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与张浚的政治交集
2026-03-12 11:03阅读：
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与张浚的政治交集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至隆兴元年（1162-1163年），是南宋政治格局发生动荡与更迭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军国大事，莫过于宋高宗的禅位。周必大在史料中留下了高宗退位时的自白：“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此语颇具历史逻辑，道出高宗晚年因对张浚、岳飞等“失信、失德、失威”而导致的威望扫地。在此背景下，主战派领袖张浚被委以重任，而初露头角的文臣周必大，身处皇权更迭的夹缝中。二人之交集，非仅职务配合，亦可见太上皇政治阴影下，南宋正直士大夫对“恢复”大业之坚守与抗争。
一、危难之际老将张浚在皇权忧心下的起复
周必大与张浚的政治交集，始于高宗朝末期的危局之中。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外震动”。此时朝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人事抗争，宋高宗本能地欲起用心腹杨存中，却遭到陆游、王十朋、周必大等大批朝臣的反对。在陈俊卿力言之下，高宗被迫打破对张浚“忧心不忠”的猜忌，复召张浚。周必大见证了皇权在用人上的疑虑。此番抗争，非仅是军事用人之争，实乃朝臣对高宗狭隘猜忌心理的一次集体突围。
张浚闻命即行，“即日首涂”。其在岳阳遇险时，东来者告诫“敌兵方焚采石，烟炎涨天，慎无轻进”，张浚答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舆所在而已。”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忠义精神，给时任秘书省正字的周必大留下了深刻印象。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张浚在建康受命，“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军民皆倚以为重。
二、新君即位前周必大的谦退自守到制度坚守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周必大由秘书省正字拜监察御史。此时，他呈递了第一篇《辞免察官奏状》。他在奏状中自称“奋自寒乡，最为冗士”，极力铺陈自己“资浅望轻”。表面上看，这是宋代官场例行谦让的常套，但深层背景却是高宗虽退位，其对“朋dang”的高度敏感依旧笼罩朝堂。周必大的谦退，符合儒家进退有度的伦理，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在“忧心张浚不忠”的政治氛围下，其避位暗合了高宗对官员“不结dang”的用人意旨。
六月，宋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七月，张浚入见，孝宗谓张浚：“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张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在朝的周必大见证了孝宗“初政”下对张浚的尊崇。八月，周必大试起居郎，其职责转为记录皇帝言行与朝廷机务。此时他连续上状辞免，强调“未有资浅望轻，径跻而躐至者也”，这实际上是用祖宗法度和官僚制度的法度原则，来应对皇权更迭初期可能出现的随意性。
三、周必大公文运作中看皇权对张浚的疑虑
周必大与张浚在政务层面的实质性交集，集中体现在文书行政的运作上。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必大兼权中书舍人，开始直接参与朝廷核心政令的起草与封驳。
在此期间，两件大事颇能说明体制内的互动与张力。其一为公文格式之争。七月张浚任宣抚使时，其申请公文“内一项除申朝廷用状，余皆劄子”。按宋代制度，“状”是下级对上级，而“札子”多用于同级。张浚此举被视为“执政不当如此”。周必大在史料中保留这一细节，反映了张浚应急文书与日常文书之间的摩擦。
其二为隆兴元年正月的任命风波。张浚拜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昨日拟定魏公除目，上以笔圈去‘枢密使’三字，止升都督。今早执政奏事闻之，请如初议”。孝宗最初欲圈去“枢密使”三字，不排除意在平衡太上疑虑及限制张浚权力，后经执政奏请才恢复。周必大身处决策中枢，对太上与皇权、皇权与权臣的博弈内幕有清晰的认知。
四、太上阴影下张浚与周必大的道义抗争
隆兴元年三月，张浚作为江淮都督，在处理对金外交文书时，面对金方赫舍哩志宁“倘能先归侵地……毋贻后悔”的傲慢指ze，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回复。周必大身兼起居郎与中书舍人，通过严谨的文书运作配合了张浚的外交斗争。此时，周必大呈递一篇乞祠文字，记录了他从循例避位，到制度坚守，最终走向与皇权正面抗争的心迹。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主旋律并非单纯的“恢复”，更有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孝宗即位后，迅速提拔潜邸旧人龙大渊、曾觌，这一人事安排实则是太上皇“以佞幸制衡元老”权术路线的延续。周必大拒绝为龙、曾二人“书黄”，此既是行使封还词头的制度性权力，亦是对太上皇政治路线的直接否定。面对孝宗“太上时小事，安敢尔”的斥ze，矛盾性质已完全暴露——周必大的行为已被定性为对太上皇权威的冒犯。
