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徐州
2025-08-04 09:51阅读：
神宗熙宁九年十一月，苏轼改任河中府知州的告命下达。河中府在今山西省永济市一带，从密州过去取一直径，或许将越太行山。苏轼是十二月下旬离开密州奔赴的新任。那年冬天山东雪多，苏轼当时曾写一首七律：《雪夜独宿柏仙庵》，虽不肯定仙庵就在经行的路上，接下来的岁末年初，苏轼在潍州及青州道上遭遇的雪，与独宿仙庵听见的雪应属同一片冬云。除夕夜里大雪，元日早上看见雪晴，急忙赶路，不意途中雪又复下。苏轼作诗形容雪况，有“鹅毛垂马骔，惊怪骑白凤。”然后还在给继任者孔周翰的诗中，因眼前雪而怀念密州园亭的雪：“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
虽然冰雪天气，却有人情似火，苏轼到达齐州，苏辙率领三个儿子苏迟、苏适和苏远出迎，正为齐州知州的好朋友李公择也作诗来迎。逗留齐州一个月后，苏轼来到郓州，又与作为郓州知州的好朋友鲜于侁以及一干文人雅士一番热闹。当苏轼行至距汴京不远的陈桥驿，接到新的告命，不去河中府了，改判徐州知州。
生活中常有意外，意外有好有坏。这一回是幸运女神眷顾苏轼。苏轼自己对于这个变动也是满意的，四月写给文同的尺牍中说：“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挈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
接到新命的同时，苏轼也被告知不能入国门，于是寓居所敬重的前辈及同乡范镇位于城外的宅子东园，心境也从齐鲁道上的纷纷大雪，切换成汴京城外的烂漫春色，虽然东园主人一度出外不在家，不妨苏轼一住就是一个月。这段日子里，苏轼大多都是与王诜一干友朋诗酒唱和，赏画观帖。王诜贵为当朝驸马，当时苏轼写有一首小词，《殢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密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
，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这首富于婉约意味的词，在苏轼词作中并不重要，录在这里，或可见证苏轼与王诜的亲密关系。
也在这个期间，还发生几件重要的事：
一是一向赏识轼辙兄弟的张方平，出任南京留守之后，辟苏辙为应天府判官。南京也称南都，不是江苏南京，而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与苏轼即将赴任的徐州，较苏辙原来供职的齐州为近，这无疑是苏轼乐意改判徐州的原因。苏轼文集中有一篇《上留守宣徽启》，味其语意，是苏辙为获张方平辟用表示感谢，应是苏辙的文章，何故在苏轼的文集里？我想不是误入，就是苏轼的代笔。
二是为长子苏迈娶妻。苏迈生于仁宗嘉佑四年的公元1059年，实龄十八，虚龄已二十了，所娶四川彭山人吕陶的女儿，按苏轼写的《与迈求婚启》中“里闬之游，笃于早岁’的说法，与亲家不仅是老乡，还早就认识。也就在苏轼为儿子操办婚事前后脚，苏辙的女儿也许配给文同的儿子，可谓喜上加喜。
四月，苏轼在苏辙陪同下乘舟沿汴河向徐州进发。途经南都，拜谒张方平。苏轼文集中有一篇《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有说写于此时。首句“臣闻好兵犹好色。“已令人心神一振，越读越觉真是妙文。但查证一下，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认为并无苏轼为方平代笔一事，这篇文章可能是苏轼谪贬黄州期间，见徐禧兵败西夏身亡，借张方平的名义，私下有感而发。而姚鼐此说学界大多认可，如此一来，此文就没有作为大臣奏谏的史料价值了。尽管如此，文学价值还是不可忽视，不仅议论风生文采斐然，不可轻言用兵的观念尤其可贵，要是当时真有此文上达天听，神宗皇帝读了进去，也不至于后来那么冒失地对西夏用兵，兵败之后身心崩溃，终致一病不起了。
四月二十日，苏轼到任徐州。有过主政密州经验的苏轼已是政坛老手，但当年黄河决堤，洪水直扑徐州城下，让老干部面临新考验。千钧一发的艰难时刻，却也成就了苏轼展示领导能力的高光时刻。《宋史·苏轼列传》对于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抗洪保城，颇有一段生动记载，这里将主要意思叙述如下：
