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1年1月18日
“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者：《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文本，再现了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因为梁庄，大家认识了你，又是什么，让你一步步回到梁庄，直至贴近它？
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并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归乡”情结，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乡，也经常有回望故乡的情结。但是如果你的故乡是乡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为“底层”、“边缘”的代名词。我想，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不只是关心故乡的人应该关注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民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记者：当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逝去的亲人，用心倾听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时，却发现，“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样一种解读背后，让你有怎样的思考？
梁鸿：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如果我们的子宫不健康，
“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者：《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文本，再现了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因为梁庄，大家认识了你，又是什么，让你一步步回到梁庄，直至贴近它？
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并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归乡”情结，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乡，也经常有回望故乡的情结。但是如果你的故乡是乡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为“底层”、“边缘”的代名词。我想，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不只是关心故乡的人应该关注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民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记者：当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逝去的亲人，用心倾听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时，却发现，“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样一种解读背后，让你有怎样的思考？
梁鸿：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如果我们的子宫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