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死后高宗用蜀士之心术：以抑张浚与拔赵逵为中心的考察
2026-07-09 09:50阅读：
秦桧死后高宗用蜀士之心术：以抑张浚与拔赵逵为中心的考察
自绍兴和议（1141）达成以来，宋高宗为了维系和议大局与皇权独尊，与秦桧达成政治默契，大力打压主战派。同时，秦桧在朝政上对蜀地士人实行了严厉抑制。绍兴和议后秦桧独揽朝政近二十年，核心宰执、台谏、侍从等关键岗位几乎全由其亲党占据。《宋史》所载秦桧拔擢的20余名核心党羽中，无一人为蜀地出身——万俟卨（开封阳武人）、罗汝楫（徽州歙县人）、何铸（余杭人）、程克俊（浮梁人）、魏良臣（溧阳人）、汤思退（处州人）、沈该（归安人）、杨愿（武进人）等，籍贯遍布东南，独不及四川。这一排斥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政治压制。南宋四川士人何耕在《送符制置被召序》中追忆道：“自秦丞相当国，遂蜀士如弃梗，无一人缀文右之班、望属车之尘者。”在何耕——一个亲身经历了秦桧时代、且因与张浚同乡而被压低科举名次的蜀士——眼中，秦桧对待蜀地士人如同丢弃的草芥，没有一人能进入朝廷班列、接近皇帝车驾。赵逵作为高宗亲擢的状元，因拒绝依附秦桧，全程未获举荐，长期仅任校书郎这类微职；虞允文进士及第后沉滞下僚十余年；刘仪凤等蜀中名士也都被长期闲置。其深层症结在于，南宋初年主战派领袖张浚系出蜀地，高宗延续绍兴三年不顾川陕前线战事紧张而强行召回张浚的猜忌心态，不仅忧心其不忠、功高盖主，更深畏其在士大夫中的人望会形成“震主”之势。同时，四川在南宋具有特殊的军事财政地位，高宗对蜀士的防范，亦隐含着对川陕武将势力及潜在地方离心力的警惕。因此，绍兴和议以来，高宗不复重用蜀士。然而，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朝廷亟需拨乱反正、收揽人心，高宗面临着不得不清洗秦桧余毒、重新起用人才的政治需求。此时，高宗虽拟重新起用蜀士以示宽大，但对张浚依然忧心其“震主”而不敢重用。在这种既要用人、又要防人的矛盾心态下，川人赵逵及其所荐蜀士群体，便成为了高宗手中最安全的政治筹码。
一、忧畏震主：高宗对张浚的象征性起复与常态化打压
秦桧死后，朝野呼吁起用张浚的声浪再起，高宗不得不做出政治“解冻”的姿态。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朝廷恢复张浚、胡寅等二十九人官职，张浚降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后复观文殿大
学士、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但这只是平息朝野不满的象征性姿态，张浚因母病未赴，旋即丁母忧（其母计氏卒于绍兴二十六年三月），朝廷并未赋予其实际军政职权。
此后，高宗对张浚的防范步步紧逼。绍兴二十六年（1156），张浚在贬所度金人必渝盟，上疏备战，却被执政冷遇；后在江陵途中再次上疏抗金，被高宗以“极为生事”严厉驳回，诏令依旧永州居住。这标志着即便秦桧已死，主和路线仍是朝廷主导方针，主战仍被视为“生事”。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中进士，主和派执政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见敌初无衅，讥张浚为狂；台谏汤鹏举、凌哲更论张浚若归蜀恐摇动远方，诏复居永州。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初，张浚丁母忧服阕，本应官复原职，朝廷却进一步将其“落职”，仅授予祠禄官虚衔，依旧永州居住。
这一系列时间节点清晰地表明，高宗对张浚的防范已超越常规政治逻辑，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打压。因为张浚虽已被剥夺兵权，但其在主战派士大夫中的号召力与在蜀地的潜在影响力，在高宗眼中构成了严重的“人望震主”威胁，必须将其严密监控于湖广等地，极力限制其归蜀或入朝。同时，主和派执政格局（如汤思退进位宰相、陈康伯入参知政事）的巩固，也确保了防范张浚的政治路线得以延续。可见，“防张”已内化为朝廷的政治本能。
二、纯正无党：赵逵的破格拔擢与高宗的政治寄托
