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家风与峡中抚字：王十朋《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新解
2026-05-08 10:42阅读：
魏国家风与峡中抚字：王十朋《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新解
一、全文（三首）
据《梅溪集》及各本合校，录出王十朋《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全篇：
其一：魏公名德最芬馨，犹子传家有典刑。勉力施行诚与善，民谣待向峡中听。（王十朋自注：魏公赠主管砚铭云：谨于诚而勉于善。）
其二：女须归处郡如何，地狭民贫事不多。把酒送行无别语，要先抚字后催科。
其三：政术遥传京兆张，笑谈为治定循良。诸生相见宜相勉，正是风骚屈宋乡。
二、题解与惊心动魄的历史背景
1.
“魏公犹子”的真实身份与家风渊源
结合《道光夔州府志》与张栻《南轩集》中的《通判成都府事张君墓表》可知，诗题中的“张主管”名椿，字大年（1102-1170），汉州绵竹人。其身份极为特殊——他是南宋抗金名相、魏国公张浚的从侄。张椿幼年丧父，直到五十余岁才因叔父张滉致仕的恩荫补官。他早年受知于抗金名将刘锜（辟为松滋县令，离任时百姓思慕），后又受名臣刘珙举荐。王十朋诗中首句的“魏公”，正是张浚；“犹子传家有典刑”，指的正是张椿继承了张浚一脉清正忠义的家风。王十朋在第一首诗后特意加注'魏公赠主管砚铭云：谨于诚而勉于善'，更是一锤定音，证明诗中的“诚与善”绝非泛泛之谈，而是张浚亲自题写在砚台上勉励侄子的家训。
2.
“马纲水运”：一场军需与民生的生死拉锯
这组诗写于乾道二年（1166）前后的夔州，正值一场牵动朝野的政治风暴之中。背景是南宋面临严重的缺马危机。乾道元年正月，主管茶马事的续觱因“马政不修”被放罢。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这位身负川陕防务重任的抗金名将，向宋孝宗提出建议：
均、房一带陆路运马，多峻岭乱石，马匹伤蹄道毙严重，请改为以舟载马经三峡东下。宋孝宗亲自批准了这一朝令，命夔路造舟，沿路州郡供给粮草。
吴璘的建议出于纯正的军事考量，宋孝宗的旨意更是不可违抗的朝令。问题在于，这一决策严重脱离三峡水情的实际。四川安抚制置使汪应辰、知夔州张震、继任知夔州王十朋等吴璘的下属，“皆力论其扰人”；王十朋更痛陈“书为爱民成再奏，泪因忧愁有双痕”。他们不是反对吴璘的军事需求，而是深知三峡行舟运马必将酿成大祸。
3.
周允升“傅会大官”与张椿的孤身抗争
真正将这场政策灾难推向极致的，是夔州路转运判官周奭（字允升）。史料称其“傅会大官，以舟运蜀马”——这个“大官”，正是吴璘。周允升作为张栻在潭州讲学时的高足（号敛斋，有《雨后同周允升登雪观》等唱和传世），非但不据实向上反映三峡水运之不可行，反而迎合吴璘、附会朝令，在执行中变本加厉，“一路骚动”，更打算“尽核羡财以献”——借机把夔州路百姓的最后一点脂膏搜刮出来作为“羡余”献给朝廷，以博取功名。
面对顶头上司周允升的乱命，而周允升背后站着的是吴璘的军令与宋孝宗的朝旨，五十多岁才出仕的张椿展现出了张氏家族刚正不阿的硬骨头。他拒绝在搜刮文书上签字，当面斥责周允升“知取而不知予”。周允升大怒，鞭打差吏逼其署名，张椿终不屈服。
乾道二年七月，王十朋出知夔州。他对张椿的品格极为激赏，感叹：“使为属者人人如张君，上之人宁患过举耶？”就在张椿被派往“摄郡秭归”之际，王十朋写下了这三首绝句。后来周允升果因“诛求横敛”被右谏议大夫陈良佑弹劾罢官，马运也卒不可行；而张椿在摄知大宁监“半载远人安之”后，通判成都，于乾道六年病逝于任上，至死仅是个承议郎。但他落难时的政敌周允升将死，张椿却“致其孥则尽力”，尽显公义私恩两全的儒者气象。
