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曹雪芹是一例，苏东坡也是一例。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苏东坡有过一句常被医家引用的名言，叫“大实若虚”。反过来观察那些有名的大医家，差不多也个个都有坚实的文章功底，他们的医学著述，特别是留下的医案，其描述真是生动透彻到令人拍案的地步。文人有时忍不住要给人讲一点药方，或医家忍不住要铺展一番词藻，都是因为二者内里相通的缘故。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人。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人。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