就在高宗对张浚严密监控之际，川人赵逵进入了高宗的视野。赵逵的崛起，既得益于其自身卓越的才学，更因其品格完美契合了高宗的政治需求，成为了高宗眼中安全的“政治替代品”。
赵逵之所以受重用，首要在于其“坚守臣节，不附权贵”。绍兴二十六年（1156），赵逵迁著作郎，未几除起居郎。入谢时，面对高宗“秦桧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的赞扬，赵逵坦言：“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奸，但不与之同尔，然所以事宰相礼亦不敢阙。”并言：“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权门，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这番表态不仅是对其品格的肯定，更是对其政治安全感的确认。在帝王眼中，赵逵的“纯正”恰恰与张浚的“震主”形成对比。张浚的强势让高宗畏惧，而赵逵的“不附权贵”且“事宰相礼不敢阙”的圆融与守节，则让他感到绝对安全。高宗对王纶称“赵逵纯正可用。朕所以甫二岁令至此，报其不附权贵也”，又称“朕于蜀士未见其比”。在宋代文治背景下，高宗所需要的“纯正”，不仅是道德上的不结党营私，更是对皇权绝对服从的体现。赵逵的破格拔擢，实为高宗在秦桧专权后，试图重振皇权、消解相党势力的制度性尝试。高宗在无法信任大老重臣时，转而寄望于这种孤介立身、无党无派的中下层官员来整顿朝纲。
三、尽公考阅与捍卫封驳：体制内的拨乱反正
高宗对赵逵的重用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迅速赋予其革除积弊的实际权力。绍兴二十七年（1157），就在主和派执政讥张浚主战为“狂”、台谏论张浚复居永州的同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高宗任命时任御史中丞的汤鹏举为知贡举，中书舍人王纶与起居郎赵逵为同知贡举。在这一关键职位上，赵逵“尽公考阅，以革旧弊”，将科举从秦桧时期的权门私器重新变为了国家公器。在省试中，赵逵选拔了王十朋、阎安中等真才实学之士进入殿试（王十朋后被高宗亲擢为状元）。颇具历史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一年，主和派嘲笑张浚主战为“狂”，而赵逵却在科场选拔了后来成为主战名臣的王十朋。高宗乐于见到这种体制内稳妥推进的改革——不需要像张浚那样大刀阔斧地引发政治动荡，只需用赵逵的公允即可肃清科场。
更令高宗倚重的是赵逵的刚直不阿。在蒋璨违规提拔、给事中辛次膺被罢黜的事件中，高宗本欲让赵逵妥协代为“书读”，赵逵却以“不可”坚决拒绝，捍卫了封驳职权。未几，赵逵兼给事中，随后又被擢升为中书舍人，史称其“登第六年而当外制，南渡后所未有也”。这种敢于违逆君王意旨、维护朝廷纲纪的举动，非但没有招致高宗的猜忌，反而让他对其愈加信赖。因为高宗明白，赵逵的刚直是出于“公”而非结党营私，这种忠于制度而非依附个人的品质，正是秦桧专权后朝廷最稀缺的政治品格。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王纶除同知枢密院事，高宗对军事机构人事的重整，也依赖于这类不涉派系之争的官员。
四、打破地域隔绝：以赵逵为枢纽的蜀士进用与政治防限
最体现高宗政治手腕与赵逵历史作用的，是他们对蜀地人才命运的共同改变。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月庚戌，宰执进呈赵逵所荐蜀士，高宗慨然叹曰：“三吴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可用者，不由论荐，无由得知。前此数年，蜀中仕官者，例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这段沉痛的自白，与何耕“遂蜀士如弃梗”的追忆遥相呼应——一个出自帝王之口，一个出自士人之心，共同构成了秦桧时代蜀士被系统性排斥的双重证词。高宗的感叹并非偶然之叹，而是对十余年“深抑蜀士”政策的迟来正视。赵逵利用自己受到高宗信任的机会，主动向朝廷荐举了杜莘老、唐文若、孙道夫等蜀地名士；后奉诏举士时，又推举了冯方、刘仪凤、李石、郯次云等人。高宗欣然接受。通过拔擢赵逵，再由赵逵举荐一批中下层蜀士进入中央，高宗既成功打破了秦桧留下的地域壁垒，安抚了蜀地人心，又将这批人才分散纳入皇权直接控制的官僚体系中，避免了他们汇聚在张浚门下形成政治山头。