三、逐首释义与要义分析
（一）第一首：以相国家训为精神铠甲
魏公名德最芬馨，犹子传家有典刑。勉力施行诚与善，民谣待向峡中听。
要义解析：王十朋开篇搬出“魏公”张浚的牌匾，不仅是赞美张椿的出身，更是在“马纲”事件的政治高压下，为张椿提供一种精神背书。要知道，张椿对抗的不是一个贪官，而是吴璘的军事决策与宋孝宗的朝令——这在南宋官场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王十朋等于在说：你身上流淌着魏国公的血脉，你的行为符合相国家训。张浚砚铭上的“谨于诚而勉于善”，成了张椿在风浪中站稳脚跟的精神锚点。“民谣待向峡中听”，则是王十朋对这位刚直下属的安抚与期许：哪怕暂时被排挤到秭归，只要守得住“诚善”，峡中百姓终会为你唱起赞歌。
（二）第二首：军需高压下的治体坚守
女须归处郡如何，地狭民贫事不多。把酒送行无别语，要先抚字后催科。
要义解析：这句“先抚字后催科”有了远比此前沉重得多的分量。吴璘的马纲水运是朝廷钦定的军需大事，沿路州郡供办粮草、打造舟船，本质上都是“催科”。周允升更以“献羡余”将催科推向极致。王十朋对张椿说出这六个字，绝不是空洞的官样文章，而是在最艰难的处境中划出一条底线：军需再急，也不能以“抚字”为代价去完成“催科”；朝令再严，也不能趁势向“地狭民贫”的峡中百姓横征暴敛。这既是对周允升“傅会大官、尽核羡财”的间接批评，也是王十朋自己“力论其扰人”的立场延伸——他们反对的不是吴璘解决缺马的初心，而是反对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执行方式。
（三）第三首：大器晚成的“循良”定调
政术遥传京兆张，笑谈为治定循良。诸生相见宜相勉，正是风骚屈宋乡。
要义解析：张椿五十多岁才恩补入仕，因抗命正被边缘化。但王十朋用汉代名臣“京兆张”的典故，直接将他定格为“循良”。后两句尤为巧妙：王十朋嘱咐他去秭归后多勉励当地学子，因为这里是屈原故里。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恰恰与张椿在军需高压下仍死守“抚字”底线的行动一脉相承。王十朋以此告诉张椿：你虽然在仕途上未能显达，但你在峡中捍卫了屈子以来士大夫以民为本的清正之风，这比任何高官厚禄都更有价值。
四、军国大事面前的一道民生底线
融入张椿家世、周允升背景，尤其是认清'大官'即吴璘之后，这组诗从一篇普通的“送别赠言”，升华为南宋军国大事与民生底线发生尖锐冲突时，一位地方属官以相国家风为支撑、以“抚字”为旗号所做出的孤勇抵抗的见证。
它揭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南宋政治困境：吴璘的建议出于真实的军事需要，宋孝宗的朝令出于国家的战略考量，这些本身都不是“恶政”；但一道脱离实际的军令，经过周允升这样“傅会大官”的官员的层层加码，最终全部代价都落到了“地狭民贫”的峡中百姓头上。汪应辰、王十朋“力论其扰人”是在为百姓请命，张椿“拒署文书”同样是在为百姓挡刀。
王十朋的这组诗，既是对张椿个人的“终身称道”，也是对整个“马纲水运”事件中“军需至上、民生垫底”逻辑的温和而坚定的纠偏——再大的军国大事，也不能绕过“先抚字后催科”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是张浚刻在砚台上的家训，是王十朋哭奏朝廷的信念，也是张椿在鞭扑逼署之下绝不退让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