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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说”背后的死谏之音:张浚绍兴二十六年疏考辨与要义析论

2026-05-07 11:17阅读:
“瞽说”背后的死谏之音:张浚绍兴二十六年疏考辨与要义析论

绍兴二十五年(1155)冬,权相秦桧病死,南宋朝野似乎迎来了一丝政治解冻的曙光。然而,随着宋高宗赵构迅速接管秦桧留下的政治遗产,这场“解冻”被证明不过是海市蜃楼。绍兴二十六年(1156),罢斥多年的张浚在极其艰困的个人处境与凶险的国家危局交织下,连上封事。清嘉庆《绵竹县志》卷三将其一节录为《永州第五札子》。通过严密的史实考辨与文本剖析,可知此疏不仅是南宋“绍兴和议”走向破产的判词,更折射出古代士大夫在至暗时刻的悲剧宿命。
一、书札考据与作年辨析
《绵竹县志》将此文与绍兴八年(1138)“天眷和议”时期的四札混编,实为方志编纂缺乏时代断限之误。此疏的作年铁证,同样藏于“金以招谕为名”这短短六字之中。
绍兴八年和议时,金人尚以“赐”字自居,许诺归还河南地;而绍兴二十六年,金主完颜亮为掩盖南侵准备,派王全使宋,国书以“招谕”为名,将南宋视为即将被征服的叛臣政权。《三朝北盟会编》载张浚当年上疏明确有“金以招谕为名,各持废置与夺之大柄”之语。
结合张浚行状可知,此文作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当时张浚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蜀,行至江陵,因朝廷因彗星出现下诏求直言,遂作此长疏(即后世所编《古文薮》收录之文),《绵竹县志》所录仅为该长疏中直击要害的一段节选。
二、“臣近者累输瞽说”:谦辞背后的文本张力与政治隐喻
在分析此疏的核心要义前,必须对开篇“臣近者累输瞽说”这看似平淡的八个字进行深度剖析。这绝非传统奏疏中例行的套话,而是隐藏着极高的情感浓度与政治风险。
其一,“累输”的时间坐标,指向被刻意掩盖的五月上疏。
“累输”意为多次呈递。这说明在十月长疏之前,张浚已经上过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绍兴二十六年三月,高宗下诏为和议定性,宣称“断自朕志”,警告群臣“如敢妄议,当置重典”。五
月己巳,张浚在得知此诏后,出于“度金人必渝盟”的忧虑,打破沉默,以“盗踞其堂”为喻首次上疏。然而,执政将其直接压下,“不省”。因此,十月的“累输”,实质上是张浚在控诉:我在五个月前就已发出警告,你们装聋作哑,今日彗星见灾,我不得不说第二次。
其二,“瞽说”的自贬,是对高宗“重典”警告的正面冲撞。
“瞽说”即盲人之言,是臣子自谦之词。但在高宗严申“妄议当置重典”的政治高压下,张浚用一个“累”字,等于直接告诉高宗:我知道你在下禁言令,但我就是要“屡次”进献你不想听的“盲人之言”。这不仅需要战略眼光,更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
其三,“瞽说”与“盲目苟安”的倒错。
张浚以“瞽”自居,实则是以退为进的反讽:朝中自诩洞明时局的宰执们才是真瞎,高高在上的最高决策者被虚假和平蒙蔽了双眼,唯有罪臣张浚看穿了完颜亮的陷阱。这句谦辞背后,暗含着对南宋决策层“盲目苟安”的辛辣讽刺。
三、上疏背景:丁忧禁忌与“解冻”幻觉的破灭
要理解张浚为何在十月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上疏,必须置于其个人悲剧与朝局诡谲的双重背景下审视。
秦桧死后,高宗虽解除了张浚长达十年的永州管制,复其观文殿大学士,命其判洪州。但张浚因母亲病危、继而病逝,未赴洪州之任,而是留在潭州守制(丁忧)。按封建礼法,臣子丁忧当“居丧不言国事”,张浚本无上书资格。
