护士学校上学；1960年12月至1971年7月入伍，
新浪博客
米文桂处长简介：
1942年10月7日出生河北省玉田县，8岁进京；1956年9月至1959年7月在北京实验中学读初中；1959年9月至1962年2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护士学校上学；1960年12月至1971年7月入伍，
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外科5-6病室当护士。
1971年7月，调入空军八航校卫生处门诊部工作。1976年5月，调入政治部文化科担任干事。在八航校卫生处几年间，多次被抽调参加演出，为野营拉练的部队及天山脚下的哈萨克牧民慰问演出。多次参与创作文艺作品，如：对口词，朗诵剧《两锅粥》等。演出队多次被空九军（后乌鲁木齐空军指挥所）邀请去乌指及新疆军区兰空、夏官营等参加文艺调演及参赛，获得二等奖。下部队到场站、永红基地、昌吉37师，到武威五航校，三道岭煤矿、哈密市、鄯善火车站慰问演出；为庆祝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伦台等演出，赴中蒙边境的老虎庙为驻军慰问演出。1979年话剧《于无声处》及1981年10月由任树瑞编剧、凤家骐导演的话剧《让青春闪光》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受到乌指及空军首长的表彰。
1979年8月至1984年2月，调入干部科担任正营职干事，主要负责部队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定期下基层，指导、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做到有通报批评，亦有通报表扬。为此，八校被乌指评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三次。
1984年4月，转业到全国妇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1984年11月至1985年6月，在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办公室）。1985年6月至1986年1月，作为组建中国妇女旅行社班子成员，为妇女旅行社的建立、发展做了积极的努力。如今该社已经成为AAAAA级国际旅行社、全国百强旅行社、北京诚信旅行社、首都文明示范窗口。米文桂历任该社人事保卫处副处长、处长兼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党总支常务副书记。
1985年8月至198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附设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2000年4月退休，发挥余热，为社会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有医学基础，进修了营养学，成为国际注册健康师，作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取证班的高级讲师，为普及全民营养与健康知识做出可喜的成绩。担任《中国公众健康大典》编审委员会委员。
米文桂回忆录
七
进入八校以后，我记录不了庄庄件件，但是我可以把印象最深的记录下来，不枉戈壁岁月十余年。
我到了门诊部，安排在处置室工作，每天给患者打针。认识的人慢慢多起来：（来自司政后机关和一团）有首长，有战友，也有家属。
1973年7月31日，我在卫生间刚蹲下，突然感觉腹部什么断了一样，紧接着就是一阵腹痛，随后已经疼得不能直起腰了。我喊任树瑞把我扶到房间，到房间也躺不下，任树瑞赶快到门诊部请来了正在值班的田医生，他让我躺在床上，虽然躺下很困难，也不得不按他的要求去做。田医生在我躺下后按了按我的腹部：“这儿疼吗？这儿呢……”不停地变换按压的位置以后，确定地说：“这不是外科急腹症，请妇科董医生吧”。董医生在门诊部妇科等待，我肚子越来越疼，而且松紧带都不能碰肚皮。想起来半月前我为校党委会议巡诊，在营区遇到了肖副政委夫人，三道岭煤矿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大夫，她问我说：“小米，你脸色怎么这么蜡黄啊？怀孕了吗？”我说：“没有，我还有月经呢！只是少，颜色也不好。”还真应了她的话，不正常。我撑着裤子松紧带，艰难地走下楼，来到门诊部。等上了妇科检查床，我就晕过去不醒人事了……