此时周必大的“乞祠”，已不再有任何客套成分，而是一种决绝的政治抗议。他在《宫观奏状》中以“迁葬母亲”为名，实则是在无法改变“皇权任用佞幸”这一现实的情况下，选择“沥恳君父”、“触冒万死”，以求去职。他宁可抛弃官位，也不愿在太上皇的阴影下，为维护皇权的私利而苟且。他的离去，是对太上皇遗留政治阴影最有力的反讽，也是南宋士大夫在“忠君”与“道义”冲突中做出的艰难抉择。就在周必大主管台州崇道观（时随龙人龙大渊、曾觌颇用事。予因进故事每以为言，寻缴其知閤之命，坐是请祠而去）的同日，奉召入京的时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知情后力陈己见，上呈其“庙胜之道”奏疏：“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张浚与周必大等的抗争实为一种政治上的“声气相求”。
综上所述，绍兴三十二年至隆兴元年，周必大与张浚的交集主要建立在职官体系的运作与政治道义的共鸣之上。张浚是前台的军事统帅与政治旗帜，以“忠义”著称；而周必大则是后台的制度维护者与历史记录者，以“严谨”守职，最终以“抗争”明志。二人在这一时期的交集，足以说明南宋初年文武官僚在皇权阴影下为“恢复”大业所做的努力与牺牲，亦深刻揭示了南宋政治体制中皇权猜忌与士大夫道义之间的矛盾抵牾。
附件：宋孝宗即位前后周必大与张浚的任职脉络
绍兴三十年（1160）九月
周必大任秘书省正字。此后周必大兼国史院编修。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初八
完颜亮统帅大军渡过淮水，进军庐州，同日完颜福寿与谋衍在辽阳发动政变，拥立完颜褒（1123-1189）为帝。完颜褒改名为完颜雍。同月，中路金军以骑兵三干进攻樊城。二十五日，因完颜亮兵大入，中外震动。宋高宗手诏败盟之讨，急召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同宰执大臣商议对策。陆游反对起用杨存中，自敕局罢归。因请对，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力言起用张浚，一直忧心张浚不忠的宋高宗始悟，宋高宗复召张浚，诏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和国公的老将张浚起复为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事；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洪迈、秘书省校书郎冯方，并为参议军事。
王十朋作有《冯员仲（冯方）赴阙奏事，士君子咸欲其留，闻为魏公（张浚）所辟，势不可夺，遂成鄙语兼简查元章（查籥）》：“名德重夷夏，皇朝两魏公。平淮已得愈，论将更资冯。报主男儿志，知恩国士风。尽收良马去，冀北遂群空。”
张浚至潭州（今长沙），闻钦宗崩，号恸不食，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
人事变动：这月，复汤思退观文殿大学士、礼泉观使兼侍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初四
宋高宗命张浚任判建康府（今南京）兼行宫留守。同月，完颜亮领大军逼近采石。初八，虞允文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犒师。虞允文到采石后，见宋军萎靡不振，形势危急，于是亲自督师，金军“采石之战”完败。其间，张浚自潭州闻命，即日首涂（兵急，张浚告别家人先行离开潭州赴任）。杨万里作有《贺张丞相判建康启》（后来周必大作有《跋杨廷秀贺张魏公启》）。胡宏（胡仁仲）作《贺张丞相（张浚）帅金陵启》。张浚至岳阳（属湖南），买舟冒风雪而行，遇东来者云：“敌兵方焚采石，烟炎涨天，慎无轻进。”张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舆所在而已。”张浚在岳阳时得知金军来犯，无人敢渡江应战，张浚独自一人前进（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完颜亮移兵扬州，虞允文又赶赴镇江府阻截。惧于水战的金军因将士闻张浚至，胆落而偾（紧张），“皆惧”。下旬，时张浚乘小舟径进，过池阳（池州），闻完颜亮死，余众犹二万屯和州。金军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二十二日，张浚到任。率军退至扬州的完颜亮，在金世宗自立为帝的消息传至军前，完颜亮决意尽速渡江灭宋，再回师北上以对付金世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初
坐守扬州的完颜亮用sha戮阻止士卒渡淮北归。完颜亮部下耶律元宜乘机煽动众军叛乱，攻杀完颜亮于扬州城外龟山寺。完颜亮死，在河南的金兵北去。这月，宋高宗幸建康。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
宋高宗车驾幸建康，（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张）浚，无不以手加额。时（张）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