黄河在曹村（位于河北东路开德府）决口，洪水泛滥到梁山泊，又漫入南清河，直逼徐州城下。如来不及进行泄洪，城墙将被冲毁，富裕人家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人出城了，全城的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一起守城呢？我既然在这里，就决不会让洪水冲毁城墙。”苏轼驱使富人返回城里，又来到武卫营，呼叫领军长官说：“洪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紧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请为我尽力。”长官说：“太守尚且不避洪水，我辈小人理应效命。”长官领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修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到城墙根结束。大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没被淹没的地方只有三块筑墙夹板高。苏轼在城墙上搭建小草屋歇息，路过家门也不进去，还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最终保全了徐州城。
只就宋史的记录看，苏轼不仅是抗洪救灾的中流砥柱，甚至都有上古圣王大禹的风范，所以洪水退后，上级单位京东东路安抚使等向朝廷报奏苏轼防洪有功，第二年五月四日，朝廷降诏奖谕苏轼的功劳，奖谕诏书还立碑刻在石头，应可算苏轼自科举名动天下之后的第二个人生高峰。
但据史料，黄河决口于曹村是七月十七日，到九月二十一日，洪水在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九寸之前，整整两月有余，我们循着时间线，看看苏轼都在做什么，或也可见这位抗洪英雄的别样情态。
这里稍作补充，苏轼来到徐州不久的六月十五日，即在苏辙陪同下，祭祀了当地的汉高帝庙，苏辙还代苏轼做了一篇祈晴文，可证当年雨水丰沛，向古代英灵乞求天晴，也算太守抗灾的一个举措。
接下来，七月二十日，题索靖帖。二十二日，应王诜请求，为作宝绘堂记。下旬中，与苏辙泛舟汴河与泗河，与吴管、舒焕、郑仅等人，分韵赋快哉此风。彭城令颜复奉诏入朝，写诗相送，还将诗寄给王巩，期望王巩重阳节时能来徐州。
然后八月，月初与苏辙同宿逍遥堂，和苏辙的诗。四日，与苏辙游石经院，留题。与苏辙过云龙山，访道人张天骥，并做诗。十五日，中秋，和苏辙所作水调歌头，十六日，苏辙赴南京留守签判任，送出东门。十七日，作初别子由诗。二十一日，黄河水已抵城下之时，次韵吕梁仲的诗。李清臣赴任史馆职，作诗相别。
九月。城外已经洪水涛涛，还与刘攽书简往来，写诗送别杨奉礼。直到二十一日，眼看徐州百姓将成鱼鳖，苏轼这才抖擞精神，显出英雄本色。
因此我有点困惑，苏轼难道就不可以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成立一个抗洪指挥部之类？仍将大把时间花来写诗作文，应酬友朋，就不怕有人检举工作不落实？但又想想，也可能苏轼初来乍到，想要主动出击也难以措手。而苏轼但有些微闲暇便诗魔上脑，也是天性。并非故作镇定风范，谢安似地让小儿辈前方破敌，自个儿在家里与清客下棋。
事实上，熙宁九年的洪水退后，苏轼还真为徐州做过未雨绸缪的策划，采取过一些主动措施，先是向朝廷建议，为防黄河洪水再来，建议修筑石岸，虽然未获批准，又请求征调役民来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这次朝廷同意了。元丰元年正月，苏轼还在给正在朝中任职的好友刘攽的尺牍中详说此事，望其给予协助。
要说，苏轼也真喜欢在自己主政的地方搞点基建项目，留下些可供留念的由头。如果说苏轼主持建造的木质护岸算是物质遗产，第二年八月完成的黄楼，则是留给徐州的文化遗产。黄楼较之在密州修筑的超然台，规模气势都更胜一筹。苏轼在给秦观的诗中形容道：“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所以黄楼一落成，就是苏轼宴请聚会的所在，既是政务活动中心，更是文化活动中心。苏轼不仅自己诗咏黄楼，还发动朋友也写关于黄楼的文字，秦观就写来一篇《黄楼赋》，甚得苏轼赞誉。
总结苏轼从熙宁九年十二月离开密州，到元丰二年三月罢任徐州写的诗词：五古62首、七古52首、五律1首、七律51首、五绝1首、七绝52首、词33首，与密州两年基本持平。
苏轼于元丰元年十月游当地风景百步洪，写了七言古诗《百步洪二首》，其中“长洪斗落生跳波“一首，被钱钟书作为苏轼的代表作选入他编辑的《宋诗选注》，并将比喻丰富，赞为苏轼诗作的一大特色。默存先生不用说眼光独到，只就苏轼的七言古诗而言，我倒更喜欢其熙宁四年十月赴任杭州通判途中写的《游金山寺》。