董医生慌了，立即找人请来了王主任，王主任看到躺在检查床上的我，一声令下（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赶快，后穹窿穿刺！”一个细长的针头刺进准确位置，立马见血呼的一下流入针管。随即，王主任又一声：“快！是宫外孕，赶快手术止血！先把血输上！”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这时，大礼堂正有哈密地区慰问团为部队庆祝八一建军节演出节目。观看演出的后勤部汽车连，校直警通连指战员们听到紧急广播都来献血了！我刚从昏迷中醒来，还睁不开眼睛，听到周围有卫生科的战友在说：“这是谁呀？是小米吗？昨天还见到她呢，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哎呀，脸色太不好了！” 我是AB型血，战友们经过验血，确认血型以后，给我献了600毫升血，据手术的医生（主刀医生是医疗所的王全平）说，腹腔内积血大约1000毫升。手术是王全平医生做的，很成功，术后恢复也不错。只是一侧输卵管切除了。在吸出腹腔内积血时，基本没有了局部麻药劲儿了，疼得我不自禁地喊叫。事后听说任树瑞在楼外马路上听到了我的喊叫声，他不停的来回走动，心烦意乱……
手术终于结束了，这是局麻呀，局麻只管切开腹部皮肤时不痛，以后的事都不管用。那天正是7月31日，是最热的一天。我的头发因为挣扎打结了，都粘在一起梳不开了，四肢都绑着（输血、输液、测血压）只能动头，摆动脑袋！
术后我被送到医疗所继续输血、输液，胃肠减压，还插着肛管。任树瑞在医疗所陪我，7天伤口拆线，起床以后，发现我已经前胸贴后背了，戈壁滩一阵微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是我很倔强，自认为可以战胜这个挑战！我知道术后不活动会造成腹腔内粘连，不可以娇气，要尽早活动。半个月以后就又辅导演出队练舞蹈动作了。
还记得1976年6月某天，李维义副校长来打针透露了我可能调到政治部的消息，这时有人说：“认识领导可以走后门儿呗！”可我从来没有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岗位啊！有人跟我说：“有些人就是嫉妒你是从301调来的。” “301怎么了？不就是医院吗？”卫生处处长乔从俭有一次跟我说：“小米，你看你总出去演出啊，讨论你入党都讨论不了，大家也有看法。我说：“乔处长，我出去演出是您让我去的呀。处领导收到了政治部通知，是你们同意让我去执行演出的任务，不是我自己非要去的，怎么是我的不是了？”俗话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没办法，医疗单位就是女人多，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在门诊部工作5年，张国英大姐，张淑华（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胡全贵夫人，门诊部化验室化验员）、黄护士、熊书娥助产士、赵护士……给我的印象最深。还有口腔科马振邦（后来是蒋国安）医生、史笑丽医生夫妇、眼科齐医生、还有一位男医生（党员，很会说俏皮话，有点阴阳怪气，说话不计后果，没有人敢得罪，名字就在嘴边，怎么想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放射科张大宝技师，药房的杨勉秀等两位司药；还有妇科董医生的丈夫（？名字忘了）是药房主任。还有王奎明、范翔所长……等等。
7月调到政治部后我才知道：是政治部了解到我在301医院曾是宣传队队长，就向校党委提出把我调到政治部文化科的建议，这也还了我没有“走后门”的清白！我的信念就是：你在什么岗位上，就尽全力做好岗位要求做的事。记得我在门诊部期间，让我记忆犹新的一天上午，警通连的值班警卫战士鸣枪示警——有火车相撞事故（是由乌鲁木齐自西向东开的铁路职工上班的轨道板车与开往乌鲁木齐方向的客车或货车相撞）随后，后勤部汽车连火速开出一辆卡车将伤员拉回门诊部抢救。因此，我和门诊部同志们参与了火车相撞受伤人员紧张的抢救工作。伤者在门诊部大厅躺了一地，不宜任意搬动，就地实施抢救：心外按摩，口对口呼吸、给氧……大家有条不紊地忙了一上午，出了一身汗，遗憾的是：无一生还！撞得太厉害了，惨不忍睹！这些职工在上班途中还打着盹，有一位姑娘是第一天上班，背朝前睡着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到对面疾驰而来的火车……结果太惨了！我们作为医护工作者，也尽了最大力量了！
向死者默哀……
1974年年初（大约4月份吧）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学员来做体检，我负责转椅，主要是检验平衡机能。向左转10圈，再向右转10圈，突然停住，再令其站立起来，看是否眩晕。以前的这种检查方法比较简单。现在给飞行员体检转椅，复杂多了，也更规范、更严格了，主要是分几步骤，分别检查几个半规管的平衡功能。
