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阴影下的进退：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的乞辞与乞祠
2026-03-12 10:37阅读：
皇权阴影下的进退：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的乞辞与乞祠
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隆兴元年（1163），是南宋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动荡与更迭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核心事件，莫过于宋高宗的禅位。依据当时周必大所载的宋高宗说过的话:“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不难发现：高宗退位并非全然出于高风亮节，实乃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信、失德、失威而退位”。此具历史逻辑的退位理由，道出高宗晚年政治信誉的破产：他长期执行屈辱求和路线，冤杀岳飞，排挤赵鼎，对张浚时用时疑，导致士林离心。
在这一年间的政治波澜中，有两件重大人事抗争事件直接主导了周必大的进退，也深刻暴露了南宋皇权的深层焦虑：
其一，宋高宗末年，群臣反对杨存中、要求重用张浚的抗争。绍兴三十一年金军南下势头明朗，高宗意欲用其心腹、素无民望的杨存中，遭到朝臣坚决抵制。陆游反对起用杨存中，何廷英、冯时行、王秬、李浩、王十朋、周必大等一批群臣和陈俊卿先后力言起用张浚。这一抗争迫使一直“忧心张浚不忠”的高宗不得不收回成命，复召张浚。这不仅是军事用人之争，更是朝臣对高宗狭隘猜忌心理的一次集体抗争。
其二，宋孝宗即位后，群臣抵触任用龙大渊、曾觌的抗争。孝宗新即位，虽锐意恢复，却迅速提拔潜邸旧人龙大渊、曾觌。此举名为重用藩邸旧部，实则是太上皇赵构“忧心张浚不忠”心态的延续，意在通过任用佞幸来牵制张浚等主战派元老，防范“朋党”势力坐大。这一人事安排引发了周必大、金安节等正色立朝之士的激烈抵制。
正是在这两件大事所构建的政治高压与道义冲突中，时任秘书省正字、后迅速升迁的周必大，先后呈递了六篇乞辞乞祠文字。这些奏议表面上是士大夫谦冲自牧的礼节性表达，实则记录了他从循例避位，到制度坚守，最终走向与皇权正面抵触的心路历程。
一、循例避位：高
宗朝的谦退与自守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正值第一件人事抗争尘埃落定不久（刘珙激励反对宋高宗不重用张浚）。高宗虽被迫重用张浚，但其内心对张浚“忧心不忠”的猜忌阴云未散。周必大此时由秘书省正字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作第一篇《辞免察官奏状》。
周必大在奏状中自称“奋自寒乡，最为冗士”，极力铺陈自己“资浅望轻”。这种谦退在宋代官场虽为常套，但在当时高宗对“朋党”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下，却具有特殊的政治安全意涵。高宗晚年厌恶朝臣结党，偏好看似“恬静”、“愚直”的循吏。周必大的辞免，既符合儒家进退有度的伦理规范，也无意中迎合了高宗对官员不贪权、不结党的用人偏好。此时的乞辞，纯属个人修养与官僚礼节的范畴，尚未触及皇权的敏感神经。
二、制度坚守：孝宗初政下的被动抵触
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急于招揽人才。八月，周必大被擢升为起居郎，随后又兼权中书舍人。这一时期，他先后呈递了第二至第四篇奏状（《辞免起居郎奏状》及两篇《申三省乞罢兼职》），密集请求辞去新职或兼职。
表面观之，周必大是因为“员多则罢”的行政常理而请辞，但其深层背景是皇权更迭初期的微妙局势。孝宗为了摆脱太上皇的政治束缚，倾向于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然而，周必大在奏状中反复强调“资浅望轻，径跻而躐至”、“官阙利权，员多则罢”，实际上是在用祖宗法度和官僚制度的刚性原则，来抵抗皇权可能出现的随意性。
这种坚持在太上皇干政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敏感。高宗虽退位，但其对张浚等主战派的戒心依旧，若周必大这类被视为正色立朝的官员占据要津（起居郎掌记注，中书舍人掌词命），极易被视为张浚一党的“舆论呼应”。周必大辞去兼职，虽有洁身自好之意，但在客观上也因拒绝配合皇权打破常规的用人节奏，构成了对皇权意志的一种被动抵触。
三、政治抗争：对太上皇政治红线的正面挑战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隆兴元年三月，即第二件人事抗争事件激化之时。孝宗任用潜邸旧人龙大渊、曾觌，这一人事安排实则是太上皇“以佞幸制衡元老”权术路线的延续。周必大在第五篇《宫观奏状》及第六篇史载背景中，展现了激烈的反抗。
周必大拒绝为龙、曾二人“书黄”，这不仅是封还词头的制度性权力行使，更是对太上皇政治路线的直接否定。当孝宗斥ze其“太上时小事，安敢尔”时，矛盾性质已完全暴露。孝宗搬出“太上”压人，说明周必大的行为已被定性为对太上皇权威的冒犯——即挑战了太上皇牵制张浚朋党的政治部署。
此时周必大的“乞祠”，已不再有任何客套成分，而是一种决绝的政治抗议。他在奏状中以“迁葬母亲”为名，实则是在无法改变“皇权任用佞幸”这一现实的情况下，选择“投诚君父”、“触冒万死”，以求去职。他宁可抛弃官位，也不愿在太上皇的阴影下，为维护皇权的私利而苟且。他的离去，是对太上皇遗留政治阴影最有力的反讽，也是南宋士大夫在“忠君”与“道义”冲突中做出的艰难抉择。
