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简史
2020-04-23 21:06阅读：
中国儒学发展简史
儒学，也称儒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时期，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从孔子算起，儒家学说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如果对其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一般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
1.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1)“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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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礼”即周礼。孔子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他要求人们加强个人修养，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3)孔子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作为人，对于人格、品格的完善，强调进退有节，伸展有度。
2.儒学八派
《韩非子·显学》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就是所谓“儒学八派”。
在这些儒家派别中，只有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荀卿（孙卿）为代表的“孙氏之儒”，在当时成为显学，并且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孟子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弟子，而子思又是孔子得意门生曾子的弟子。曾子全面地接受并传播了孔子的思想，被后儒看作孔子的正传。孟子十分尊崇孔子、曾子，积极保卫儒家传统。
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从经济方面说，仁政要求正经界，恢复井田、制民之产，同时主张限制过分剥削，关心人民疾苦。从政治方面说，仁政要求实行王道，争取民心，以仁义统一天下。王道的内容，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臣关系上，主张相互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特别是孟子继承孔子思想提出仁义高于富贵、道德高于王权、王者必以大人为师的观点，对中国政治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极大地夸张了孔子关于人格自觉的思想，认为人性善，人生来就有仁心，充实它、发展它，便可以成为仁人；如果君主能这样做，即可推行仁政，因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他所主张的性善论、修养论和仁政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人而天、尽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即一个人如能充分发挥自己理性的作用向内思索，尽其心而知性知天。
孟子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所到之国皆不用。虽然影响很大，终于失败了。孟子虽然生前不得志，死后却特别荣显，汉代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在儒家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称为“亚圣”。他的学说与孔子学说在一起被尊为“孔孟之道”。
儒家的仁义派失败了，但礼乐派却胜利了。
战国末期礼乐派的代表是荀况（字卿，亦称孙卿）。他以孔子关于礼乐的学说为主，继承、综合了道家和前期法家的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提高，形成了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荀学。
荀况强调礼乐的重要：“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荀子的礼不再是周礼，而是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的地主阶级的礼，它包含着法的核心内容：“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荀子的礼仍然要区别贵贱少长，以礼约束士大夫，以法制裁庶民百姓，但是他反对世卿世禄，主张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遵守礼义的要降为庶人，数人子孙能守礼义的可升为士大夫。
荀子也很重视乐。他认为，人的快乐要表现在声音和形体动作上，形成歌舞，这就是乐。乐可以是邪辟的，也可以是善良的，全在如何引导。圣人对乐加以规范，使其内容健康，这种乐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可以移风易俗。“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在荀子看来，乐与礼一样具有教化的作用。荀子还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对抗，由性恶强调礼法的规范作用，对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
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但孔子和孟子都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法，偏重重于“教化”。荀子与他们不同，他的主张更有着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吸取了法家的思想，倡导“礼义”的同时，又主张“法度”的作用，“教化”与“刑罚”兼施的政治职能化倾向。荀子更强调法制的作用，用礼义教育去教化人的自然本性，从而达到人人适应人的公共原则。由此可知，先秦儒学的发展表现出了儒家从内在感情向道德行为，再到重视社会制度的转变历程。
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荀子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国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片面地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国的速亡。
二、汉唐经学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从汉代到唐代，是以经学的形态出现，西汉和东汉是经学的全盛时期。所谓经学，就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学经典的诠释。
早在战国时代，儒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经学，但那时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孟子学说和荀子学说。到了西汉初年，孟、荀两派皆已消歇，能够代表儒学的便只剩下经学。经过自然淘汰，焚书坑儒和战乱，留下的经师为数不多，如济南的伏胜，是秦朝的博士，精于《尚书》，晁错曾经跟他学过《尚书》。当时学习经书，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称为“今文经学”。
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的六十多年中，朝廷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和刑名之学。汉武帝时期，专治春秋公羊学的今文经学派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与《春秋》的大义名分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公羊学，使它成为武帝以后汉家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为维护封建统治，向右发展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君臣关系上，他抛弃孔子尤其孟子提出的君臣互相尊重的民主精神，主张人臣要绝对顺从君主，“委身致命”，“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就使儒学转变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三纲”是对君权、族权、夫权的肯定，加上董仲舒提出的天主宰一切的神权思想，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在他那里便已制备齐全了。