1976年7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政治部文化科（李维义副校长没有说错），接替侯礼富干事的工作（侯礼富干事因为爱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调回家乡南京市）。那时文化科科长是祝彤（江苏省连云港市人）。祝科长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下属要求严格，也很关心下属。他的夫人是医疗所护士长靳昭鸾，是位对工作认真负责，视患者如亲人的好护士长。他们夫妻恩爱，转业后回到了祝科长家乡。
我到文化科以后，负责每一场户外电影前广播、与战友合作制作幻灯片，宣传部队好典型，开展部队文化娱乐活动，组建校演出队。
1978年8月，政治部党组织批准我为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侯礼富、王凤肖），1979年8月转正。1980年调入干部科，负责全校计划生育工作。国家于1980年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部队也不例外。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多次下到各团，到团部、机务队了解情况，回校部向干部科长（朱红）副科长（陈福根）及政治部主任汇报工作。政治部主任换了几位，1980年我记得是梁冠伦主任。主任要求我把各团所见典型写一报告，通报各团。先给政治部主任审查，通过后下发各团。在四团机务队发现问题，通报给了各团。在我主管计划生育工作期间，我会及时把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汇报给政治部首长，并传达到各团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事。在校政治部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我负责此项工作期间，八校三次被评为空九军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说实话，我在301医院遇到的死人不是很多，也没有给去世的人整过容。到了八航校，我开始试着学习给死人“整容”了。我曾为六位战友，一位家属死后整容。这是在我调到政治部干部科以后，下面向政治部领导请求让我办理的事情，说没有人会弄，只能请米干事（其实我也没有弄过，不就是给死人化妆吗？只因为有了第一次给一团机务队邢栓利战友整过容，才有了以后的几次。我体会到，给死人整容跟给活人化妆一样，只是你会心虚，害怕而已。按政治部梁冠伦主任的说法：“哈哈，政治部都成了殡仪馆了”！某天上午，政治部梁冠伦主任接到不知谁打来的电话，说管理科科长刘玉伦去世了，让我去整容。我一听，啊了一声。我纳闷，昨天还见到刘科长呢，他刚洗完澡回来，见到妻子王玉华正和包括运五中队飞行员徐德良等几人在厨房做饭。王玉华看见刘科长，就说了一句：“刘玉伦，你看人家大老徐都在做饭，你就不能也学学”？刘科长也开了一句玩笑说：“好，大老徐好，你就找个他那样的吧……”说完笑着就回屋里了。这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睡一宿觉人就没了呢？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到他家时，他的夫人，一团政治处干事王玉华哭红了眼睛守在刘玉伦身边……要说明的是，我与王玉华干事没有说过话，以前在营区见过面，连面对面点头都没有过，她从来都是面无表情。我到了她家是为刘玉伦科长整容的，她依然不说话，不点头，不理我。刘玉伦科长脖子以上的皮肤全部是紫色，可以确认是冠状动脉堵塞造成心肌梗死。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整容，我理解他夫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刘玉伦科长也被埋在戈壁滩。事后听说刘玉伦科长夫人转业回到内地，再回到部队把刘科长的遗体火化以后带回家了。可见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在八校13年，参与了空九军范围的文艺汇演、到兰空参加文艺调演、到部队巡回演出，到老爷庙边防站慰问演出等，已经记不住多少次了。这也算我为上级交给的“政治任务”做的一点贡献吧！但是，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左学杰战友在演出前因脑出血倒在开幕前的舞台上，虽经过基地医院积极抢救，他还是离开了我们！演出队队员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我们在驻地宿舍里个个都哭红了眼，大家都吃不下饭。在以前的每场演出前，左学杰战友都向我要一片止痛药用来止痛，以便能完成一次评书演说。我劝过他好好查查看是什么原因老头痛，没有想到意外先到了！基地医院条件不错，当时还给他头骨打洞放过颅内血液，用以降低颅内压力。演出结束后，演出队由侯礼富干事带队，我们同左学杰战友遗体同乘八校的直升机返回八校外场。左学杰夫人哭成了泪人，迎接她的丈夫。左学杰战友千古，安息吧！