综上所述，周必大在孝宗即位前后的六篇文字，记录了一位正直士大夫在皇权更迭夹缝中的挣扎。高宗因失信失德而退位，却留下了猜忌与权术的政治遗产；从高宗末年被迫重用张浚，到孝宗初年执意任用龙、曾，皇权始终试图将“私心”凌驾于“公义”之上。周必大从最初的谦退自保，到中间的制度守正，再到最后的道义抗争，其乞辞乞祠一步步触及了南宋政治的核心痛点——即在太上皇干政与皇权私用之下，士大夫如何安放其政治名节。
附录：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的六篇乞辞乞祠文字
第一篇
时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
背景：
宋高宗在位末期，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周必大由秘书省正字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此时高宗对张浚等主战派仍有戒心。
文字：
左宣教郎、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臣周某状奏：右臣今月四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除臣监察御史，日下供职者。自天有命，跼地无容。伏念臣奋自寒乡，最为冗士。献刍言於召试之日，蒙睿奖於面对之初。久并英游，莫伸薄效。不图简记，更误选抡。分直栖凤之南，察事行马之外。臣犹自骇，人谓斯何？敢陈量已之言，祈寝出纶之渥。俾安旧次，免累圣知。伏候敕旨。
第二篇
时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
背景： 孝宗即位之初，锐意进取，破格提拔周必大为起居郎。
文字：
左奉议郎、兼监察御史臣周某状奏：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职者。明命初传，震恐无地。臣窃以柱下置史，君举必书，自我祖宗，甚难此选。或以久次文馆，或以尝历剧曹，或以德望词华，度越流辈，然后稽参舆议，举而授之。未有资浅望轻，径跻而躐至者也。如臣无状，岂不自知？欲勉於问学，而智识甚凡；欲勤於事为，而才力不逮。三年朝路，一善未闻。太上皇帝意其退缩，似恬静；鄙朴，似愚直。拔而置之六察之列，使事陛下。今既数月矣，略无补报，日夜常自刻责。岂谓骤膺简擢，入侍螭阶？稽之旧章，既惭践历；概之近比，更愧超逾。幸今误恩虽加，而赞辞未出。择人改授，犹可及也。惟陛下矜其诚恳，而俯从之，臣不胜幸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第三篇
时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
背景： 周必大已兼权中书舍人，因正官员额已足，请求罢去兼职。
文字：
右奉议郎、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周某札子：昨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兼权中书舍人。今来正官员数已多，合罢权，候指挥。
第四篇
时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
背景： 第一次请求被驳回，周必大再次上札子坚持罢兼职。
文字：
某先奉圣旨兼权中书舍人，今缘正官员数已多，遂乞罢权。今月二十五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令依旧兼权陈俊卿职事者。某窃惟官阙利权，员多则罢，此亦常事，何待固辞？况外制已有两人，而奉使於外者，又将还阙，岂可以某暂曾摄事，姑令依旧充员？居之不安，其敢自恕？欲望再与敷奏，俯从所请。庶几小官不失辞受之义。候指挥。
第五篇
时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二月
背景： 再次请求罢兼职，强调行政体例，维护制度尊严。
文字：
臣近者两具札子，乞罢兼权中书舍人职事。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依已降指挥，不允。伏念臣昨被旨兼摄之初，岂不知与闻基命，润色书赞，非臣不达国体、素无文采之人所能胜任。然以谓刘珙出使，不过数月，西掖独员，或有妨碍，故虽自知非据，亦复承命不辞。今刘珙将归，唐文若、张震在职。若犹迫於威命，俨然如旧，则是暂权乃欲久假，两请皆为文，其於臣辞受之义，无乃戾乎？又况遇阙则他职兼领，官多则指日罢去，盖百司庶府之常事。臣不敢远有援引，昨见侍读阙官，尝命侍读黄中时暂兼权，寻除洪遵，中即乞罢。若计侍读员数，则中尚可兼领，此最近事，人皆知之。今臣所以力辞，本非廉退，但事体当尔，不敢中辍。区区之心，实在于此。伏望圣慈特赐矜察，许臣解罢上件兼权职事。非惟私心得以少安，抑亦免为识者之所讥诮，不胜幸甚。叠冒天威，罪当万死。取进止。
第六篇
时间： 隆兴元年（1163）三月
背景：
孝宗任用潜邸旧人龙大渊、曾觌，周必大拒绝起草诏书（不书黄），触怒孝宗与太上皇意志，最终申请宫观祠禄（乞祠）离职。
文字：
左奉议郎、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臣周某状奏：臣辄沥血诚，仰干圣造。伏念臣先茔多在吉州，惟臣母葬信州，久欲迁奉。缘臣备员於朝，力所未能。爰自今年正月，屡经朝廷陈乞假告；继又力请外祠，而宰执不为敷奏，因循至今。人子之心，晨夕不遑。缘此心气怔忡，居常抱病。安能纂修记注、摄赞书命？必由旷职，重抵司败之诛。若非触冒万死，投诚君父，则进退失据，谁肯为臣宫者？伏望圣慈，下臣此章，宣问宰执。如臣前此果因迁葬乞去，非敢矫妄，即授臣宫观一次，使遂其区区之志。臣今齿发尚壮，它时或有繁剧任使，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轻犯天威，臣无任震灼俟命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