然而,高宗的后续操作彻底击碎了张浚的幻想。二十六年三月,高宗借参知政事沈该之口,下诏宣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把秦桧打扮成只是“赞朕而已”的执行者。这意味着高宗不仅彻底背弃了反思和议误国的机会,反而以祖宗之法将投降路线固化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相仍而起”的死局,张浚在五月首次破戒上书被拒后,八月行至江陵,面对彗星求言之诏,他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再次打破“居丧不言”的禁忌,将生死置之度外,呈上了这篇长疏。
四、疏文要义:拆解“招谕”骗局与零和困境
在十月长疏中,张浚引经据典,从商汤、周文王到汉高祖、唐太宗,论证了“和战本为一事”,和只是手段,备才是根本。而《绵竹县志》节录的这一段,则是从现实操作层面,对金人“招谕”的致命一击。
(一)戳破“置废与夺”的零和幻梦
张浚提出“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废,有与必有夺”。南宋朝廷长期存在一种错觉,认为可以通过割地进贡(与、置)来换取金人的宽容(不被废、不被夺)。张浚一语道破:在国家存亡的博弈中,绝非妥协退让所能求存。金人之所以用“招谕”代替战争,是因为他们单方面攫取了“废置与夺之大柄”。承认了“招谕”,就等于在法理上交出了生存权。
(二)揭露“沮人成事”的缓兵之计
完颜亮此时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南侵,为何要派使者来“招谕”?张浚精准指出其目的是“欲以沮人成事而已”。金人知道南宋朝野有主战之声,故意用极其屈辱的外交辞令刺激南宋,如果南宋君臣因恐惧而陷入漫长的内部争辩与外交交涉,金军就能争取到时间,“迟以岁月,百姓离心,将士丧气,国亦危亡而已”。
(三)给出“断自圣志”的解药
针对高宗三月诏书中的“断自朕志”,张浚在此疏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毋为群议所摇,亟断自圣志,专一以恢复为务。”他要求高宗把“断自朕志”的魄力,从坚持投降转向坚持抗战,彻底抛弃通过外交斡旋求生存的幻想。
五、余论:从“永州居住”看高宗的政治绞杀
历史无情地印证了张浚的预警。五年后(1161),完颜亮大军渡江,南宋险些亡国。
然而,在绍兴二十六年十月,这篇洞若观火的疏文换来的却是灭顶之灾。执政沈该、万俟禼见疏后“大怒”;台谏汤鹏举、凌哲立即以“要誉论边”“违诏不恭”“唱率远方”的罪名交章弹劾。十月二十九日,高宗下诏,将正在护送母亲灵柩途中的张浚,“依旧永州居住,俟服阕取旨”,直接重新押回贬所。
更令人心寒的是闰十月初一,高宗与汤思退、陈诚之的定调对话。高宗刻意避开张浚的战略预言,而是翻出二十年前的富平、淮西之败,以此否定张浚的用兵成效(“其效可见”,并非指张浚用兵才能不足);陈诚之更是刻意套用历史教训,以景延广之骄横比附张浚,以桑维翰之主和自比,试图在舆论上将张浚钉上祸国殃民的耻辱柱。高宗最后定调:“不如此,议论不定。”
这场对话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高宗并非看不出张浚说得对,也并非不知道金人会南侵。他打击张浚,根本原因在于张浚的“恢复之务”动摇了他“偏安江南”的政治基本盘。他需要用“永州居住”的命令,来“塞众议”,堵住所有主张备战的声音。
张浚在江陵写下的“臣近者累输瞽说”,最终化作了一场凄凉的政治回声。他以罪臣之身、戴孝之躯,试图将沉睡的帝国从悬崖边拉回,换来的却是帝国统治者毫不犹豫的再次放逐。这不仅是张浚个人的悲剧,更暴露出南宋皇权专制下,国家整体利益必然让位于统治者个人皇位安全的体制性绝症。

附件:原文(据清嘉庆《绵竹县志》卷三节录点校)
永州第五札子(实为绍兴二十六年十月江陵长疏之节录)
略曰:臣近者累输瞽说,仰渎圣明,诚以忧君过虑,不能自息。窃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废,有与必有夺。金以招谕为名,各持废置与夺之大柄,且其蓄谋起虑,欲以沮人成事而已。伏望陛下毋为群议所摇,亟断自圣志,专一以恢复为务,则天下大计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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