苏轼在这个时期写的33首词，较之密州的31首，数量与质量都大体相当，其中元丰元年三月记录下乡劝农的浣溪沙五首，题材与风格都极具创意，我个人却更喜欢苏轼当年六月写的《永遇乐：徐州夜宿燕子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燕子楼是徐州本地典故，说是唐朝宪宗时工部尚书张愔有爱妾盼盼，色艺俱佳，白居易也曾有诗咏赞。张愔亡故之后，盼盼不能忘情，独居燕子楼十年不嫁。苏轼到来，虽然隔代，必也我见犹怜。于是独身夜宿燕子楼，为的就是梦会盼盼。就词中所写看，多半好梦未成，但无碍佳人倩影已入诗人心中。而苏轼一面怀想佳人，一面想象后人必也将浩叹自己，都因今古一梦，难有梦觉。如果说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令人生的美丽与悲情，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梦境中引发回响，从盼盼的故事到苏轼的词作都是典范。
苏轼在同一时期文作数十篇，也颇有可观者。比如《表忠观碑》，评价归顺宋朝的浙江钱氏吴越政权，精准把握了政治正确的分寸，我想这也是王安石赞誉此文的原因。又如《三槐堂铭》，至少可让我们了解苏轼一生挚友王巩的家世。而我个人比较喜欢《庄子祠堂记》，以为有助于提升我对庄子其人其文的认识。
元丰元年七八月起，苏轼眼看徐州任期将满，开始策划下一站任职的去处，因此给身居汴京的范百嘉数次去简，托其帮忙做些打探运作。范百嘉是范镇第三个儿子，应该官场人脉丰富。苏轼与范百嘉，除了两家一向亲密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关系，便是范百嘉的二女儿已经许配给苏轼的三儿子苏过。苏轼写的《为过求婚启》，首句说：“敢议婚姻，盖恃乡闾之末。“与为苏迈说亲一样，都是与同乡蜀人联姻。求亲家办事，所以苏轼说得比较直接，“欲乞东南一郡，”而且希望去四明，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缘故是这个位置朝廷尚未明确人选。要是四明不行，江淮地区一个小郡也可。
但到了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罢徐州后，竟得到同属浙江的湖州，其人文风土应该都不次于四明，苏轼必又喜出望外。上年十二月，好友文同受任吴兴太守，苏轼还在给文同的尺牍中祝贺说：“吴兴山水清远，公雅量弘度，在王、谢间，此授殆天意耳。”并表示自己愿意乞得宣城，与吴兴为邻国云云。殊未料文同于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在陈州逝世，而湖州较之宣城，甚至已到吴兴的隔壁，却再也见不到老友，这事虽不见苏轼述诸文字，我想内心也是充满感慨的。
苏轼从徐州出发，四月二十日抵达湖州任上，即上表谢恩。为文固须见出真情方佳，但上给皇帝的官样文章，做足恭谨姿态也就行了，苏轼这里却带出心情，而且多属负面，恭谨语调中透出牢骚意味：“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严格说也无大过，但究竟与官场格调不合，也就难免授人口实。既热心仕途，为文与说话都不能不百般谨慎，方是全身远害之道，这一点苏轼肯定是大意了。
所以苏轼来到湖州刚三个月，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事，又遭遇意外。如果说两年前的意外相当于馒头置换成肉包，眼前的意外就是大晴天落下霹雳。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奉旨来到湖州，直入衙门捉拿苏轼，按同代人孔平仲的笔记形容“拉一太守，如驱鸡犬。”罪名就是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到任湖州上的谢表诽谤朝廷。苏轼被押往汴京途中，传说曾有跳河自尽的念头，奈何被看管得紧而未成。八月十八日苏轼关进御史台受审。御史台又名乌台，被作为主要罪证的是苏轼多年来的一些诗作，中性的评价是批评了朝廷推行的新法，上纲上线的结论是攻击朝廷，甚至蔑视皇帝。所以苏轼下狱治罪的案子，后世多称乌台诗案。
自古以来的帝制时代，文臣因言获罪的案例数不胜数，后世百姓最熟悉的场面是在戏台上，大臣上奏直谏，说了皇帝不乐意的话，于是龙颜大怒，立刻下诏治罪，甚至当场推出午门斩首。看客一声叹息，知是忠臣受害，还知受害直是忠臣的宿命，尤其还知致使忠臣受害的祸首主要皇帝身边的奸臣，皇帝只是受了蒙蔽而已。