1971年7月，调入空军八航校卫生处门诊部工作。1976年5月，调入政治部文化科担任干事。在八航校卫生处几年间，多次被抽调参加演出，为野营拉练的部队及天山脚下的哈萨克牧民慰问演出。多次参与创作文艺作品，如：对口词，朗诵剧《两锅粥》等。演出队多次被空九军（后乌鲁木齐空军指挥所）邀请去乌指及新疆军区兰空、夏官营等参加文艺调演及参赛，获得二等奖。下部队到场站、永红基地、昌吉37师，到武威五航校，三道岭煤矿、哈密市、鄯善火车站慰问演出；为庆祝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伦台等演出，赴中蒙边境的老虎庙为驻军慰问演出。1979年话剧《于无声处》及1981年10月由任树瑞编剧、凤家骐导演的话剧《让青春闪光》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受到乌指及空军首长的表彰。
1979年8月至1984年2月，调入干部科担任正营职干事，主要负责部队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定期下基层，指导、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做到有通报批评，亦有通报表扬。为此，八校被乌指评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三次。
1984年4月，转业到全国妇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1984年11月至1985年6月，在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办公室）。1985年6月至1986年1月，作为组建中国妇女旅行社班子成员，为妇女旅行社的建立、发展做了积极的努力。如今该社已经成为AAAAA级国际旅行社、全国百强旅行社、北京诚信旅行社、首都文明示范窗口。米文桂历任该社人事保卫处副处长、处长兼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党总支常务副书记。
1985年8月至198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附设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2000年4月退休，发挥余热，为社会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有医学基础，进修了营养学，成为国际注册健康师，作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取证班的高级讲师，为普及全民营养与健康知识做出可喜的成绩。担任《中国公众健康大典》编审委员会委员。
米文桂回忆录
七
进入八校以后，我记录不了庄庄件件，但是我可以把印象最深的记录下来，不枉戈壁岁月十余年。
我到了门诊部，安排在处置室工作，每天给患者打针。认识的人慢慢多起来：（来自司政后机关和一团）有首长，有战友，也有家属。
1973年7月31日，我在卫生间刚蹲下，突然感觉腹部什么断了一样，紧接着就是一阵腹痛，随后已经疼得不能直起腰了。我喊任树瑞把我扶到房间，到房间也躺不下，任树瑞赶快到门诊部请来了正在值班的田医生，他让我躺在床上，虽然躺下很困难，也不得不按他的要求去做。田医生在我躺下后按了按我的腹部：“这儿疼吗？这儿呢……”不停地变换按压的位置以后，确定地说：“这不是外科急腹症，请妇科董医生吧”。董医生在门诊部妇科等待，我肚子越来越疼，而且松紧带都不能碰肚皮。想起来半月前我为校党委会议巡诊，在营区遇到了肖副政委夫人，三道岭煤矿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大夫，她问我说：“小米，你脸色怎么这么蜡黄啊？怀孕了吗？”我说：“没有，我还有月经呢！只是少，颜色也不好。”还真应了她的话，不正常。我撑着裤子松紧带，艰难地走下楼，来到门诊部。等上了妇科检查床，我就晕过去不醒人事了……