在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宋高宗在建康犒军，有乘胜求和的念头，遭到朝野坚决反对。宋高宗将还临安，军务未有所付。张浚判建康府，众望属之。对张浚“用着人朝前，用不着朝后”和不放心张浚的宋高宗下诏以和义郡王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中书舍人虞允文充副使。中外大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刘珙言：“比者金人渝盟，干犯王略。今陛下亲御六飞，视师江浒，大明黜陟，号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观，倾耳以听，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存中已试之效，不待臣等具陈。顷以权势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军职。今复授以兹任，事权益隆，岂惟无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傥圣意以允文资历未深，未可专付，宜别择重臣，以副盛举。”疏入，宋高宗怒，谓辅臣曰：“珙之父为张浚所知，其为此奏，意专为浚地耳。”宰相陈康伯、朱倬召刘珙谕上旨，且曰：“再缴累及张公。”刘珙曰：“珙为国家计，故不暇为张公计。若为张公谋，则不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刘珙执奏如初，乃止。十八日，宋高宗自建康回到临安。于是宋高宗从建康返回临安前夕，将任张浚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以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兼侍讲虞允文为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杨存中措置两淮而已。返回临安的宋高宗立建王为皇太子，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闰二月，宋高宗已还临安，有劝张浚求去者。张浚念身为旧臣，一时人心以己之去就为安危，乃不敢言。治府事，细大必亲焉。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
宋高宗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同月，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周必大拜监察御史。周必大作有《辞免察官奏状》：“左宣教郎、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臣周某状奏：右臣今月四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除臣监察御史，日下供职者。自天有命，跼地无容。伏念臣奋自寒乡，最为冗士。献刍言於召试之日，蒙睿奖於面对之初。久并英游，莫伸薄效。不图简记，更误选抡。分直栖凤之南，察事行马之外。臣犹自骇，人谓斯何？敢陈量已之言，祈寝出纶之渥。俾安旧次，免累圣知。伏候敕旨。（五月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不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
宋高宗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信、失德、失威而退位，宋孝宗即位。周必大有载：宋高宗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月底，因宋孝宗自藩邸熟闻张浚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宋孝宗召张浚赴行在，赐张浚手书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当万机之烦，夙夜祇惧，未知攸济。公为元老，宜辅朕初政。公其疾驱，副朕至意。”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初五
张浚至即引见，宋孝宗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赐坐降问，张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己，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雠自服。”宋孝宗然，曰：“当不忘公言。”初八，除张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十四日（己酉），五更，皇帝亲飨太庙。初行礼，大风。既而雨作。张魏公申请内一项除申朝廷用状，余皆劄子。或谓非是，执政不当如此。二十八日，诏令李显忠军马听从张浚调遣管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初五
以翰林学士史浩为参知政事。二十二日，周必大试起居郎。周必大作有《辞免起居郎奏状》：“左奉议郎、兼监察御史臣周某状奏：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职者。明命初传，震恐无地。臣窃以柱下置史，君举必书，自我祖宗，甚难此选。或以久次文馆，或以尝历剧曹，或以德望词华，度越流辈，然后稽参舆议，举而授之。未有资浅望轻，径跻而躐至者也。如臣无状，岂不自知？欲勉於问学，而智识甚凡；欲勤於事为，而才力不逮。三年朝路，一善未闻。太上皇帝意其退缩，似恬静；鄙朴，似愚直。拔而置之六察之列，使事陛下。今既数月矣，略无补报，日夜常自刻责。岂谓骤膺简擢，入侍螭阶？稽之旧章，既惭践历；概之近比，更愧超逾。幸今误恩虽加，而赞辞未出。择人改授，犹可及也。惟陛下矜其诚恳，而俯从之，臣不胜幸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圣旨不允）。”
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