鉴于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专任刑罚会逼得农民不畏死而造反，而任德则不然。一方面由于“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汉书·董仲舒传》），另一方面实行“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等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即可使封建国家长治久安。董仲舒的任德思想，继承了孔孟仁政学说，主旨在调和对立，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对中央政权与诸侯王的矛盾，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即削平诸侯，巩固皇权，这一点与汉武帝深相契合。
董仲舒恢复了被先秦唯物主义者抛弃了的天作为至上神的形象，认为地上的一切都由天意决定。天子是天的长子，天对天子十分眷顾，有善政则降祥瑞庆贺，有劣迹则降灾异谴告。董仲舒本来的意图是借助天的权威推行自己的学说，并对皇帝有所限制，但因为他重新宣扬殷周时代的崇天神学，就使儒家学说宗教化了。他把孔子说成前知数百年的教主，他本人不但经常推测天谴的含义，而且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更使当时儒家学派妖气十足。
董仲舒还根据五行之气循环当令的思想，推衍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上有黑、白、赤三统，循环出现，主宰社会。每统皆有相应的正朔与服色，相互区别而不乱。秦为白统，汉刘邦为“赤帝子”，赤统应代白统，因此刘氏坐天下为天意所属。但是循环论只允许改制不允许变道，改的是正朔、服色，“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庄王》）为什么道不可变“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观点。
董仲舒认为，要加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必须加强它在思想上的统治，为此就要一种思想统一全国，这便是儒家思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不仅改变了儒学的内容，也改变了儒家的地位，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唯一正宗思想。
今文经学派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没有能够持久。东汉以后它逐步衰落，让位于魏晋玄学和南北朝隋唐的佛学。
公元四世纪的西晋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所有的经学典籍。古文经传因为简约，儒生背得出，得以流传下来；今文经传除了何休的《公羊解诂》，全都永远地消灭了。南朝和北朝流行的经传不同，北朝恪守东汉经师旧注，南朝则以魏晋时代的新注为主，兼用郑玄等人的旧注。唐代立国以后，为统一南北经说，唐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解释《易》、《诗》、《书》、《左传》、《礼记》，撰写《五经正义》（后来有人注释《周礼》、《仪礼》、《谷梁》、《公羊》，合为《九经正义》），这便给经学做了总结。
汉魏以来人们把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等封建文化称作名教，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经学是对名教的一种具体的特殊的解说，经学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名教的消亡。魏晋玄学实质上是道家和儒家妥协的产物。玄学家王弼，一面竖起老子的旗号，主张“贵无”，崇尚自然，同时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另一位玄学家郭象，信奉庄子理论，主张“玄冥独化”，同时又说“名教即自然”，要人们主要是封建贵族，在名教中即等级宗法制的世俗生活中，求得道家超世俗的清静无为的快乐。
佛家否定人的世俗生活，要求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解脱。这种宗教在印度有它的适合土壤，而在中国这块名教（儒家学说代表的）有身后势力的土地上便无法坚持原来的教义。佛家本来不讲孝道，但在中国不孝乃是大逆不道，佛家也就不得不把孝道当做佛门的善行，从而出现了许多孝僧。而反佛的思想家，以名教的华夷之辨、忠孝节义为武器，批评佛教非中华之教，无君无父，不齿于人类。这是使印度式佛教不能在中国生根、不得不改造为中国式佛教，而中国式佛教也不能持久地占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三、宋元明清的理学
唐代的韩愈是新儒学的先驱。他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与弟子李翱一起表彰《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批评作为夷狄之道的佛教。然而唐代佛教势力很大，在王公贵族、官僚、士人中间，佞佛者居多，新儒学得不到发展。
宋代的情况有所不同，赵家帝王虽然也礼拜佛老，但似乎对儒家更为垂青。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表彰孝悌，亲自主持进士的考选。宋真宗赵恒还跑到曲阜祭孔，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新儒学开始勃兴。儒学发展为理学，重新登上王位，它在思想界的统治，一直维持到清代。
先有“北宋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是北宋理学的先驱。他们以泰山书院为依托，讲学授徒，四方学者慕名前来求教切磋,逐步形成“泰山学派”,对儒学的传承起到很大作用。
紧接着，北宋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援引佛、道的一些新概念、新范畴，将老子的无极太极，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中庸的诚等思想资料熔为一体，重新排列，改造道士陈抟的《太极先天图》，提出《太极图》，构建了一个宇宙本体论。张载、程颢、程颐各自提出“气”、“理”本体论，使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相结合，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以“性理学”而并称北宋五子。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的优点，建立了集大成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人称“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进入到鼎盛时期，形成闽学、陆学、吕学、永康、永嘉等重要学派。到南宋末，朱熹学说逐步上升到统治地位。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颢的学说，建立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体系，人称“陆王心学”。此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唯物主义学说。
理学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仁、义、礼、智之理为世界的逻辑根据，万事万物的本性。朱熹说：“性是太极（理的总体）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朱文公文集·答陈器之》）这个理论继承了孔孟重视仁、义、礼、智的基本立场，但把四者提到世界本原万物本性的高度，理论深度大大超过孔孟。汉代的董仲舒也强调仁、义、礼、智，但在它们之上安排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上帝；理学家们抛弃了上帝，用“理”来代替它。“理”作为脱离个别的一般，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用“理”作为天地万物、封建伦常的根据，乃是最巧妙的唯心主义手法。理学的唯心主义比董仲舒的唯心主义要高明、精致得多。