董医生慌了，立即找人请来了王主任，王主任看到躺在检查床上的我，一声令下（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赶快，后穹窿穿刺！”一个细长的针头刺进准确位置，立马见血呼的一下流入针管。随即，王主任又一声：“快！是宫外孕，赶快手术止血！先把血输上！”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这时，大礼堂正有哈密地区慰问团为部队庆祝八一建军节演出节目。观看演出的后勤部汽车连，校直警通连指战员们听到紧急广播都来献血了！我刚从昏迷中醒来，还睁不开眼睛，听到周围有卫生科的战友在说：“这是谁呀？是小米吗？昨天还见到她呢，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哎呀，脸色太不好了！” 我是AB型血，战友们经过验血，确认血型以后，给我献了600毫升血，据手术的医生（主刀医生是医疗所的王全平）说，腹腔内积血大约1000毫升。手术是王全平医生做的，很成功，术后恢复也不错。只是一侧输卵管切除了。在吸出腹腔内积血时，基本没有了局部麻药劲儿了，疼得我不自禁地喊叫。事后听说任树瑞在楼外马路上听到了我的喊叫声，他不停的来回走动，心烦意乱……
手术终于结束了，这是局麻呀，局麻只管切开腹部皮肤时不痛，以后的事都不管用。那天正是7月31日，是最热的一天。我的头发因为挣扎打结了，都粘在一起梳不开了，四肢都绑着（输血、输液、测血压）只能动头，摆动脑袋！
术后我被送到医疗所继续输血、输液，胃肠减压，还插着肛管。任树瑞在医疗所陪我，7天伤口拆线，起床以后，发现我已经前胸贴后背了，戈壁滩一阵微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是我很倔强，自认为可以战胜这个挑战！我知道术后不活动会造成腹腔内粘连，不可以娇气，要尽早活动。半个月以后就又辅导演出队练舞蹈动作了。
还记得1976年6月某天，李维义副校长来打针透露了我可能调到政治部的消息，这时有人说：“认识领导可以走后门儿呗！”可我从来没有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岗位啊！有人跟我说：“有些人就是嫉妒你是从301调来的。” “301怎么了？不就是医院吗？”卫生处处长乔从俭有一次跟我说：“小米，你看你总出去演出啊，讨论你入党都讨论不了，大家也有看法。我说：“乔处长，我出去演出是您让我去的呀。处领导收到了政治部通知，是你们同意让我去执行演出的任务，不是我自己非要去的，怎么是我的不是了？”俗话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没办法，医疗单位就是女人多，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在门诊部工作5年，张国英大姐，张淑华（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胡全贵夫人，门诊部化验室化验员）、黄护士、熊书娥助产士、赵护士……给我的印象最深。还有口腔科马振邦（后来是蒋国安）医生、史笑丽医生夫妇、眼科齐医生、还有一位男医生（党员，很会说俏皮话，有点阴阳怪气，说话不计后果，没有人敢得罪，名字就在嘴边，怎么想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放射科张大宝技师，药房的杨勉秀等两位司药；还有妇科董医生的丈夫（？名字忘了）是药房主任。还有王奎明、范翔所长……等等。
7月调到政治部后我才知道：是政治部了解到我在301医院曾是宣传队队长，就向校党委提出把我调到政治部文化科的建议，这也还了我没有“走后门”的清白！我的信念就是：你在什么岗位上，就尽全力做好岗位要求做的事。记得我在门诊部期间，让我记忆犹新的一天上午，警通连的值班警卫战士鸣枪示警——有火车相撞事故（是由乌鲁木齐自西向东开的铁路职工上班的轨道板车与开往乌鲁木齐方向的客车或货车相撞）随后，后勤部汽车连火速开出一辆卡车将伤员拉回门诊部抢救。因此，我和门诊部同志们参与了火车相撞受伤人员紧张的抢救工作。伤者在门诊部大厅躺了一地，不宜任意搬动，就地实施抢救：心外按摩，口对口呼吸、给氧……大家有条不紊地忙了一上午，出了一身汗，遗憾的是：无一生还！撞得太厉害了，惨不忍睹！这些职工在上班途中还打着盹，有一位姑娘是第一天上班，背朝前睡着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到对面疾驰而来的火车……结果太惨了！我们作为医护工作者，也尽了最大力量了！
向死者默哀……
1974年年初（大约4月份吧）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学员来做体检，我负责转椅，主要是检验平衡机能。向左转10圈，再向右转10圈，突然停住，再令其站立起来，看是否眩晕。以前的这种检查方法比较简单。现在给飞行员体检转椅，复杂多了，也更规范、更严格了，主要是分几步骤，分别检查几个半规管的平衡功能。
1976年7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政治部文化科（李维义副校长没有说错），接替侯礼富干事的工作（侯礼富干事因为爱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调回家乡南京市）。那时文化科科长是祝彤（江苏省连云港市人）。祝科长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下属要求严格，也很关心下属。他的夫人是医疗所护士长靳昭鸾，是位对工作认真负责，视患者如亲人的好护士长。他们夫妻恩爱，转业后回到了祝科长家乡。