高宗退位后，虽然孝宗锐意恢复，但由于“双重皇权”的存在，高宗依然把控重大决策与人事任免。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诏令五日一朝德寿宫。同月，因太上皇赵构不许，孝宗又下诏改为“一月四朝”。这种退位后依旧把持朝政的格局，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皇权”结构：在位的新君与退位的太上皇gong享最高决策权。前者虽具名义上的统治权，但后者仍通过控制核心人事与幕后垂询，保留了对国策走向的最终干预权。在这种格局下，考察赵逵所荐蜀士及同时期其他蜀士在高宗末年及孝宗初年的后续起落，更能透视出高宗的底线逻辑。这批蜀士进入朝廷后，多在台谏、文史与地方州郡任职，其仕途轨迹惊人地一致：他们在高宗末年被迅速提拔以彰显更化、清理弊政，但一旦其言行触及权贵利益或表现出过强的政治锋芒，便多以“外放”收场。
孙道夫：眉州丹棱人，由张浚荐于朝，赐进士出身。秦桧当政时“九年不迁”。秦桧死后，以吏部郎中入对，除太常少卿。绍兴二十八年（1158）假礼部侍郎充贺金正旦使，使还擢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因屡陈武备，宰相沈该疑其援引张浚，忌之。孙道夫“不自安，请出”，除知绵州，旋即致仕。其“蜀士+主战”的双重标签，使其成为高宗朝防范张浚政策下的典型牺牲品，即便被起用也难以久居中枢。
杜莘老：绍兴二十七年（1157）由赵逵荐举入朝。绍兴三十一年（1161）擢殿中侍御史，以敢言著称。因弹劾张去为遭谗外放遂宁知府，此后未再入中枢。可见，蜀士的言事权一旦触及皇权核心利益，便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唐文若：绍兴五年张浚任右相时的进士，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光禄丞召，改秘书郎，迁起居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被劾狂诞，出知邵州。虽有文学政事之才，亦终未大用。其才未展，亦折射出蜀士在朝廷整体防限氛围下的仕途天花板。
冯方：绍兴末被赵逵荐入朝。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金将渝盟，轮对，冯方与李浩、王十朋、查籥、胡宪始相继言事，闻者兴起。孝宗即位后张浚北伐，辟冯方为幕僚。主和派执政汤思退等借机打击张浚，冯方首先被论罢。冯方的命运沉浮，更直观地反映了蜀士一旦卷入张浚主导的政治军事大局，便极易成为党争牺牲品。
除赵逵所荐者外，高宗在秦桧死后亦陆续起用了长期沉沦下僚的蜀士虞允文、张震等人。张震入为台谏，其轨迹与杜莘老等如出一辙；而虞允文虽在绍兴末年金军南侵的危局中临危受命，于采石之战立下大功，但高宗对其依然防范，多授以“权”职或宣抚处置使等差遣，未轻授宰执实权。这进一步印证了高宗“用而防之”的底线：重用赵逵及其所荐蜀士，是为了在张浚之外另起炉灶，收编蜀地人心；但这批人绝不能成长为下一个张浚。而赵逵本人，也在不久后因病卒于中书舍人任上（时年四十一岁），未及尽展其才。
结语
宋高宗末年对待蜀臣的态度，是一幅充满矛盾与算计的政治图景。他因忧心“震主”而将张浚长期束之高阁，并在绍兴和议以来抑制蜀地士大夫集团；秦桧死后，为了拨乱反正，他转而破格重用赵逵及其所荐蜀士。秦桧党羽无蜀人，非蜀人不愿附秦，而是秦桧“深抑蜀士”的主动排斥；何耕“遂蜀士如弃梗”的痛陈与高宗绍兴二十七年“隔绝”之叹，一出自士人亲历，一出自帝王反思，共同构成了那段黑暗岁月的双重见证。赵逵以其“纯正不附权贵”的品格、在人事上公平取士、在政治上敢于担当的作为，完美契合了高宗既要清洗余毒、又要巩固皇权的需求。尽管赵逵不幸英年早逝，但他作为高宗手中拨乱反正的“安全阀与矫正器”，在压制权门余习、打破地域壁垒、重立朝廷纲纪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他身后所荐蜀士的起落沉浮——孙道夫因同乡之累自请外放知绵州、冯方因入张浚幕府而遭论罢——以及张浚在秦桧死后仍被长期冷落、直至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南侵才得以重新起用的命运，也共同成为了高宗帝王心术最真实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