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潘采夫
去影院看《三枪拍案惊奇》，售票员大姐说，今晚的票早卖完了，明天早点来。次日一早买票进场，约一半观众为中老年人。观影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张伟平讨伐“所谓精英、影评人、知识分子”的心情。电影结束，问一位老年人感觉如何，她说很不喜欢，因为“它没有意义”。
不要以为老百姓看电影就是为了傻乐，这位普通观众说出了知识分子的感觉。在“意义”这块阵地上，知识分子和张艺谋已经死磕了很久。尤其对张艺谋的近年作品，文化精英的批判力度越来越大，以致深感受伤的张艺谋提起知识分子就一脸不屑。
其实，张艺谋和文化界曾有不短时间的友谊。他的第一部《红高粱》问世时，老干部斥之“贩卖国丑”，体制内势力群起批判。但这部电影得到百姓的喜欢，而且知识分子从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们将《红高粱》赋予文化意义，并将张艺谋推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
《活着》的被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同情达到高潮。但当《一个都不能少》出来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张艺谋表示质疑，从他不擅拍城市题材、贩卖民俗等，上升到了“迎合主旋律”。杂音的不断出现，也让张艺谋对知识分子不满。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雄》的上映。《英雄》是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中国式大片的模式。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票房，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他们集中批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