虞允文以论边事不合，罢川陕宣谕使，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诏虞允文赴吴璘军议事。周必大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暂兼权给事中。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
史浩兼权知枢密院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
史浩免权知枢密院事。二十五日，周必大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周必大作有《申三省乞罢兼职》（第一劄子）：“右奉议郎、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周某札子：昨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兼权中书舍人。今来正官员数已多，合罢权，候指挥。（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令周某依旧兼权陈俊卿职事）。”（第二劄子）：“某先奉圣旨兼权中书舍人，今缘正官员数已多，遂乞罢权。今月二十五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令依旧兼权陈俊卿职事者。某窃惟官阙利权，员多则罢，此亦常事，何待固辞？况外制已有两人，而奉使於外者，又将还阙，岂可以某暂曾摄事，姑令依旧充员？居之不安，其敢自恕？欲望再与敷奏，俯从所请。庶几小官不失辞受之义。候指挥。（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已降指挥不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二月
诏宰臣复兼枢密使，陈康伯兼枢密使。周必大再作《奏乞罢兼职状》：“臣近者两具札子，乞罢兼权中书舍人职事。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依已降指挥，不允。伏念臣昨被旨兼摄之初，岂不知与闻基命，润色书赞，非臣不达国体、素无文采之人所能胜任。然以谓刘珙出使，不过数月，西掖独员，或有妨碍，故虽自知非据，亦复承命不辞。今刘珙将归，唐文若、张震在职。若犹迫於威命，俨然如旧，则是暂权乃欲久假，两请皆为文，其於臣辞受之义，无乃戾乎？又况遇阙则他职兼领，官多则指日罢去，盖百司庶府之常事。臣不敢远有援引，昨见侍读阙官，尝命侍读黄中时暂兼权，寻除洪遵，中即乞罢。若计侍读员数，则中尚可兼领，此最近事，人皆知之。今臣所以力辞，本非廉退，但事体当尔，不敢中辍。区区之心，实在于此。伏望圣慈特赐矜察，许臣解罢上件兼权职事。非惟私心得以少安，抑亦免为识者之所讥诮，不胜幸甚。叠冒天威，罪当万死。取进止。（十二月十一日三省同奉圣旨不允）。”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初九
时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宣麻史浩拜右仆射兼枢密使，张浚拜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昨日拟定魏公除目，上以笔圈去“枢密使”三字，止升都督。今早执政奏事闻之，请如初议，而制已付合门，遂用旧文首尾词告廷，而令直学士院刘珙归改其词行下。
隆兴元年（1163）三月初一（壬辰朔）
张魏公缴进北界副元帅赫舍哩志宁回书来上。其式云：“志宁白宣抚执事。”书词大畧谓：“向者新主初立，即舍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乃袭我归师，稍侵五疆。今得来书，以天时人事逆顺为言，固争旧礼，不议他事。且陕西所失地，近已克复，将士或执或死，其数甚多。此由宋国贪土地之故，不顺天德，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宁材虽不武，被命分阃，师之进止，得以专之。倘能先归侵地，以示诚欵，则往复之礼乃可徐议。今则按兵不动，以俟来音，宜深思熟虑，毋贻後悔。”初，魏公以其拒我使者，尝移书开谕之，故复用此意来答。
甲辰，同金给事安节缴驳龙大渊、会觌除知阁指挥。戊午，周必大入奏，以迁祔乞祠，周必大作《宫观奏状》：“左奉议郎、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臣周某状奏：臣辄沥血诚，仰干圣造。伏念臣先茔多在吉州，惟臣母葬信州，久欲迁奉。缘臣备员於朝，力所未能。爰自今年正月，屡经朝廷陈乞假告；继又力请外祠，而宰执不为敷奏，因循至今。人子之心，晨夕不遑。缘此心气怔忡，居常抱病。安能纂修记注、摄赞书命？必由旷职，重抵司败之诛。若非触冒万死，投诚君父，则进退失据，谁肯为臣宫者？伏望圣慈，下臣此章，宣问宰执。如臣前此果因迁葬乞去，非敢矫妄，即授臣宫观一次，使遂其区区之志。臣今齿发尚壮，它时或有繁剧任使，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轻犯天威，臣无任震灼俟命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所乞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使居住）。”
庚申（三十日），周必大主管台州崇道观（时随龙人龙大渊、曾觌颇用事。予因进故事每以为言，寻缴其知閤之命，坐是请祠而去）。同日，奉召入京的时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知情后力陈己见，上呈其“庙胜之道”奏疏：“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