苏轼犯案的特色在于，虽也因言获罪，却非忠臣直谏的模式，其于熙宁在朝期间，也曾真给皇帝有过上书，表达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却都没出事，何以后来写诗抨击新法推行中的种种弊端，却摊上祸事呢？我想这里的区别在于，新法还在酝酿中，皇帝还有雅量听取不同意见，新法一经皇帝首肯推行，就成一项国策，作为臣子正该戮力同心执行才是，而苏轼却以诗作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明面是批新法，骨子里则是对抗朝廷，甚至忤逆皇帝啊，这就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逻辑上无懈可击。也就难怪那么多人理直气壮地举报苏轼，难怪神宗皇帝真的震怒了。
所以苏轼下狱治罪，终极决定是正神宗皇帝做出的，皇帝身边的新党人物，至多也就是落进下石的作用。·那些积极检举告发苏轼的人中，尽管个别的确德行不端，却也不是可以简单脸谱化的奸臣，他们主张惩处苏轼，固然不排除个人恩怨，更主要是将苏轼视作推行新法的一个障碍，毕竟苏轼已是当时文坛领袖，为天下举子众望之所归，他们多半是将拿下苏轼作为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视作捍卫新法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举措，根本是为保卫大宋江山，所以才对苏轼义无反顾地痛下狠手。
而苏轼以述诸形象思维的诗歌惹祸，倒有点类似千年后的一种罪名，以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达到反什么的目的。苏轼涉嫌犯罪的诗，分布在从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以来七八年的时间里，如果嫌从《苏轼诗集》中查找麻烦，可翻看南宋胡仔编撰的《苕溪渔隐丛话》，能得一网打尽之功。或许有人同情苏轼蒙受冤屈，问题在于苏轼自己并不据理作无罪抗辩，而是很快就承认了御史台的有罪指控，这反过来又证明了将其拿下的正确。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主张对苏轼处以极刑，并开列四条理由，有意思的是，其中既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又说其所写诗之虽然荒谬浅薄，但影响甚大，大有不查不足以肃清流毒的意思。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还有一点积极价值，便是不自觉地映证了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因此乌台诗案固然是苏轼的挫折，却未尝不可说是诗歌的胜利。
传说苏轼入狱后，为生死未卜而不安。由于不能与外界通过言语交流获得消息，于是与每日为他送饭的儿子苏迈等人商量好，平日就送蔬菜肉食之类，如判死罪就送鱼。不巧一天苏迈有事，送饭委托了别人，那人不知奥秘，送的饭菜中有鱼。苏轼悲伤莫名之余，写了两首七律作绝命诗，托狱卒带给苏辙。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不管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从两首诗透出的心情看，苏轼是真信自己必死无疑，真承认死罪都是自己讨得，这里没有士人风骨，更无铮铮铁骨，只有才子傲物的撞破脑袋，只有口无遮拦被磕掉牙齿，只有磊落人格冲屠刀的丧胆下跪，只有豪放思想对皇权的落魂屈服。
所幸神宗皇帝身边除了李定等人之外，朝堂上还有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大臣为苏轼辩护，宫里还有太皇太后曹氏等为苏轼说情，就是苏轼当初的论战对手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苏轼才得以保住性命。
但死罪虽免，活罪无赦，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轼被捕受审五个月后，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从正厅级市委书记贬为偏远地方的民兵团副团长。因受苏轼牵联，王诜、苏辙、王巩三人谪降，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陈襄等二十二人受到处罚。苏轼经此劫难，如同一块顽铁投入火炉烧炼，复受铁锤锻打，又下油锅淬火，虽然皮囊形容如旧，一颗诗心却不复从前了。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