二是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倡导禁欲主义的修养方式。以往的儒家理论虽然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是并不否定满足欲望的合理性。理学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力于道德生活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了严厉的排斥、压抑的态度。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十三）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同上）。过去，妇女改嫁是比较自由的，然而宋代以后却受到舆论的非难，这与理学家的极力反对有关。程颐认为寡妇即使饿死也不能改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
三是在认识论上，程朱派主张即物穷理，但是只允许在事物之上“穷”出仁、义、礼、智之理，如果“穷”出事物自身的理，得到与仁、义、礼、智无关的自然知识、文史知识，他们就大声呵斥：“此是何学问！”陆王派则更为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心内求理。他们骂“格物”是“支离”，要学者们走他们的“易简”之路，不读书不学习，专门求诸“良知”的发现。程朱陆王只教导人们从事内心省察和修养，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知识，表现为极端的空疏。汉代经学的烦琐和宋明理学的空疏，都是很坏的学风，比起孔子是大大倒退了。清代学者颜元说，宋明的儒生，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四存编·存人编》）。至于那些“假道学”，则阳为道学，阴为盗贼，更不值得一提了。
朱熹的传注，从南宋末年直至清代，一直是士人必修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反对它会遭到充军发配乃至杀身之祸。到明代，朱熹学说已经相当僵化。王守仁用“心学”来挽救朱学之弊，却很快走向“狂禅”即极端主观唯心主义，致使明王朝在无法摆脱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危机中覆亡。清王朝继续推崇、利用朱学，但这时它已经失去生机，只是作为一具令人窒息的僵尸，延续它的存在。
四、清代的新经学
清初的知识分子沉痛地总结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的泛滥乃是误国的重要原因，于是起来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期反清复明。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欲以经学代替理学，并且主张治经必须从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进而理解它的本义，《音学五义》是他考据学的代表作。他还特别重视研究实际问题，经过多年实地调查，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以及经济状况，为日后反清起义做准备。
为了改变宋明理学的空疏，黄宗羲与顾炎武相呼应，在史学上下功夫。他在广泛搜集、精心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写了有关明代历史、哲学史、宋元哲学史的著作，影响深远。黄宗羲有民主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痛斥君主罪恶，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这些思想超越了封建主义的界限，具有民主色彩。
与顾、黄有着相同思想倾向的湖南王夫之，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在哲学上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特别是陆王的唯心主义理论。他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万事万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这种学说动摇了理学的理论基础。
这时在河北还有一位提倡践履之学的颜元，他认为程朱陆王教人读书、静坐、反省，极端有害，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朱子语类评》）。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卷一）。颜元主张用实学、习行代替空言，“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存学编·上陆标亭书》）
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时，都是高举孔孟旗号。颜元说：“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他们自以为恢复了真正的孔孟之道，实际上他们的学说乃是儒学的新发展，是儒学最后阶段。人们把向汉儒学习、致力考据的学问，称作“新汉学”或“新经学”。
在新经学新学风的影响下，有越来越多的儒生抛弃理学，转向经学。胡渭、阎若璩经过详密考证，分别写出了《易图明辨》和《古文尚书疏证》，前者证明宋儒奉为神圣的《太极图》乃是改头换面的道教作品，后者证明理学基本经典之一的《古文尚书》，是晋人王肃编造的伪书。这样，就在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理学阵地动摇了。
乾隆朝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于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皇帝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也出而倡导经学。考据之学在乾隆、嘉庆时代兴旺起来，因而考据学也称为“乾嘉学派”。从顾炎武、黄宗羲的本意来说，新经学或新汉学应该是一门与国计民生、民族斗争有密切关系的学问，而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却成了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了。这一点也是清代人的经学与汉代人的经学的不同之处。不过，由于大批学者辛勤劳动，并运用了科学归纳法，使考据学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考据学派以惠栋父子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取材严而论断精，达到极高的成就。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不仅是考据名著，也是哲学名著。他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正确地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于人欲之中。他沉痛地指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以后，考据学日趋烦琐，走了下坡路。道光以后，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一部分士人抛弃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传统，转而研究与政治结合较为紧密的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公羊学者龚自珍提出了改革朝政的要求，认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将导致一场大动乱，清政府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魏源不但研究中国，而且放眼世界，编写《海国图志》，分析国际形势，认为要对付外敌侵略，必须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改变因循守旧的态度，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龚魏的思想，在理学与古文经学统治的思想陈腐而沉闷的知识界，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新提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