我到文化科以后，负责每一场户外电影前广播、与战友合作制作幻灯片，宣传部队好典型，开展部队文化娱乐活动，组建校演出队。
1978年8月，政治部党组织批准我为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侯礼富、王凤肖），1979年8月转正。1980年调入干部科，负责全校计划生育工作。国家于1980年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部队也不例外。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多次下到各团，到团部、机务队了解情况，回校部向干部科长（朱红）副科长（陈福根）及政治部主任汇报工作。政治部主任换了几位，1980年我记得是梁冠伦主任。主任要求我把各团所见典型写一报告，通报各团。先给政治部主任审查，通过后下发各团。在四团机务队发现问题，通报给了各团。在我主管计划生育工作期间，我会及时把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汇报给政治部首长，并传达到各团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事。在校政治部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我负责此项工作期间，八校三次被评为空九军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说实话，我在301医院遇到的死人不是很多，也没有给去世的人整过容。到了八航校，我开始试着学习给死人“整容”了。我曾为六位战友，一位家属死后整容。这是在我调到政治部干部科以后，下面向政治部领导请求让我办理的事情，说没有人会弄，只能请米干事（其实我也没有弄过，不就是给死人化妆吗？只因为有了第一次给一团机务队邢栓利战友整过容，才有了以后的几次。我体会到，给死人整容跟给活人化妆一样，只是你会心虚，害怕而已。按政治部梁冠伦主任的说法：“哈哈，政治部都成了殡仪馆了”！某天上午，政治部梁冠伦主任接到不知谁打来的电话，说管理科科长刘玉伦去世了，让我去整容。我一听，啊了一声。我纳闷，昨天还见到刘科长呢，他刚洗完澡回来，见到妻子王玉华正和包括运五中队飞行员徐德良等几人在厨房做饭。王玉华看见刘科长，就说了一句：“刘玉伦，你看人家大老徐都在做饭，你就不能也学学”？刘科长也开了一句玩笑说：“好，大老徐好，你就找个他那样的吧……”说完笑着就回屋里了。这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睡一宿觉人就没了呢？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到他家时，他的夫人，一团政治处干事王玉华哭红了眼睛守在刘玉伦身边……要说明的是，我与王玉华干事没有说过话，以前在营区见过面，连面对面点头都没有过，她从来都是面无表情。我到了她家是为刘玉伦科长整容的，她依然不说话，不点头，不理我。刘玉伦科长脖子以上的皮肤全部是紫色，可以确认是冠状动脉堵塞造成心肌梗死。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整容，我理解他夫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刘玉伦科长也被埋在戈壁滩。事后听说刘玉伦科长夫人转业回到内地，再回到部队把刘科长的遗体火化以后带回家了。可见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在八校13年，参与了空九军范围的文艺汇演、到兰空参加文艺调演、到部队巡回演出，到老爷庙边防站慰问演出等，已经记不住多少次了。这也算我为上级交给的“政治任务”做的一点贡献吧！但是，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左学杰战友在演出前因脑出血倒在开幕前的舞台上，虽经过基地医院积极抢救，他还是离开了我们！演出队队员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我们在驻地宿舍里个个都哭红了眼，大家都吃不下饭。在以前的每场演出前，左学杰战友都向我要一片止痛药用来止痛，以便能完成一次评书演说。我劝过他好好查查看是什么原因老头痛，没有想到意外先到了！基地医院条件不错，当时还给他头骨打洞放过颅内血液，用以降低颅内压力。演出结束后，演出队由侯礼富干事带队，我们同左学杰战友遗体同乘八校的直升机返回八校外场。左学杰夫人哭成了泪人，迎接她的丈夫。左学杰战友千古，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